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确保党领导的军队与一切剥削阶级旧式军队划清界限，如何把一支旧式武装改造成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任务，也是活跃在鲁南一带的铁道游击队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其最早发端于1938年夏，始称枣庄铁道队，1940年1月正式成立，称鲁南铁道队，后与临城南北两支铁道队合编，隶属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支队，人员最多时达300余人。鲁南铁道游击队成员多数来自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出身贫苦。他们一方面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另一方面，长期的“偷抢”、流浪生活，又有打架斗殴、歪戴帽子斜楞眼等无组织无纪律的流氓无产者习气。由于普遍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严峻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使这支队伍必须接受长期的、严格的、连续的党性锻炼和无产阶级思想的锻造，这不仅关系到其自身能否立足生根，而且也关系到抱犊崮山区、以至整个鲁南的抗日斗争前途。

政治建军立根本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①作为革命军队生命线的政治工作，实质上就是党如何领导和掌握军队，关系到枪杆子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可以说，没有革命的政治工作，就没有革命的军队。建立并执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原则和经验教训，“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②。

1.设立政工制度。枣庄铁道游击队成立后，游击队领导人洪振海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党的政策虽有所了解，但并不深入。这支由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组成的抗日队伍，急需一名党的政治工作干部为大家指明前进方向，因此洪振海多次向驻在山里的苏鲁支队请求派政委来领导壮大队伍。1940年2月，八路军苏鲁支队委派第二营副教导员杜季伟到铁道游击队任政委。游击队刚成立时仅有9人，按人数连班的建制都达不到，远远不够派政委的条件。苏鲁支队之所以为这支小型抗日武装派政委，“主要是考虑到这支抗日武装地位特殊，发展潜力大。再加上洪振海等曾多次请求支队给他们派政委，如果支队不给他们派个教导员，担心他们会有不重视的想法，而影响对这支武装的改造和发展”③。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与培养，1940年4月，杜季伟先后发展王志胜、赵永泉、徐广田、曹德清等游击队骨干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党支部，杜季伟任支部书记。铁道游击队党支部的建立，使这支队伍有了灵魂和主心骨，标志着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为今后的发展改造打下良好基础。为了改造这支武装，上级党组织先后向铁道游击队派遣6名政委和数十名政工干部，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使铁道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得到大幅提升。

2.开展政治整训。鲁南铁道大队成立以来，坚持边作战边训练，先后开展练兵整训活动8次。一方面，加强内部整训，在微山湖东岸的欢城、枣庄西南的小屯、微山岛上的杨村举办3次培训班，选派班队长和优秀战士进行军政训练。政治课主要是学习如何开展游击战和持久战方面的理论，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加强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军事训练课的主要内容是射击、爬车、破路、格斗、泅水、野外生存等，以此来提高队员的军事技能。另一方面，还曾5次进入山区休整和整训。这5次进山整训，是他们在游击区难以坚持时被调到山区开展的，在政治、组织、战术、技术、纪律等方面巩固了部队，提高了队伍的政治性、革命性、纪律性，使铁道游击队接受了正规部队的教育，启发了广大队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觉悟，培育了坚韧不屈的革命意志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这是实现旧式武装向新型人民军队历史性转变的重要一环。

3.忠诚执行路线。纵观铁道游击队整个抗战历程就是一部为党分忧、为党尽责的忠诚史。他们以“做党中央决策的忠实执行者”为目标，只要是上级党组织提出的任务，总是想方设法地去完成。1938年10月，为搜集枣庄日军情报，扭转抱犊崮山区主力部队被动局面，洪振海和王志胜潜入重兵把守的枣庄建立抗日情报站；为解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鲁南部队补给缺乏的燃眉之急，他们打票车、截布车，缴获了大批敌用物资。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在日军不断分割“蚕食”下，鲁南山区被严重压缩，原先由山东、华中去往延安的交通线被完全切断，经津浦线过微山湖，成为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去往延安的必由之路，打通交通脉络、保证过往领导干部的安全成为微山湖区抗日武装的新使命。1942年7月刘少奇在过微山湖期间，作出要保护好湖上交通线的“五点指示”。1943年11月陈毅过湖时，也曾指示：“特别这条交通线，是华中、山东直接通往延安向毛主席汇报的通道，千万马虎不得！”游击队员们开辟和保护战略交通线，使过往津浦铁路线、微山湖的各级干部通行无阻。由于日军、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边区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经费物资极端匮乏，于是，这条秘密交通线不仅护送领导干部安全过湖，还承担护运黄金的重要使命。1938年至1944年，“招远共筹集上交黄金13万多两”④，其中的一部或大部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运抵延安的。全民族抗战胜利后，铁道游击队坚决贯彻党中央发出的“迫敌投降，对拒不投降者予以坚决消灭”的命令，经过多轮谈判，在1945年12月1日迫使枣庄日军在沙沟投降，为微山湖区的抗日传奇画上圆满句号。

