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儿女》背后的故事

作者: 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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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相信很多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观众,都记得英雄王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喊出的这句震撼人心的话语。拍摄于1964年的电影《英雄儿女》,曾让无数中国观众泪流满面,肃然起敬。而电影中这幕场景所依托的真实故事之一,发生在1953年6月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火力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火炮越来越多。在步兵与炮兵之间的紧密协同中,步话机员担负着关键职责。6月29日,于树昌作为连里唯一的步话机员,跟随侦察分队战斗在一线。这场战斗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他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喊出“向我开炮”这句话的呢?

2024年3月,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播出了《英雄功臣——于树昌》。节目现场邀请到于树昌的战友朱俊贤老人和于树昌生前所在部队代表高明星,共同讲述了70余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王成喊出“向我开炮”前后的真实情景

年近九旬的朱俊贤,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六十九师二〇七团通信连的一名卫生员。1953年6月30日,他作为卫生员与担架队员,参加了运送于树昌遗体并安葬的任务。

1953年夏,为促使停战谈判的快速实施,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发起夏季反攻。6月28日晚,志愿军第二十三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接到上级指示,要他们在晚上占领敌方高地。团指挥部商议决定,先派一个侦察分队摸清敌情,再实施有效的炮火打击。

当晚,作为通信连步话机员,22岁的于树昌跟随侦察分队前往目标地点。他们顺利到达281.2高地前沿,一举攻占这个山头,消灭了守敌。队长孙绍均马上与团指挥部联系,团长孙斌指示分队摸清地形,找到敌人火力点位置,黎明前赶回团部。

可是,29日凌晨3时,敌人发现了他们并实施反攻。于是,孙绍均命令副队长买荣彦带着侦察完标注好火力位置的地形图撤离,买荣彦却执意要留下一起奋战。几经推辞,孙绍均只好带领10人撤离281.2高地,于树昌和其他几名队员则留下负责掩护。

孙绍均等人先是遇到敌人连队的攻击,接着又遭遇敌人炮火的拦截,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带着5人返回团部。之后,孙绍均向团长汇报了战地情况,上交火力位置图后被安排在指挥部,负责与281.2高地联系。

此时的于树昌和留守队员,处境十分危险。29日中午,指挥部收到报告,我方在281.2高地伤亡很大,然而考虑到白天大部队增援时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会带来更大伤亡,团指挥部研究决定,先根据281.2高地的报告,实施炮火攻击,给留守队员做掩护,以此拖延时间,等到天黑后大部队再进行增援。

“天津二号,天津二号,我是8251,敌人上来了,准备开炮。”在281.2高地上,于树昌用自己的代号“8251”,一遍又一遍地联系着团指挥部,报告着高地上的敌情。指挥部根据他的报告,准确地对敌实施打击行动。

趁着天明,敌人的攻击愈加频繁猛烈,战斗形势一刻比一刻紧急。不多时,步话机里传来于树昌急促的声音。他报告说,阵地上只剩下他最后一个人了。

在团指挥部里,充斥着担忧与牵挂的紧张气氛,大家都默默地坐着,孙团长不停地抽着烟,急迫地等着于树昌的声音。

“天津二号,天津二号,我是8251,快打‘东山腿’。”一阵炮声之后,团指挥部的电话中,再次传来于树昌的声音:“快打2号和4号目标,有3个排的敌兵向我靠近。”

炮火过后,团首长听到于树昌激动人心的声音响起:“打得好,打得好!”

“又有一个连从洼地上来了,快加空爆弹,用空爆弹打!快打,快打!”

过了一会儿,他又喊道:“快,再向右侧洼地开炮,用曲射炮打!”

团指挥部根据于树昌的报告,用炮火一次次地击退敌人。这时,步话机里又一次传来他洪亮的声音:“快打1号目标,有一个连的敌人,快打,快打!”

在这之后,步话机没了声音。团指挥部异常安静,所有人都在担心于树昌的安危。

这时,团长焦急地接过孙绍均的步话机话筒,急迫地喊道:“8251,8251,我是天津二号,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过了许久,还是没有声音,前沿观察员也发来报告说,阵地可能已经失守,敌军大量出现在281.2高地附近。

团指挥部里,电话员正在不间断地呼叫于树昌。过了好一会儿,终于传来于树昌的声音:“我是8251,我是8251,快向我50米开炮!”

