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路上的医疗救护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开始了长征。途中，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大小战斗不断，伤员数量持续增加。而红军医护人员有限，缺少药品和医疗器材，伤病员经常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另外，红军部队在艰险残酷的环境中日夜兼程，将士们衣物匮乏、粮食不足，寒冷、劳累、饥饿导致他们抵抗力下降，极易发生各种疾病。红军的医疗救护面临严重困难和巨大挑战。

为改变不利局面，中革军委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医护宗旨，建立了高效的战地救护队伍，为保证红军将士的生命和健康，壮大革命有生力量，赢得长征最后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红军走到哪里，医疗救护必须跟到哪里”

1935年1月，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决定：师级以下医疗单位人员全部重新编组，分派到各团、营、连一线部队，设卫生队、医疗站、救护组等，保证伤病发生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同时根据伤势、病情决定是否送上一级医院。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要求医护人员：“红军走到哪里，医疗救护必须跟到哪里，及时救治、维护将士的生命与健康，保持战斗力。”

总卫生部还从各部队每个连抽调1名战士作为卫生员，参加为期两周的医疗救护短训班。结业归队时，每人配备止痛用的吗啡注射液10支、阿片10片，碘酒、高锰酸钾消毒液和绷带、药棉，医用剪刀、镊子、缝合针线等。他们虽只能做消毒止血、缝合包扎、取子弹和弹片等简单的处置，但这些处置和小手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将士们的伤势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救护。

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就创办卫生学校，时任学校教育长的李治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办的卫生学校，有军医班、调剂班、保健班和看护班，总共有五百多名学员，由各方面来考察，其成绩都不差。”在长征艰难的环境中，红军依然十分重视对医护人才的培养。1935年2月，卫生学校利用部队在遵义休整的时机筹备复课，仅用3天就从前线各部队调集学员200余人，备齐教材，排好课表，开始分班授课。

卫生学校从1931年创办到红军长征出发前的3年多时间里，共培养出学员686人，有效增强了红军的医疗救护力量和防病治病能力。

同时，红军还注重招收通晓医术的专业人才。民间郎中、草药师大多懂中药、善偏方，但缺乏西医诊疗知识，红军医护人员就手把手教他们测体温、测呼吸、量血压，以及清创、缝合、包扎等外伤诊疗、护理技能。

长征中，红军野战医院都要随部队同行，各医院按伤病情不同，以“能走长路、不能走长路、不能走路”为标准，将伤病员分别编为“重伤”“轻伤”“休养”“康复”连队，安排跟护、搀扶、担架等。对短时间难以治愈的伤病员，则做好思想工作，留下足够的生活费和药品，安置在当地可靠的群众家休养。

为预防多发病和传染病，总卫生部制定出《行军卫生条例》，利用标语、传单、文艺演出等形式大力宣传普及，如“出发前要带足凉开水，检查鞋是否破损，绑腿不要过紧过松；不吃不知名的野菜、蘑菇和不干净的东西；宿营时要挖厕所，要用热水洗脚；野外露营尽量多铺稻草”等。

翻越雪山时，医护人员要求每个战士多带烧酒、辣椒、生姜，多穿衣服、吃饱食物；随身物品尽量减轻；每人要带强心药，散寒止痛的济众水；不可途中睡觉等。这些卫生知识在部队中深入人心，有效起到了预防作用，保证了将士们的健康。

同时，总卫生部还颁布《连一级卫生勤务》《师以上卫生勤务纲要》等规定和条例，完善了各级医疗卫生勤务的工作制度。

“只要有一点希望，就绝不放弃”

1931年10月，中革军委在江西兴国创建红军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1934年10月，总医院跟随部队长征，医护人员无私无畏、忘我付出，救护、治愈了大批负伤患病的将士。

每逢重大战役，总医院都要派出医疗救护队驻守前线，并根据战事发展、变化，在战场周边建立临时医院或医疗所，同时在前、后方之间设转运兵站，供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休息、治疗。湘江战役中，红军重伤员大量增加，需用担架抬行，总卫生部调集480名战士组成担架队，由总医院指挥，负责转运重伤员。

1934年12月，红二、红六军团先后攻占湘西的永顺、大庸（今张家界）、桃源等地，前、后方距离拉长，总医院就在大庸建起临时医院，收治从各个战场转运来的100多名重伤员。

参加长征的各军团所属医院中，由傅连暲院长率领的中央红色医院最为著名。傅连暲曾是红军卫生学校首任校长，培养出一大批部队急需的医护骨干。他本人也医术高超，尤其擅长西医内、外科和传染病防治等，曾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治愈疾患，也为刘伯承、王树声等诸多红军将士治好了伤寒、疟疾等，毛泽东赞誉说：“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连暲医生就是华佗。”

