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从赣南出发长征

2024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不畏艰难，斩关夺隘，长驱数万里，终于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此前，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放弃赣南闽西根据地，实施战略大转移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中央最初谋划转移至湘西落脚。长征途中，为摆脱和消灭敌人、保存力量，党领导红军依据敌情变化，适时更改计划，多次变换落脚地——从湘西、川黔边、川陕到陕北。

红军战略转移得到共产国际批准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共产党人及其工农武装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1934年10月10日至20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相继从江西的瑞金、兴国、石城和福建的宁化、长汀等县撤离，再从于都渡过贡水，告别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在苏区大量“扩红”（即征兵），把埋在山洞的物资全部挖出。据萧克回忆，长征“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的单纯军事行动”①。长征虽仓促出发，但却是有计划的行动。

要放弃中央苏区——包括放弃瑞金在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必须请示共产国际批准。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所载共产国际档案显示，共产国际早就考虑到，如果江西苏区的红军无法立足，“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建议红军：“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7月28日，埃韦特向上级皮亚特尼茨基报告：“近期我们摆脱中央苏区所处困境的希望不大。”一般认为，长征的决策以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曼·弗雷德提出的“湖南计划”为标志——11月27日，弗雷德要求中央红军主力跳出中央苏区，分别向赣北和湖南西北部地区突破，打击北面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侧翼和后方。

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广昌战役中作战失利，伤亡5000余人。5月下旬，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收到共产国际来电，要求中央红军及早作开辟新区的准备②。6月2日，埃韦特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提到两种选择：一是红军“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二是“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共产国际6月16日复电认为，“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要做最后的努力死守阵地，以扭转江西苏区的不利形势；同时也指示，“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

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瑞金召开，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接受李德的主张——决定派寻淮洲率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地，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另派任弼时率红六军团去湖南，寻找贺龙的红军部队，为党中央转移做准备并开辟新的根据地。正如周恩来1943年在延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指出的：“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可是，这两支红军吸引敌人兵力的能力有限，中央苏区的面积进一步缩小，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受到极大消耗。打不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中革军委只能开始做远征准备。

由于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于1934年8月底至9月初通过无线电监听，获悉国民党军队拟近期发起总攻。中央苏区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由博古（以个人名义）于9月17日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战略转移的计划：决定从10月初起集结红军主力向外转移，其“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博古在电报中表示希望共产国际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以便给中共中央留出决策时间。可是，直到9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才给出复电：“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③

红军反“围剿”的失败及撤离中央苏区

时局危急，中央苏区面临巨大的军事、经济等方面压力，广昌战役作战失利成为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被迫转移的前奏。江西广昌背倚武夷山西麓，枕靠旴江左岸，地处赣、闽、粤交通之要冲。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丢失（苏区的）一寸土地”，疲于打阵地战。双方血战18天，红军毙伤及俘敌2626人，自身却伤亡5093人，广昌失守。

广昌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兵分六路长驱直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步步逼进。9月下旬，为阻止国民党北路军向瑞金进犯，保障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安全集结并突围转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关于红三军团阻击石城以北敌人，以保卫瑞金的指示，命令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率领红三军团在石城县北部的李腊石、苦竹岭、西华山一线约50华里的地域设置三道防御地带，阻击敌人。

石城县（今属赣州市所辖）是江西进入闽西粤东的必经之地，素有“闽粤通衢”之称。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是：红三军团的第四、第五、第六师负责正面和左翼守备；红一军团的第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及闽赣军区的独立第七团、独立第十一团担任右翼守备。石城阻击战自9月26日打响至10月7日结束，历时12天，3万多红军阻击了近10万国民党军队。其间，只有13万人口的石城县，向红军输送了9206人，认借稻谷6500担，募捐银元6900元，还动员数万群众赴战场抬担架、救伤员、运弹药、送给养……这一组由血汗铸就的数字，见证了石城人民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大贡献。④

石城阻击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于9月底占领石城的计划，拱卫了瑞金，迟滞了敌人南犯的速度，为中央红军和苏区机关的安全集结与战略转移赢得了7天时间。担负阻击任务的红军经过短暂整训，于10月12日前离开石城县境奔赴于都县集结，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此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在江西根据地进行的规模较大的“英勇一搏”，在党史军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究竟是瑞金还是于都呢？于都县位于赣南的贡水中游，东邻瑞金和会昌，北毗兴国和宁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地和出发地。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各部队在此集结并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征途。当年于都没有一座桥梁，是当地民众在县城东门外搭浮桥、摆渡船，用了9天时间、通过10个临时渡口运送走8.6万名红军将士的。今天，于都建有“长征第一渡”纪念塔和石碑，也建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和纪念园。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机关人员悄然离开瑞金城外云石山驻地——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代表中央红军，因此，应以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撤离为标志⑤。而各支部队转移的地点和时间各有不同——从江西的瑞金、兴国、石城和福建的宁化、长汀等县汇集于都，时间也是从10月10日至20日之间。

