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律成在左权的战斗生活

郑律成（1914—1976），原名郑富恩，出生于朝鲜全罗南道光州（今韩国光州）杨林町一个贫苦家庭。1933年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回到朝鲜工作，1950年重返中国并加入中国国籍，1976年12月7日病逝于北京。郑律成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一生创作出各种风格题材的音乐作品360余首。他谱写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以及曾经的朝鲜人民军军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被誉为“军歌之父”。2009年，郑律成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7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时专门提到，出生于韩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曲者郑律成等人让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相扶相济的传统源远流长。

鲜为人知的是，郑律成与左权县有着深厚的渊源。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经历着最艰难的时刻，郑律成以“死也要死到前方去”的决心，于1942年9月中下旬奔赴太行抗日前线左权县。当时，左权县是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首脑机关驻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他靠着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带病工作，培训朝鲜军政干部，开展敌后宣传和武装斗争，学习民间音乐，开荒生产自救，直到1944年1月底离开，为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作出突出贡献，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延安到左权，奔赴抗日前线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许多朝鲜革命志士流亡到中国开展抗日复国斗争。郑律成的大哥、二哥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姐夫朴健雄是著名的朝鲜独立运动家。父亲病逝之后，1933年，19岁的郑律成跟随三哥来到中国南京，参加由朝鲜人金元凤创办的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进入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学习，学名刘大振，学号41号。从南京的孝子坊（参加“义烈团”的政审和考验）到曾祖祠（进入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第二期学习）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潜伏在日本电话检查所），从“义烈团”到“民族革命党”再到“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从上海克里诺娃声乐馆到南京“五月文艺社”再到参加上海左翼艺术家集会，一步步的坚持、一次次的进步坚定了他“为民族解放和祖国独立而献身”的信心和决心，也强化了他“学习音乐是革命需要”“音乐可以唤起大众抗日情绪”的认知和信念，在朝鲜独立运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愈发坚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郑律成放弃去意大利深造及撤退到陪都重庆的机会，怀揣满腔的抗日热情和对革命圣地的向往，来到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一期学习。毕业后，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音乐指导，后到鲁迅艺术学院担任音乐教师。

在延安，他的革命意志得到淬炼，艺术水平得到提升，成长为一名信念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38年、1939年，在抗战相持阶段，他以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创作出《延安颂》《延水谣》《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等经典作品，轰动了延安城，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鼓舞了抗日将士的英勇士气。他还创作出《陕公毕业同学歌》 《抗战周年纪念歌》 《肉弹勇士》《保卫大武汉》《发动游击战》《岢岚谣》等一系列抗战作品，记录了全民族抗战的不朽华章。

郑律成对革命充满了激情，一直希望到最前线去。1942年5月反“扫荡”战斗中，朝鲜义勇队在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一带掩护八路军总部和后勤机关突围，战斗中左权将军等八路军将士和朝鲜义勇军队员英勇牺牲。其中，就有郑律成十分敬重的恩师、南京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的尹世胄（又名石鼎、石正）和在延安经常见面的中央党校毕业生陈光华。对日军的愤怒和失去同志的悲痛，更坚定了他到前线的决心。

于是，郑律成毅然向党组织提出到前方去，到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去的请求。但此时他肺结核病情严重，考虑到他的病情，组织上起初并不同意。可郑律成不想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多次请求“死也要死到前方去”，最终获得了批准。郑律成在回忆中说：“1942年8月15日，根据党的决定，我跟八路军炮兵团团长武亭同志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搞朝鲜工作。”就这样，郑律成不顾自己一身重病，毅然奔赴烽火弥漫的前方战场，来到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

在左权民歌的海洋里汲取精华

日军在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实施残酷“三光”政策的同时，推进文化侵略，实施奴化教育。郑律成来到抗日前线后，结合左权民歌文化，凭借自己的音乐天赋，把满腔热血化作源源不断的激情旋律，热情歌颂中国革命。

1942年9月中下旬，郑律成一行来到麻田。在满山红叶的柿子林中，郑律成听着战友们的英勇事迹，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说“这才是长了翅膀的诗篇，这才是真正的歌”。大家告诉他，敌后战场的日日夜夜，是和后方完全不同的生活，要通过他的创作才能成为歌！郑律成深受鼓舞，连连点头说：“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火热斗争的生活，如果不到前线来，我就不知道这些……我来迟了！”

左权县是民间歌舞之乡。“民歌，对于作曲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宝库。”郑律成这样说。他置身于左权县民歌的海洋中，兴奋而活跃，利用一切机会去采风，去观察和体验这些生动的斗争形式和生活形式，以太行山的战斗和生活为素材开展音乐创作，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打击敌人。他用音乐艺术来表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出对抗战前途必胜的坚强信念。他在学习、战斗和生产间隙，教大家唱歌，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有一次，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麻田召开干部会议，郑律成以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干部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间歇，罗瑞卿向大家介绍了郑律成并请他给大家唱歌。郑律成唱了他近期谱写的根据地军民大生产的曲子，还把自己创作的《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等歌唱给大家听。他的歌，既有朝鲜的异国特色，又有浓厚的中国民歌色彩。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充满激情。大家听了很受感动和鼓舞，为革命队伍里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而感到自豪。