思想建党铸军魂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首先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头脑、培根铸魂。在铁道游击队的改造过程中，历任政治委员无疑是铁道游击队的灵魂，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改造方式。

1.强化理论武装。铁道游击队被萧华将军誉为坚持在敌占区工作的武工队、游击队的“一面鲜艳旗帜”⑤，它在执行党的游击战理论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沉痛教训。总结其发展史可以看出：凡是正确执行党的游击队理论就能高歌猛进，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就会遭遇失败。1941年12月27日，在黄埠庄战斗中，敌我力量悬殊，临城日军纠集1000多人，分兵包围了铁道游击队基点村黄埠庄，而铁道游击大队仅有队部和短枪队共50多人，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突围转移。洪振海为掩护群众转移，也更想为乡亲们报仇，不同意立即转移，在黄埠庄的运河岸边摆开战场。50人面对上千名装备精良、凶狠残暴的日伪军，违背了游击战术原则，洪振海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2年4月，日军3000余人，奔袭我驻微山湖一带，当时驻岛的8支游击队不足500人。虽毙敌100余人，我方峄县大队副大队长褚雅青等200余人却壮烈牺牲。经历上述惨痛失败后，游击队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总结，特别是在进山整训期间，通过系统学习游击战理论，增强了对游击战理论科学性、正确性、指导性的认识，从而真正认同并在实践中熟练运用游击战术。铁道游击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丰富斗争经验，提高斗争本领，逐渐学会将党的方针政策与本地实际相结合，能根据抗战形势、上级指示和主要任务的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工作重心。

2.个别谈心谈话。第一任政委杜季伟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按照八路军加强作风建设的相关条例为铁道队制订纪律规范。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感到机械照搬、传统灌输在铁道游击队是行不通的，必须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循序渐进地说服教育，方法要灵活多样。通过进一步接触，他认识到要想教育游击队员，首先要与队员们交朋友，在生活上和他们打成一片，再不失时机地讲解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以及严明纪律。他还从思想教育入手，让队员们谈自己的穷苦出身。随着谈心谈话的深入，队员们思想上产生触动，政治觉悟也逐步提高。特别是在铁道游击队建立党支部后，共产党员成为铁道游击队的中坚力量，队员的坏习惯也有了较大改变。这种思想改造方式针对性强、实效性高，但面对不断增加的队员就显得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了。

3.开展文化学习。在铁道游击队中，90%以上的队员都是文盲。第五任政委张鸿仪认为，要改变部队的思想作风，仅仅靠个别谈心谈话是不够的，要在部队集中开展扫盲活动，提高队员的文化素质，丰富部队的文化生活。他规定干部每天学3个字，战士每天学2个字，要把识字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这对队员们来讲是巨大挑战，张鸿仪就耐心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要他们明白学习的目的。识字运动的兴起，让铁道游击队俨然变成一所学校。随着队员们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他便结合文化课讲一些抗战形势和革命道理，使大家明白打仗、闹革命不仅是为了使自己摆脱压迫、赶走日本侵略者，更是要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富强文明的国家。由于队员们的空余时间都投入到了文化学习和文体活动中去，喝酒、打牌、赌博的现象明显减少，部队的思想素养、文化素质有了很大跃升，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信念，提高了阶级觉悟，能自觉地把个人斗争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组织强队挺脊梁

铁道游击队以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原则，以组织路线服务保证政治路线的高度自觉，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强大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着力打造了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飞虎雄鹰。

