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抗大建设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卓越军事院校。办学9年期间，抗大总校和分校培养了近20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其中许多人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抗大办学期间，邓小平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第一二九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邓小平都非常重视和支持抗大总校和分校的发展，领导抗大干部和学员在抗日烽火中战斗。

积极参与抗大及其分校的转移和创办

1936年6月，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战略决策，在瓦窑堡创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抗大总校数易校址，先后成立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分布于西北、华北、华中的广大地域。邓小平热心参与抗大总校、分校的转移和创办，支持抗大更好地发挥作用。

1937年8月，中央军委从驻甘肃庆阳的步兵学校抽调大批干部组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随后挺进山西抗日前线。10月下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八路军总部分三路开始转移。其中，邓小平率领政治部机关和随营学校，经盂县穿过同蒲路，渡过汾河，进入吕梁山下的汾阳、孝义一带。邓小平指示随营学校迅速抢运、疏散兵站的粮食、布匹、棉花等物资，还布置各个工作团，发动群众，防止国民党撤退时的骚扰、抢劫。随营学校按照指示，很好地完成了任务。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第一二九师政委。同年5月，随营学校进驻洛川，编为抗大总校第四期第六大队。这部分学员在紧张的转移过程中，亲受邓小平指挥、领导，进一步锤炼了革命意志，提升了工作水平。

据原抗大一分校干部贾若瑜回忆，1939年11月，一分校奉命东迁山东时，校首长委派他到第一二九师师部请示关于去冀南军区的路线以及与该军区联系的问题。当时，刘伯承、邓小平专门提出要派部队保护一分校东迁。11月30日，第一二九师掩护一分校于邢台南沙河一带顺利穿越平汉铁路封锁线，成功保护了抗战的宝贵干部资源，帮助中央实现了抗大总校、分校合理化布局的谋划。

1940年11月底，抗大六分校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正式成立。六分校直属第一二九师领导，分校领导为校长刘忠、政治委员黄欧东、参谋长姚继鸣。1941年1月，日军对太行山进行春季“扫荡”，六分校转移到黎城的东、西黄须一带。战斗结束后，又于2月15日由黎城转移到蟠龙镇及其附近地区。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六分校就以该地区作基本校址，接收各部队送来的学员。邓小平十分关注六分校的建设，经常听取其汇报并作出指示。为加强六分校领导的团结，刘伯承、邓小平曾特别交代，校参谋长姚继鸣是国民党旧军官出身，马列主义水平较低，旧军官习气很浓厚，要团结他，使他在政治上进步。6月17日，邓小平听取六分校工作汇报后在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团结一致”，“重要问题要经过军政委员会”，并对教育方针、工作制度和团结问题提出原则要求①。

对抗大敌后办学提出指导意见

抗大深入敌后办学后，邓小平多次提出指导意见，从顶层设计上为抗大的进一步发展领航把舵。

邓小平明确抗大的任务是培养干部，加强干部轮训。1940年3月23日，他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的研究军队建设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关于干部问题，他指出：“同意分级分工来搞，抗大以培养中级以上干部为原则，下级干部各战略集团可以负担。”同年底，面对华北艰苦的斗争形势，为更好地迎接新的发展和新的胜利，邓小平指出，要“打下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的基础”，“轮训队、抗大分校及其他各种教育部门”，都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培养干部上面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抗大成为八路军轮训干部的重要基地，“所有经过训练的干部，一般的党性提高了，政治文化进步了，军政技能也增强了”③。

结合新形势，邓小平对抗大提出办学育人的新希望。1941年6月1日，为庆祝抗大总校成立5周年，他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文章《对抗大的新希望》。文中指出“抗大同学太少了”，“抗大还要壮大”，不仅要“愈抗愈大”，还要“愈抗愈深”。当时处于相持阶段的抗日战争面临着新的严重局面：一方面，日军正组织新的战略进攻；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频频制造反共摩擦，破坏抗战。在这新的严重局势下，为进一步发挥抗大在抗战中的坚强作用，邓小平发表此文，提出对抗大的新希望。这一“新”希望蕴含着对抗大的新期许，即在人才培养上不仅要“多”，更要“精”和“专”。只有这样，抗大才能成为“建设抗日军队的火车头”和“提高军事政治科学的领导者”。前者着眼于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要求抗大充分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后者更是将视野拓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以后，要抗大把军事与学术结合，领导人民军队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小平对抗大的这一要求，激励着抗大成为更卓越的军队院校。

