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解放日报》的创刊与发展

《解放日报》在延安时期是党中央机关报，它的创办与发展与毛泽东的指导和关怀密不可分。

指示创办《解放日报》

1941年，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加大对国民党的诱降攻势，国民党反动派开始趁机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尤其是悍然发动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抗日大局、同室操戈的直接体现，其反共高潮迅速达到顶峰。中共中央为顾全抗日大局，更好地维护民族利益，采取“政治上进行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的方针，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广泛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同时，由于时局动荡，在武汉办刊的《新华日报》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干涉，采编与发行都受到极大限制，党的宣传阵线受到极大威胁。

鉴于革命形势的需要，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毛泽东亲自抓党报与新闻宣传工作。为引起同志们的足够重视，1941年5月15日，他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至为至要。”①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新中华报》在与《今日新闻》合并之前就已经是一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其前身为《红色中华》报，改名后初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该报旗帜鲜明，针对性强，曾被誉为“全国最好的一家报纸”。而《今日新闻》则是由“新华社新闻稿”改为报纸版的“今日新闻”。然而，无论是《新中华报》还是《今日新闻》都无法独自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双重封锁的局面。两报合并成为形势所需。由于两家报纸前期的基础积累，新生的《解放日报》一诞生就具有业界“顶流”的地位和实力。

中国共产党内早就有过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共识，前方的战士流血牺牲，后方的宣传阵地同样也应奋力拼搏。为便于快速实现创刊发行，同时综合安全和发行因素，《解放日报》的社址选在清凉山上，与宝塔山隔河相望。根据毛泽东起草的通知，《解放日报》的正式创刊日期定于1941年5月16日，他为该报写了7个报头以供报社同志选择，还撰写发刊词，开门见山地指出：本报的使命就是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是本报的使命。“党成立之始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领导工人运动为重任，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奋斗目标。”②

《解放日报》作为党的“喉舌”，是党发动人民、指导革命、同敌人作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这一大型日报的创刊从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党的宣传能力，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更是指出其要以党的宗旨和任务为使命和担当，不仅要实现对枪杆子的绝对领导，也要实现对笔杆子的统一指挥。党报的生命力强不强就在于党性坚不坚定，党报的任务就是要准确地宣传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和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服务人民，贴近群众。

指导《解放日报》改版

由于敌人实行“囚笼政策”，敌我双方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解放区物资较为匮乏。《解放日报》初创时，只是铅印四开两版。版面有限，无法展现大量内容，其出版4个月后，在多方建议和要求下，又扩大为四版。关于《解放日报》刊登的内容，毛泽东多次下达指示，请各部委的同志给该报提供稿件材料，介绍推广相关工作经验。

党报传播的是党的声音，党报办不好，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就会受损。《解放日报》自创刊以来，一直深受毛泽东的关注。第二年年初，根据边区人民群众与各级领导干部的反映，《解放日报》并未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特别是当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些错误的思想仍然没有完全消散，虽然该报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但在具体办报和发行过程中，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错误思想的影响。首先是固守版面架构，没有根据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及时变换内容；其次对党的政策和边区宣传不够，没有真正发挥党报的作用，连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三风”报告这样重大的消息，在报道时也只是用了一个边角的空间，相反，一些与党和边区政府无关的内容却常常占据多个版面；第三，在采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深入人民群众，一些报道存在内容失实的情况；最后，代表党委的指导性社论质量不高，不能体现出集体的智慧。

为此，在充分了解问题的前提下，1942年2月11日，毛泽东召集同志们就各方对该报提出的意见进行讨论，除一些老生常谈问题外，他直指问题关键，“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③。为了使其更好地发展，毛泽东指出，《解放日报》作为共产党的党报，应以宣扬党的政策、关注人民抗战、宣传抗日根据地建设为出发点，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编排内容，而不是恪守版面框架，把国外的排版方法奉为圭臬。毛泽东的指示，为进一步办好《解放日报》明确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自1942年初提议《解放日报》改版，短短数月，仅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两次会议来专门讨论其改版问题。具体如何改版，毛泽东提出要把其办成“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④。博古针对性地拟出该报改版草案。3月11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拟出的草案讨论发言后，毛泽东指出：“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7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⑤

在毛泽东和各级同志的共同努力下，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向着真正的党中央机关报迈进。1943年3月，中央下发通知将该报划归宣传委员会管理，毛泽东任书记，统筹领导党的宣传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该报坚强有力的支持和领导，是实现党报的声音与党的思想同频共振的关键所在。

为《解放日报》征稿、写社论

毛泽东深知党报的重要性，对《解放日报》的工作始终萦萦系怀，不仅体现在指导方向上，还体现在具体的日常办报和发行上。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党的自觉性方面有了巨大进步，同时由于版面内容的改变，相应专栏面临着投稿量不足的问题，得知消息后，毛泽东一边和中央以及报社同志商量起草征稿办法，一边直接点将，请有关同志提供稿件，他没有用生硬的行政命令强制要求大家，而是在枣园摆酒设宴，对同志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⑥毛泽东所言既是客观事实也是真情流露，与会者既感身负重任，又有轻松愉悦之感。毛泽东还要求向社会各界征集稿件，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让群众发声，听到群众的声音，做人民群众满意的党报。