孙团长急切地抢过话筒,询问刚才发生了什么情况。

于树昌说,他刚才拿弹药包投向偷袭的敌人,因为情况紧急来不及呼叫。我方的炮火再次向于树昌附近发射,又有部分敌人倒地。

团长提醒于树昌注意周边情况,同时保持体力,说话声音尽量低一些。

彼时,于树昌身边只剩两个弹药包和两枚手榴弹。他不顾自己的危险处境,还是不停地报告着敌情。

就这样敌人离他越来越近,直到包围了他所在的地堡,于树昌喊道:“敌人包围了我的地堡了,快向我开炮!向我开炮!!”“祖国万岁!”他背着步话机,拉响最后一个手榴弹,从地堡冲向敌群。

指挥部里只听到一声巨响,便再也没有声音,所有人神情凝重。这时,孙团长站了起来,两眼通红地抓起话筒,命令用全部炮火向281.2高地猛烈还击,只见阵地上顿时乱石飞溅,浓烟翻滚。第二一八团在天黑后,发起总反攻,顺利占领阵地,全歼了敌人……

朱俊贤在节目中回忆说,当大家在地堡门口找到于树昌烈士的遗体时,他手上还攥着半截手榴弹的木柄,洞口横七竖八地躺着五六具敌人的尸体。而那座地堡已经塌了一半。就这样,年仅22岁的于树昌牺牲在了战场上。

按照团首长的要求,朱俊贤和战友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在281.2高地附近就地掩埋了于树昌的遗体。由于时间仓促,当时并未留下墓碑与标志物。

1953年7月27日,历时两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胜利结束,协议书最终在板门店正式签订。此时,距离于树昌牺牲不足一个月。

从小说到电影的英雄事迹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辽宁安东等地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10月25日,志愿军在朝鲜打响出国作战的第一场战役,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1952年3月至10月,著名作家巴金奔赴朝鲜开展创作活动。巴金在某团六连生活了两个多月,他被六连攻打“红山包”的事迹深深感动。

在朝鲜采访半年之后,巴金跟随创作组回国。停战协议签署后,他又一次来到朝鲜,再度体验抗美援朝战士的生活,构思创作逐渐形成。1961年,以抗美援朝为素材的中篇小说《团圆》顺利出版。

这部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首次发表于《上海文学》1961年8月号。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虽然在小说中也涉及几位战斗英雄,但置于前景的是一对父女的久别团圆。小说主人公王芳是一名志愿军文工团员,虽然顽强、乐观、热情和善良,但她毕竟不是一线的战斗人员,与大众默认的“最可爱的人”有一定距离。

小说《团圆》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深受感动,指示长春电影制片厂把小说改编成电影。

长春电影制片厂接到命令之后,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著名导演武兆堤。他看完小说,深知没有参战经历很难表达出小说的感情,这时他想到了同学毛烽。

毛烽曾任傅钟将军的秘书,14岁就参加革命,还在朝鲜战场上战斗过。毛烽看过《团圆》后深受感动,当即同意帮忙。两人经过20多天的努力,成功地把小说改编成了剧本。

在改编剧本和查找资料过程中,毛烽看到1956年出版的战地纪实通讯集《志愿军一日》(第四集)中,孙绍均撰写的《“向我开炮!”》,被于树昌舍身为国的呼喊深深感动,就把这一幕搬上了银幕。

同时,毛烽将多位志愿军烈士的形象融入电影作品之中。小说里“王成”的原型还源于抱着炸药包冲向敌群的杨根思、特等功臣赵先有等人。

杨根思(1922—1950),江苏泰兴人,1944年入伍,系志愿军第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三连连长。在坚守长津湖畔1071.1高地东南侧小高岭战斗中,他率领三排打退美军8次进攻,在最后只剩下他一人时,他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8岁。

赵先有(1928—1952),河北乐亭人,系志愿军第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五八二团二营六连副指导员。1952年10月,他在率队与敌人搏斗中牺牲,时年24岁。当他战斗到被敌人包围时,也曾用嘶哑却坚定的声音喊出:“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他的遗体与杨根思、黄继光等烈士的遗体一起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据军科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介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获得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的50多人中,有15人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的。

电影《英雄儿女》的编剧们将小说中父女团圆的故事推至后景,前景突出英雄的诞生和颂扬。影片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王成独守阵地的英勇与顽强,以及军党委对王成事迹的大力褒奖。那首著名的插曲《英雄赞歌》,成为影片的情感基调和主题定位。