亲抓抗大学员选送工作

作为一所培养抗日干部、民族先锋的大学，一所在极艰难状况、极危险境地办学的大学，对于学员是有严格要求的。抗大成立前，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到抗大（当时称“红大”）学习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邓小平严格贯彻落实中央指示，亲抓学员选送工作，保质保量地为抗大输送优秀学员。

邓小平对抗大学员的选送标准一再作出要求和指示。1941年1月，邓小平等就冀南向抗大六分校应选训学员致电陈再道、宋任穷，对学员条件作了5点要求：学连指政干部者应是在职副连、政指、排长、支书、支委等；学排级指挥干部者应是在职副排长、班长或经过长期斗争的熟练战士；学特科者应是在职班长、排长、熟练战士有一年以上斗争历史者；政治坚定，身体强壮，年龄在18岁至28岁以内者；地方知识分子。并特别指出：“学员应经支部及政治机关讨论鉴定，制定详细履历表和鉴定表，由兵团首长核定，编成排连组织及党的支部，不得马虎从事，滥竽充数。”④ 1941年3月，邓小平等专门下发关于向六分校选送学员的训令，对第五六一旅选送学员不守抗大校规和群众纪律之事，直接点名批评，指出，“此次各部队选送六分校学员经过师部审查结果，除冀南及太岳军区学员成分较好，大部分能按师之规定选送外，其余部队均有不按规定的现象，部分学员随意破坏群众纪律，不遵守校规，其中尤以第五六一旅为甚”，明确了各部队今后选送学员的注意事项⑤。1942年3月14日，邓小平等就部队教育问题，向王稼祥、谭政、傅钟致电指出，陆军中学是准备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完全采用中学的课程，使其能辨认、提高科学知识，培养成将来送抗大学习，成为能掌握党的知识的军事干部。将陆军中学学员高标准培养好再送抗大，体现了他对抗大入学标准的严格把关。1943年1月30日，邓小平等致电陈再道、宋任穷、王宏坤，提出冀南陆军中学学生成分不完全符合陆中条件的，应先集中涉县，由师测验后再分送抗大。

1941年抗战最困难时期到来，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渡过困难的指示。邓小平统筹精兵简政与抗大学员选送，在1942年1月15日，与刘伯承等人发布 《第一二九师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命令》明确规定，要紧缩统帅机关，减少指挥层次，充实战斗连队；有计划地抽出大批干部及一部分优秀的老战士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新战士，送考抗大及其附设的陆军中学，使他们锻炼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在战略反攻时期称职的干部⑥。这样，既兼顾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又为抗大输送了一批高质量学员，为之后的战略反攻做了准备。

改善抗大教学训练条件

抗大办学无一不缺，最缺的就是教员。邓小平作为前线将领，不辞辛苦到抗大授课，将自身的工作经验和方法教授给该校教职工和学员。1939年5月18日，邓小平在总校第五大队驻地作《关于敌后工作的策略》的报告。1940年7月15日，彭德怀等就抗大教育计划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一份抗大兼职军事和政治教员的人选名单，其中，邓小平被提议为政治教员。据何长工等回忆，刘伯承、邓小平曾到一分校作过报告和指导工作。虽然关于邓小平授课细节的记载不多，但这些电报、回忆证明邓小平确实多次在抗大授课。

对抗大教职员，邓小平也给予热心指导。据贾若瑜回忆，一分校东迁前他去第一二九师师部，受到邓小平的当面指导。邓小平对他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也可以用于处理日常工作之中，就是说不仅战法要创新，工作方法也要实事求是地求创新。你们在教学方法上也用得上这几句话。”⑦时隔多年，贾若瑜仍然记得这番话，可见受益匪浅。

邓小平还尽力为抗大教学训练提供资源和装备。据时任抗大党务科科长的陈鹤桥回忆，1941年应第一二九师首长邀请，抗大组成以滕代远为首的参观团前往部队参观学习。在总校第七期前后共一年的时间里，抗大先后4次派出干部、教员到第一二九师参观见学、代职，深入部队收集典型战例和战斗、工作经验教训，带回学校加以总结提炼，写成较系统的材料，以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这种做法不仅深受部队同志欢迎，也进一步提高了抗大的教学水平。1943年3月，抗大总校返回陕北，在前线的邓小平对抗大教学训练仍很关心。1944年9月5日，他和滕代远致电宋任穷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平原区调五百步枪，晋察冀军区调三百步枪，太行军区调二百步枪，并以同等数目的新兵，于十一月前送往延安。步枪交抗大作教育之用，新兵由军委处理。”这些步枪用于抗大的日常教学训练，对提升学员的实战水平很有帮助。