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发挥《解放日报》社论的作用。经常为其改稿、写社论，先后提供稿件40余篇，还曾举起如椽之笔，一连写出3篇社论，将法西斯的虚假宣传批驳得一针见血。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蓄谋已久的战争，苏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力量，为世人所瞩目。但是，苏德战争的前途究竟如何？苏联人民能否挡住德国法西斯的战车？如果苏联失败，德国法西斯就可以和日本法西斯会师合流，那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会艰难许多。这些问题无不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当世界都在观望和焦虑之时，敏锐洞察时局的毛泽东把胡乔木叫到他的窑洞，将自己想要对苏德战争写篇社论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说：“乔木，你给《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就叫《苏必胜，德必败》。我先说说我的想法，供你参考。”⑦关于战争胜负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从德国师出无名、资源短缺、战线过长、内部不稳且外部孤立等方面谈起。他认为德国的失败是必定的，但如果苏联不能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顽强意志进行抵抗的话，胜负难料，毕竟强大如法国也仅开战3周就投降了。为取得胜利，重大的牺牲在所难免，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苏联人民的信念是一致的：中必胜，日必败；苏必胜，德必败。

随着德国法西斯的快速推进，希特勒及其仆从军以百万之众猛攻斯大林格勒，甚至叫嚣要把这座城从地图上抹去。可就在1942年10月9日，被法西斯围困的苏联红军以超强的意志突破防线，实现了胜利会师。毛泽东闻讯后迅速动笔，撰写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当天下午就写好送到《解放日报》，报社负责人博古立即和大家一起动手，仔细誊抄，旋即进行编排，第二天一早就见报。

从10月12日到16日，毛泽东先后为《解放日报》写了《红军的伟大胜利》 《历史教训》  《评柏林声明》 3篇社论，紧跟世界形势，分析局势，对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形势作出独到而又明确的分析，批驳德国法西斯关于战争形势的虚假宣传，坚定世界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心。

注重《解放日报》队伍建设

古人云，欲治兵者，必先选将。毛泽东十分重视《解放日报》的队伍建设，不断选调精兵强将充实报社力量。在党报的用人方面，他一方面慎之又慎，另一方面又精益求精。在《解放日报》的队伍中，除博古外，毛泽东先后调来丁玲、艾思奇等同志。

作为中共高级领导人，博古在《解放日报》创刊之前就有在解放区创办大型日报的想法。早在1941年初，毛泽东与博古、张闻天商谈要办报纸时，博古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久后，他就主动向党中央申请负责此项任务。负责《解放日报》期间，在毛泽东提出批评后，他又主动检查办报的主要缺点，并提出今后严格贯彻党的方针路线的办报方针，呕心沥血，不断改进。

作为《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丁玲在《解放日报》初创的近一年时间中，始终坚持党的政策和原则，在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下开创性地为专栏制定详细的工作方针，把相关做法以制度化形式规定下来，为日后该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她的主持下，《解放日报》文艺专栏的办报方针和做法，不仅为边区其他报刊所借鉴，而且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被大量刊物所效仿。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1943年初，毛泽东终于为《解放日报》找到“难找”的副刊主编——艾思奇，他既是哲学家又是文艺理论家，足以堪当副刊主编的重任。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报社陆续调来林默涵、温济泽、陈学昭、白朗、庄栋等人，年末又调来周立波、裴孟飞、高阳文等人，可谓兵强马壮。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延安，《解放日报》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到1949年，《解放日报》随着解放军一路南下，高歌猛进。考虑到上海斗争形势的复杂性，为了让党的政策深入上海人民心中，经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同我党各级机关同志一起做好党的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依然关注着《解放日报》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他与吴冷西谈话时提到：“《解放日报》比较注意抓思想，抓思想工作，值得看一看。”⑧在毛泽东的指导关怀下，《解放日报》不负所望，成长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新时代的《解放日报》在坚守党性、人民性的同时，紧跟时代潮流，积极开拓新的宣传阵地，使党报的发展与时俱进，让党的声音入耳入心。毛泽东与《解放日报》的故事，无不体现伟大领袖对党报和宣传工作的重视以及对《解放日报》的特殊情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应该成为新时代报业界人士的座右铭，每当《解放日报》飞入我们手中，它传递的是党的声音，激发的是人民的精神，增强的是奋斗的力量。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②徐立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引领社会变革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08）。

③④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2、362、367页。

⑥沙健孙：《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页。

⑦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⑧周瑞金：《毛主席表扬了解放日报——六十年代初期抓思想教育宣传的回忆》，新闻记者，1990（07）。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初步建构研究”（21CDJ01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分别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部主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