傅连暲参加长征时已年近半百，还患有严重肺病，征途上的高原气候不时让他心慌气短、行动困难。总卫生部为照顾他的健康，特意派了一顶轿子，但他坚持不坐，大多时间跟随部队徒步行军。红九军团医生涂通今晚年回忆说：“傅院长在工作中有一句口头禅：‘只要有一点希望，就绝不放弃。’行军每到宿营地，他把背包、药箱和干粮袋一放，就带人支帐篷、搭炉灶，点火烧水，消毒医疗器材，或为伤病员体检、换药，或跑出去到附近群众家找木板搭手术台，连夜为伤员做手术。”

1935年2月25日，红三军团发起娄山关战役，第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在激战中小腿负伤，一连包了10多层药布，鲜血仍向外涌，但他依然坚持指挥战斗。直到3天后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才被人用担架抬到中央红色医院。傅连暲解开包扎一看，伤口已严重感染，必须立即从膝盖以下截肢，否则菌毒入血，危及生命。当时，医院的药品长时间得不到补充，已没有麻药，只能用草药熬制的麻醉膏外敷止痛。

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钟赤兵疼得几次昏死又几次苏醒，术后没几天却伤口感染，腿肿得像水桶，持续高烧使他不时陷入昏迷。军团长彭德怀来医院看望，见他病情危急，叮嘱傅连暲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活。傅连暲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会放弃，但从伤情看，只能再次截肢。”

这次手术一周后，钟赤兵的创口又开始化脓，只得又一次截肢。他半个多月历经3次大手术，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他翻越雪山，穿过草地，最后胜利到达陕北。

李治回忆说：“第二次到遵义时，住在一个大洋房内，红色医院收容了娄山关战役的重伤员……没有一个发生意外的危险。”中央红色医院医生张汝光也回忆说：“第二次进入遵义后，部队获得10余天的休整，我们用总医院援助的麻药，为来不及做手术的伤员都突击做了手术，使80%以上的伤员治愈归队。”

红军的“药房”遍山野

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以来，药品和绷带、药棉、碘酊等医疗物资主要靠从敌占区购买、战场缴获、打土豪没收来补充和储备。长征出发时，总卫生部携带了200多担医疗物资，并预发给各部队约3个月用量的药品。但路途上经历大小战斗无数，尤其是惨烈的湘江战役中伤员激增，医疗物资基本用尽，加之部队逐渐摆脱敌人追截，行至人烟稀少地区，药品等医疗物资补给愈发困难，医疗救护条件也越来越差。

为让负伤、患病的将士们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医护人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就地取材，用土办法疗伤治病。没有纱布、绷带、药棉，他们就撕开旧军装，将布和棉花用碱水洗净、煮沸消毒后使用；用牛油或酥油代替凡士林来配制软膏；用木板、竹片做夹板固定骨折部位；用牛羊肝脏治疗雪盲症；用大蒜液、生姜汁预防和医治感冒、痢疾等。

红三军团卫生处的饶正锡晚年回忆说：“长征路上我带的一本《中草药手册》，为我们采草药帮了大忙，当时红军医生都是学西医的，不懂中药，这本书正好充当了老师。我们从中不但学会了识别草药，还记住了许多验方。”

1935年8月，红军来到四川阿坝州黑水县一带，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发起高烧，多次注射退烧药都降不下来，时常昏睡，生命垂危。战士们从黑水县城请来一位老中医，他为洪学智把脉后说：“不用急，是伤寒，我开个方子，先带你们去‘药房’拿药。”

“药房？”大家不解地问。

老中医微微一笑，指了指窗外的大山说：“那里就是药房。”说着带领几个战士进山，采回10余种草药煎汤，洪学智吃了3天就病症全消。后来，战士们也把出去采草药称为“去药房拿药”。

长征时，为摆脱敌人追堵，红军多走崎岖不平、荆棘丛生的小路、山道，腿脚常被尖刺划伤，夜间行军常发生摔伤、骨折；行至高原地区，许多来自南方的将士水土不服引发胃肠病、皮肤病，加之粮、盐等短缺，导致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患病人数急剧增加。另外，宿营环境恶劣，在荒郊野外风餐露宿，蚊虫肆虐，非常容易流行传染病。