邓小平的这些工作，提升了抗大的教学训练水平，有力支持了抗大在抗日烽火中蓬勃发展。

重视抗大人员实战锻炼

坚强的抗日军政人才不仅需要在学校接受教育，更需要经受实战的考验。邓小平十分重视加强抗大学员的实战锻炼，促进他们军事技术、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的提升。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干部配备成为八路军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时任副主任的邓小平和主任任弼时对前方干部的来源和配备方案作了认真考虑、研究后，和彭德怀就干部配备问题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林彪，提出要从后方及抗大调已配备好的干部到前方工作，并具体列出从后方和抗大抽调到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四方面军工作的部分干部名单。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抗大总、分校在敌后进行着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其中，六分校由于属于第一二九师部队战斗序列，在师部领导下进行过多次战斗。1941年1月26日，邓小平等致电第三八六旅，布置部队行动，指出“注意指挥六分校”⑧。10月4日，邓小平出席师军政会议并讲话，指出：“我们的准备工作要加紧，争取在半月内完成。军队准备抽300名干部，每县一个连。抗大六分校抽班长、战士到农村坚持游击战争，后方机关要缩小。”⑨1942年2月3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各军分区并转各地委、抗大、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并集总，部署反“扫荡”准备工作。六分校奉命以第四营（即特科营）为基础，增配步枪数百支，组成一个加强营。在营长谢光梓、政委邢亦民带领下，该营分散活动于武乡、襄垣、榆社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他们分成精干小队，携带机枪、迫击炮，夜袭敌人据点，牵制迷惑敌人，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所谓“总进攻”。为争取敌占区群众，瓦解日伪，邓小平派遣一批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武工队的基础，就是六分校即将毕业的学员。在太行、太岳、冀南3个地区军民联合作战的打击下，“扫荡”太行根据地的日军狼狈撤退。1943年5月30日，邓小平等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太南、豫北敌友情况，对六分校提出表扬：“我抗大六分校及安阳独立营和林县游击队各一部，于二十六日夜，袭击伪匪第三支队（即顽方原安阳政府），战斗四小时，生俘一百五十余。”

除与日伪军进行斗争外，邓小平还领导六分校进行反对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斗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3年4月下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庞炳勋、孙殿英部公开投降日军。为歼灭平汉路西的庞、孙主力，开辟豫北、太南新区，第一二九师师部决定发起林南战役。战役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领导下进行，参谋长李达任总指挥，以6个团组成西地区兵团，八分区司令员黄新友、政治委员何柱成指挥；另以6个团及抗大六分校组成东地区兵团，六分校校长徐深吉任司令员、七分区司令员皮定均任副司令员。经过9天激战，战役于26日胜利结束。抗大六分校派出的4个大队在这次战役中出色完成作战、侦察敌情、群众工作等任务。

对抗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邓小平在《对抗大的新希望》一文中用了“极其巨大”4个字。他指出，“抗大的威力已经在全国每个角落里都显示出来。抗大培养的几万干部在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计的”。并称赞，“在前线的八路军中，抗大的威信是由抗大同学们的实际工作建立起来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多次指出培养军政人才要学习抗大经验。1965年5月，他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人员时指出“应该注意干部培养”，并提出：“办军校应采用抗大式的教育方法”，“轮训得更多一些，增加他们的知识，一打起仗来就是骨干，就可以当连长，打几仗，就可以当营长，再打几仗，就可以当团长”。1977年，邓小平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讲话时感叹当前军队中“政治干部缺”“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很少”，并指出：“既然延安窑洞都可以办，为什么我们不能搭起帐篷来办呢？” 邓小平的讲话站在历史的高度，充满了对抗大这座锻造坚强革命政治干部“大熔炉”的赞赏，也为培养我军政治人才指明了方向。1985年，邓小平宣布裁军100万的同时，为适应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培养综合性高级领导干部，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防大学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作为抗大的传承者，为培养我军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①⑧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97）》（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2020年版，第381、341、399页。

②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28页。

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院校文献》，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第775页。

⑤转引自白鸿森编著：《抗大在华北敌后》，大连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⑥潘琦等编：《邓小平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⑦贾若瑜：《贾若瑜征程纪实》下册，国防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6页。

（作者系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讲师）

（责编 李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