经过导演和演员的精心合作,电影《英雄儿女》于1964年成功上映。王成牺牲前的呼喊让人热血沸腾,影片中的英雄形象被一代代人所传颂。

几十年的努力,只为战友寻亲人

70多年过去了,于树昌的战友们永远忘不了他牺牲前的那声呼喊。他的精神鼓舞着每一名战友,他的英雄事迹也被写入第二十三军战史之中。而战友们却不知晓于树昌的家人在哪里?更不知道他入伍前的详细信息,但大家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他的家人。

据于树昌所在部队代表、第二十三军某旅宣传科科长高明星介绍:2020年10月,部分第二十三军老战友为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召开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一条线索燃起了大家的希望:山东省莱阳市有名烈士叫于树昌,年龄、入伍时间等信息全都对得上。

这个消息成为寻找于树昌家人的重要线索。莱阳市委老干部局配合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终于找到烈士的家乡——莱阳市四真庄村。

当时,烈士家中亲人只有于树昌的二哥于云德健在。93岁高龄的于云德不仅耳朵几近失聪且几乎处于失忆的状态。当他看到部队派人带来弟弟的照片时,却激动地喊出了弟弟的名字。

看到这一幕,不禁让人泪目。在于云德家中,也有一张同样的照片,是当年跟烈士通知书一起送来的。每年腊月廿九,村民们都会为烈士点灯,以示悼念。勤劳朴素的于家人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他们把对于树昌的思念埋藏在心底。

高明星把于树昌的光荣事迹告诉乡亲们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像王成那样惊天动地的大英雄就是身边的家乡人于树昌。

于树昌,1931年出生在山东烟台莱阳市四真庄村。家里有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第五。在战争年代,父母和家人知道参军意味着什么,但都没有反对。

就这样,于树昌跟隔壁村的好友孙焕友,一起离开家乡,于1948年8月入伍,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树昌和孙焕友跟随部队到浙江沿海训练。孙焕友当舵手,于树昌负责抛锚,但于树昌因为晕船,经常呕吐,不习惯在船上训练,之后就被派去当了步话机员……

老骥伏枥仍奋楫,致力于弘扬传承抗美援朝精神

虽然时间过去70余年,但当年在战场上浴血抢救伤员的情景,朱俊贤仍然历历在目。1952年9月,正在上海松江二中就读初中的他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加志愿军。组织上考虑到他年纪小,便安排他先进入军队干校学习战场急救。这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日益激烈,他也提前毕业,加入到前线抢救伤员的任务之中。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他回到松江区法院工作。退休后,他先后9次返回朝鲜,重返当年的战场寻找志愿军烈士遗骨和遗物,并精心绘制了当年的战场地形图,将他们牺牲的位置一一标注。

“这样也能让大家对当年的战况、他们的牺牲与付出有更形象的了解。”朱俊贤说。

2013年,当他听说上海收藏家吕焕皋准备在浦东新区祝桥镇建一座志愿军文献馆的消息,兴奋不已。他主动要求去当志愿者,并将自己珍藏的相关物品无偿捐出,还从积蓄中拿出1.5万元捐给文献馆。

为了收集到更多战友们的照片,朱俊贤发动志愿军老兵将手里的合影照片收集起来,再用软件将集体照片一个个分开,把单人照放在统一规格的镜框里保存。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收集了1000多人的照片。

志愿军文献馆从2013年开工修建,到2020年中期布展,再到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朱俊贤都倾尽心血。目前,馆内很多展品介绍上,都有他的字迹:“金如黄烈士留下的血渍手帕”,“彩色纸字已脱落的战旗”……从最初镌刻着80位志愿军烈士名录的石碑,到如今松柏掩映下的巍巍墓园;从仅存的单薄名册,到如今事迹丰满、英容重现的生动展陈。

朱俊贤说:“志愿军是一种精神,应该被记住;这些名字,不应该被忘记。”他的事迹受到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23年,他被评为上海“最美退役军人”。

在他看来,曾经在朝鲜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友们用热血与生命换来了如今和平安宁的生活,有幸归来,见到曾经矢志追求的和平,记录和讲述他们的事迹,也成为他和所有抗美援朝老兵的责任与使命。

“我们这些老兵年纪也大了,生活在不断改善,对牺牲战友的怀念之情也越来越浓。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他们在战场上的信念带回来,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家乡人民听。”朱俊贤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继续深入访谈在松江的志愿军老兵,将曾经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志愿军故事记录下来,编辑成书,让更多人了解松江儿女在朝鲜奋战的英雄过往,让烈士精神在传承中历久弥新。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终身教育学院讲座教授,中华学术外译资助项目入选者)

(责编 王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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