1934年9月，四川城口地区爆发疟疾，当地人称“鸡窝寒”。红四方面军到达这里时，正值“鸡窝寒”大范围蔓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得知疫情肆虐，立即派医护人员去中央红色医院求援药品和抗疫方法。红色医院派来一位富有治疗疟疾经验的老中医，他带领大家采集中草药，熬成汤剂发给部队将士和群众服用，不到20天，患者病情好转，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当地百姓称红军是“救命的活菩萨”。

为预防、治疗多发病、流行病，医护人员除用草药煎汤外，还将其烘干舂粉，制成膏、丸、散，如疏肝理气、消郁祛滞的胃痛丸，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的三七膏，防治暑热虚脱、头疼头晕的藿香水，治疗风寒感冒、咽喉肿痛的柴胡液等。

有一次，傅连暲见一个红军战士牙疼，整个腮帮都肿了起来，就让对方咬住一个黑药团。不一会儿，战士开始口唇发麻，傅连暲立即把坏牙拔了下来。那个充当麻醉剂的黑药团，就是他行军路上采集草药制成的。

过草地时，董必武双脚发炎，疼痛难忍，医护人员用草药制成的“钻地蜈蚣粉”敷涂，他的脚疾很快治愈；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患上伤寒，领导让他留在地方养病，耿飚坚决不同意，找到女军医何曼秋请教快速康复的办法，何医生给了他一小包焙干的“蝥虫散”，吞服了几次就逐渐好转。

不畏艰险的女医护员

红军长征队伍里的女兵，大部分工作在医院、卫生队、救护站等。她们不畏艰险、尽职尽责，以执着的信念、顽强的毅力，肩负起战场救护、日常护理、转运伤员、筹集药品等艰巨任务。

红二十五军医院有7名女医护员，上级曾两次劝她们留在根据地，但她们坚决要求随部队行动，担任繁重的医疗救护任务，她们尽心竭力、细心周到，不让一个伤员发生意外。徐特立曾在回忆录《长征中的医院》中赞誉女医护员：“她们要沿途雇担架民工，进行民工及伤病员教育和关照工作，所雇民工不够时，自己也抬担架……女医护员总是从道路的两旁到群众家里去宣传鼓动，因此部队行50里，她们就走了60里或65里。”

时任红军医院医护组组长的赵桂英晚年回忆说：“长征路上，医护员要每天给伤员洗血绷带，洗起来水里都是刺鼻的血腥味，然后就是为伤员包扎创口、打针换药、喂水喂饭等，千方百计减少伤员的痛苦。遇到飞机轰炸，首先要保护担架上的伤员，有的医护员就是为掩护伤员受伤或牺牲的。”

红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女医护员，不但在炮火硝烟中勇敢地救护、转运伤员，还要为伤员的日常生活操劳：没有粮食，她们就去采野菜、剥树皮，掺上米糠蒸成窝头，给伤病员充饥；伤员的衣服破了，就缝补或收集布料重新缝制；遇到自理困难的重伤员，就一口一口地喂药喂饭。她们日夜轮流精心救治、护理伤病员，挽救了许多将士的生命。

红一方面军卫生团的女医护员危秀英，虽身材矮小，却是抬担架时间最长、救护伤员最多的一位，她的事迹多次在长征途中出版的《红星报》上刊载。一次，危秀英和战友邓六金去寻找粮食，邓六金不慎吃野菜中毒，腹部剧痛、四肢无力、瘫软在地。危秀英毅然背起邓六金在险要的山路上艰难前行；实在背不动了，就架着她一步一步挪动。本来30多分钟的路程，她们用了2个多小时才与前来寻找的战友会合。

娄山关战役时，危秀英发现一位腿部受伤的高个子战士行动困难，她立刻上前搀着伤员行走。伤员见她几步一歇，累得气喘吁吁，就劝说：“同志，放下我，不能拖累你。”这时，后面响起敌人的枪声，危秀英猛然发力，一鼓作气把伤员背进300多米外的山坳里隐蔽下来，救了他一命。1957年，危秀英到北京开会，竟遇到当年那位被救的同志，这才知道，他叫廖志高，已是四川省委第三书记。

长征路上的女医护员，人人身兼多职：部队宿营或驻扎休整，她们要筹集粮食、药品，走街串巷刷写标语、作演讲，向百姓宣传党的政策、红军的主张，还要参加文艺演出，振奋军心、鼓舞士气。

红军长征途中的医疗救护，是红色医护人员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作出的巨大奉献，是他们“一切为了伤病员”的使命与担当，是他们恪守职责、无畏险阻、不怕牺牲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的生动体现，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医疗卫生史册中光辉的一页。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