青年杜任之与鲁迅的一段交往

杜任之（1905—1988），当代学者、哲学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后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弗莱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进修经济学、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著有《孔子思想精华体系》《论主观能动性》《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点》等，主编有《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等。

聆听鲁迅演讲，决意冲出“象牙之塔”

1926年，杜任之考入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是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下，杜任之被迫中断学业，离开上海辗转至武汉，数月后又返回上海，易名“杜力”，进入国立劳动大学就读。

时任劳动大学校长的易培基与鲁迅同为章太炎弟子，两人又曾同在北京教育界任职，多有交往。因此，当得知鲁迅由粤抵沪定居后，易培基便邀请鲁迅到劳大作讲演。

1927年10月25日，在师生热烈的掌声中，鲁迅走上讲台，围绕“关于知识阶级与革命的问题”这一主题，阐述了当时知识阶级与统治者的矛盾，剖析了知识阶级普遍存在脱离社会现实、易于徘徊动摇的弱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一一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至于诸君，是与旧的不同，是二十世纪初叶青年，如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着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鲁迅在讲演中批评了“衰弱的产党嫌疑分子”的证物中，除铅笔刀外，没有任何可怕的"武器”，但在其书信和文稿中，他们发现一件“有价值的”证物一一一首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诗作《我渴望着北极的赤光》，校方以“明目张胆地宣传赤化”为由，将杜任之驱逐出校。同时将中共嫌疑分子张楚鹃、乔其美押送至江湾国民党驻军团部。

知识阶级”，鼓励青年学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要与旧社会旧势力作坚决斗争。

聆听讲演后，杜任之觉得鲁迅对“知识阶级”的许多看法切中要害，结合自己参与学生运动的体会，他认识到知识阶级必须冲出“象牙之塔”，改掉脱离社会现实、向旧社会旧势力妥协的弱点，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遭无故除名，劝阻鲁迅赴劳大讲课

不久后，杜任之在武汉结识的进步学生张楚鹃、乔其美来到上海找他，谈到打算设立国民党江湾区党部劳动大学支部、“学生自治组织”，组织开展学生运动的动议。杜任之极表赞成，三人迅速展开筹备工作。

就在他们紧锣密鼓筹备之际，11月6日午夜，校方以搜查共产党嫌疑分子和“暴动武器”为名，对学生进行突然搜查，杜任之等3人被抓。在搜查到的杜任之作为“共大的作家，怎么能给劳大这种镇压学生的学校继续讲课呢？我一定要设法通知鲁迅先生，使他了解易培基是个什么样的人。”

打定主意后，杜任之专程来到位于闸北景云里的鲁迅寓所，不巧的是，鲁迅到北新书局去了。他接着找到北新书局，鲁迅得知他的来意，邀他边走边聊。杜任之向鲁迅汇报了劳动大学最近发生的捕人事件、学生的斗争情况及自己的思想变化。他着重陈述了易培基对进步学生的压制打击和激烈言词，如“学校不稳定，完全是因为共产党捣乱，已经查出两个共产党，有他们的共产党传单和某些行为为证；还有一个准共产党，有文稿、诗稿与平时‘捣乱’为证”。

鲁迅默默地听着杜任之的话，脸色越来越沉郁。杜任之问道：“劳大当局请周先生讲课是为装潢门面的。虽然同学们很欢迎，可是学校现在竟这样反动，周先生今后是否还准备到那里讲课？”

鲁迅沉吟片刻后说：“我到上海本来不想再教书了，可是易寅村（易培基字寅村，引者注）要我去那里讲演，我因曾与他同过事，也只好答应了。但他们标榜‘无政府主义’，大讲其‘人道主义’，现在竟然做出这等事。我本来不想再去讲了，可是易寅村约定为我设‘文学讲座’，每周两小时，因此我还要考虑去不去。”

在了解到杜任之目前失学流落街头的状况后，鲁迅关切地询问他今后的打算，杜任之激愤地说：“我本来不是共产党，他们说我是准共产党，那么我就真的去参加共产党，看他们怎么样？周先生能否为我找到参加共产党的线索？”

鲁迅回答说：“线索我还不知道。我想，你自己也许已经有了，或者你在奋斗中一定会找到的。”杜任之表示打算学习文学创作。鲁迅考虑到他目前的困境，建议说：“失学、失业，日子长了也不是个办法，总得先有个立足之地，生活下去，才能奋斗，才能有件去创作。”临别时又真挚地说：“以后有要我之处，就请来吧！

几天后，杜任之又得知鲁迅第二次到劳动大学讲课的消息，于是立即写信劝他“不再去讲课”，作为对校方迫害进步学生的“抗议”。鲁迅经过深思熟虑，于11月27日托人传信给易培基，表示辞去在劳大的兼任教职。虽然校方再三挽请，但鲁迅辞意已决，以实际行动支持了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

短暂的交往，深远的影响

在与鲁迅的交往过程中，杜任之确立了人生道路的方向。他通过山西同乡多方寻找门路，成功将张楚鹃、乔其美两人营救出狱。后经张楚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的一天，杜任之与鲁迅在北新书局不期而遇。鲁迅关切地询问被捕学生的近况，杜任之回答：“他们二位已飞出牢笼了！”鲁迅听后连声说好。

杜任之将自己创作的长诗《血与火》拿给鲁迅，请他指导。这是他根据参加广州起义的同志所讲的真实情况为题材，仿照俄国诗人勃洛克的诗作《十二个》所作的一首歌颂起义者献身精神的诗作。鲁迅仔细阅读后说：“你的诗作已走出了‘象牙之塔’，越过‘十字街头’，方向似乎是对的，努力前进吧！”

1928年夏，杜任之受中共地下组织派遣，到徐州从事兵运工作，后远渡重洋，到德国留学，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再当面聆听鲁迅的教海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时，杜任之正在山西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噩耗传来，他异常悲痛。他与山西进步文艺界的亚马、田景福等人共同发起鲁迅先生追悼筹备会，于10月25日在太原举行各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杜任之在大会上发言，深情追述了青年时期与鲁迅的交往，高度评价其伟大贡献，称颂鲁迅的英名可与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巴比塞相提并论

杜任之与鲁迅的交往虽然短暂，但鲁迅对他一生的影响却重大而深远。他回忆说：“我初期学习写作、踏上革命道路和以后无论在任何恶劣环境下找寻光明，坚持斗争，从思想历史根源上说，也多由于曾经受到鲁迅的启发、诱导和鼓舞。”他先后撰写了《我的回顾》《永不磨灭的印象》《鲁迅在劳动大学讲课的前后》等多篇回忆鲁迅的文章。

（作者系绛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