红军长征出发为何要以瑞金作为标志呢？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西麓，与福建省长汀县相邻，被誉为“红色首都”、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在此设立了全国苏维埃区域和党的最高领导机构。1934年10月9日，中革军委下发《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10月10日又发布第五号令，指挥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以上两份文献明确了军委纵队（又称第一野战纵队或红星纵队）、中央纵队（又称中央第二野战纵队或红章纵队）的组成和出发时间、地点，这是两份具有全局性的指令文件，可以看作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标志。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撤离瑞金即意味着放弃中央苏区，瑞金即代表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同时，瑞金人民乃至整个赣南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是举世瞩目的。当年只有24万人口的瑞金，参军支前的就有11.3万人，牺牲5万余人，其中留下姓名和事迹可查的烈士有17166人。整个赣南共有人口240万，为革命牺牲者达33.8万人，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10.8万，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16。

中央红军最初选择的落脚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开始长征。档案表明：《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总命令”，而《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则是执行总命令的具体实施方案。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劳师远征，最初由“三人团”（即“三人小组”，李德负责军事指挥、博古负责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监督执行）直接部署。中央红军究竟要往哪里走呢？虽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反复沟通过，但对全军却秘而不宣。

据时任中央秘书长李维汉回忆，博古曾指着地图对他说，去湘西的洪江古镇，那里比较富饶，能成为中央红军新的落脚地⑥。这个区域与共产国际指示“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及“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相一致。洪江古镇当年属湖南省会同县管辖，后划归黔阳县（两县均在今怀化市范围内）。为何洪江会被选为中央红军的落脚地呢？此地是湘鄂川黔滇五省的木材、桐油等货物集散地，虽地处武陵山区，经济却异常繁荣；另一处洪江古商城也素有“小南京”之称，有商铺、作坊、洋行、钱庄、客栈、戏院、烟馆、镖局、报社、寺庙等380多处。两个相距不远的地方都冠称“洪江”（即洪江古镇和洪江古商城），不仅经济条件好于中央苏区，而且还可以依托贺龙部（即红二军团）后来开辟的湘鄂川黔苏区。

中央红军选择西进，是基于红六军团“探路”的成功⑦。由于从井冈山麓派出的红六军团与早已立足于湘西的贺龙部会合，鼓起了中共中央西进的信心。起初，中央红军的长征计划是：从南线突破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去北部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经过动员“扩红”，中央红军在赣南闽西各县进行了补充，兵力达到86859人。其中，红一军团19880人，步枪8823支、子弹506649发，迫击炮8门、炮弹612发；红三军团17805人，步枪8287支、子弹482736发，迫击炮9门、炮弹680发；红五军团12168人，步枪4925支、子弹213661发，迫击炮2门、炮弹93发；红八军团10922人，步枪3476支、子弹180351发，迫击炮2门、炮弹104发；红九军团11536人，步枪3945支、子弹约20万发，迫击炮2门、炮弹164发。此外，还有两个直属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步枪1987支、子弹约7万发，军委炮兵营有迫击炮16门、炮弹880发；中央纵队9853人，步枪2240支、子弹9.8万发，没有迫击炮和炮弹。全军马匹总数为338匹，其中红一军团90匹、红三军团71匹、红五军团49匹、红八军团21匹、红九军团29匹、军委纵队34匹、中央纵队44匹。⑧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革军委长征出发前制作的《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 （1934年10月8日）。这些档案资料精确到人员和装备的具体数目，进一步印证了赣南闽西“扩红”拥军做了“第一等”的工作，当年苏区的老百姓舍生忘死拥护和支援了子弟兵。

其实，上述参加长征的人员除战斗部队外，还包括数千名临时召集来搬运物资的民夫。当时的武器弹药十分匮乏，全军共有长短枪4万支、子弹约200万发，即平均每支步枪只有50发子弹，机关枪才配百余发子弹。中央机关许多人员只能拿着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其中，中央教导师担负突围转移期间保卫中央机关和运输重要物资的任务，征调了5000名挑夫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随军行动。

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

红军冲破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艰难险阻，终于到达陕北。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⑨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除此之外，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原因，一是遵义会议后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二是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沿途各族民众人心，踊跃参加或支援红军；三是依靠强大的政治工作和指战员英勇作战，红军各部队紧密团结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