1.配强领导班子。“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⑥要想真正将铁道游击队凝聚起来，大队长和政委的配备尤为关键。上级委派政委以体现党的领导和坚强意志，大队长则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推选出来的。在黄埠庄战斗中首任大队长洪振海壮烈牺牲后，继任人选主要有副大队长王志胜、一中队队长徐广田、二中队队长孙茂生、刚提拔为中队长不久的刘金山。最后，杜季伟决定推荐刘金山。这是因为，虽然刘金山参加铁道游击队的时间较晚，但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更主要的是他在政治方面比较成熟。如在铁道游击队合并时，洪振海和徐广田都不同意，是刘金山在做通洪振海的工作后，合并才得以成功。杜季伟考虑成熟后，先召开支委会讨论，再举行全体队员大会，正式提名刘金山担任代理大队长，经全体队员举手表决通过，上报鲁南军区。从继任大队长的推荐任命过程，可以看出杜季伟超强的政治领导能力和党组织严格的选人用人程序，选人用人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必须把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绝对忠诚放在第一位。

2.严格入党关口。铁道游击队在入党条件、党员培养、入党流程、日常管理等方面都是非常严格、慎重的，通过洪振海入党的例子就可见一斑。作为鲁南铁道游击大队的创始人，铁道游击队的每次重大战斗胜利，都与洪振海果断指挥和英勇冲锋分不开，他是名副其实的铁道战斗英雄。但是，他身上也存在明显缺点，如性格暴躁、固执、家长作风等。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一方面耐心说服教育洪振海克服改正自身缺点，另一方面指示政委杜季伟不能因为洪振海脾气不好而长期将他关在党的大门之外，这样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洪振海在军区首长的帮助和教育下，认识到自身缺点的严重性，在返回微山湖地区后，再次向铁道大队党支部提交入党申请，并表示要坚决改掉自身的缺点。洪振海牺牲后，鲁南军区政治部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可见，铁道游击队严格按照入党条件发展党员，认真履行组织程序。

3.健全组织制度。支部建在中队。1942年5月，经鲁南军区批准，铁道游击队用缴获的枪支组建了长枪队，军区政治部保卫干事赵宝凯任队长兼指导员，此后铁道游击队相继在其他中队也配备指导员，并成立党支部，指导员任党支部书记，负责发展党员、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经常对党员进行革命前途、民族气节等政治教育。设置政治协理员和副政委。为加强铁道游击大队的政治工作，杜季伟决定让赵宝凯改任大队政治协理员，协助他做思想政治工作。1944年9月，调任鲁南军区第一武工队队长郑惕任铁道游击大队副政委，协助政委张鸿仪开展政治工作。政治协理员和副政委的设立是铁道大队重视和做好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实践。在恢复鲁南铁道大队番号以后，大队根据上级指示重新制定规章制度，健全机构，配备文书、会计军需员、粮秣员和警卫班，使部队向正规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纪律得民强根基

铁道游击队经历了从最初的群众疏远，到主动接近群众，再到与群众融为一体的群众工作三部曲。

1.初到湖畔遇危机。全民族抗战期间，铁道游击队在铁道线及其附近地区作战300余次，遭遇数次危机，如1940年5月的义和炭场被查封，1941年12月的血战黄埠庄，1942年4月的微山岛突围战，1943年1月六勇士血洒蒋庄等，但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还是1940年7月刚合并时初次来到微山湖畔。由于人地两生，过去的群众关系没有了，情报网也失去了作用，50余名队员吃饭、住宿都成问题，外部还有日军的围追堵截、“扫荡”“清剿”，他们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为解决游击队员在微山湖一带的立足问题，政委杜季伟找到地下交通员秦明道。他为此想方设法筹集物资，自己更是节衣缩食、穷尽所有，把家里仅有的高粱煎饼和窝窝头都给了游击队员，家人却喝苦涩的野菜汤，即使两三岁的小孙女哭喊着要吃煎饼也没留下一个。即便秦明道使出浑身解数，队员们还是穷困不堪，处境极为艰难。究其根源就在于湖区人民对这支部队缺乏足够的了解，游击队也没有发动群众，加上反动伪政权的欺骗性宣传，所以当时没有取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