由于当时根据地艺术人才严重缺乏，能唱的歌曲远远不够。1943年3月，郑律成在太行区朝鲜义勇军中组织发起“朝鲜文艺协会”，于4月中旬正式成立。除教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外，他鼓励大家创作歌曲，积极倡导在旧曲中填新词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左权民歌因此获得新生，一大批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的歌曲涌现出来，如传唱至今的《红都炮台》《土地还家》《逃难》等，更加坚定了军民齐抗战的决心。

在左权县任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教育长

日本占领朝鲜后，大批朝鲜人流亡到中国，到1942年时，在华北的朝鲜人已达20万人之多，在中国的朝鲜爱国人士纷纷组织各种团体从事反日独立运动。全民族抗战初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追随八路军来到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了团结在华的朝鲜人，1941年1月10日，华北朝鲜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附近的桐峪村召开，选举产生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会长由武亭担任。同年7月8日，该联合会陕甘宁边区支会成立，郑律成任支会长。8月，在桐峪镇设立朝鲜革命青年干部学校（学校几经易名，后统称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1942年，郑律成来到太行山麻田八路军总部，出任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教育长。据《作曲家郑律成》记载：“他们的政治组织是朝鲜独立同盟，军事组织是朝鲜义勇军。此外，还开办了朝鲜军政干部学校，训练来自敌占区的朝鲜男女青年。郑律成同志是同盟和义勇军的负责人之一，并兼任军政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肩上的担子很沉重，整天忙个不停。”

担任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教育长期间，郑律成对教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根据学员的要求，扩大学校组织，充实教学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课学习、军事理论及军事训练、宣传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等。这些学员经过轮流培训后，分赴前线，进行武装宣传工作，一些优秀毕业生到各地干部学校从事培训工作。

为进一步储备朝鲜革命力量，完成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华北朝鲜独立同盟本部于1944年2月2日离开前方迁移到延安。郑律成也同学校师生一起，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离开了战斗生活一年多的太行山，于同年4月7日回到延安。

在太行山参加武装工作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变华北为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对根据地“扫荡”更加频繁，并加紧实行“清乡”“蚕食”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残酷镇压敌占区人民以巩固其反动殖民统治。针对这一情况，八路军除以主力继续和前来“扫荡”的敌人作战外，另抽出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若干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强大的对敌政治攻势，同时创造有利条件，寻机打击消灭敌人。由于朝鲜同志中有许多人会讲日语，对日军的情况比较熟悉，于是，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同志同八路军指导员一起积极开展武装宣传工作。

大约在1943年秋，郑律成参加了武工队，到山西、河北交界一带活动。他们深入敌占区，每到一地就在墙壁和大树上用中朝日文涂写标语，张贴抗日政府布告，散发宣传品，教儿童唱革命歌曲。到了深夜，三五人一组，对敌伪炮楼喊话，动摇其军心。郑律成十分机敏，还亲手抓过几个特务。30余年后的1974年，他以自己在太行山参加武工队的斗争经历，创作了电影剧本《武装宣传队》。

有一次，他们在行军途中突然遭遇敌军。有个为郑律成临时当公务员的小战士，负伤被敌人抓走。这个战士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定，日军要把他押到别的地方审讯。郑律成打听到押送的时间和路线后在中途拦截，这个机灵的小战士趁乱跑了回来。当时根据地正在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有人怀疑这个小战士有问题，要他“老实交代”，郑律成为此给这个战士写了详细的证明。他说被这个小战士的坚贞不屈所感动，“受的教育和锻炼，终生难忘”。他还找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传科干部唐平铸，拜托他好好宣传这个用生命保守秘密的小战士的事迹。

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将士们在对敌宣传、收集情报、敌后工作、扩大武装队伍、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抗日战场上一支强有力的“国际纵队”。

在清漳河边开展生产自救

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和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敌后根据地军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减轻人民负担，朝鲜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郑律成对革命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物质条件再困难，他也带领大家把生活搞得有声有色。学习培训之余，他们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开了许多荒地，种植玉米、谷子、土豆、南瓜、西红柿、辣椒、白菜等。除了农业生产，还经营商店、理发店、纺纱厂，组织长途运输等，所得盈利补贴组织经费。郑律成在生活上是一个多面手，他一面参加集体生产，一面在自己门前开种小片菜地，收获后三成归己、七成交公；还利用闲暇时间在清漳河边捕鱼，在山坡上抓野鸡、野兔，改善战士们的伙食。

郑律成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以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去抗争。他在左权县的战斗生活中，对音乐创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将左权民歌的特色融入音乐创作之中；他开展教育培训，培养革命骨干，扩大抗日力量，结成更加广泛的朝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参加敌后斗争，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事业理想信念；他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自救，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他英雄的一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是郑律成同志诞辰110周年，明年我们将迎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郑律成虽已逝去，但他的“歌声的流传是音乐家的最好的纪念碑！”当“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激昂的旋律响起之时，我们永远激情澎湃，斗志昂扬。当人民子弟兵迈着铿锵的步伐，高唱他谱写的军歌，朝着一个又一个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从内心深处由衷地发出对郑律成这位革命艺术家的怀念之情！郑律成曾说：“音乐不单是为了娱乐，更重要的它是革命和战斗的武器。歌唱现在，歌唱未来，鼓励人们热情地去创造现在，创造未来。”今天，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放声歌唱的时代，郑律成的歌曲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他留给我们的歌，不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的颂歌吗？只要热血在我们胸中奔腾，这歌声就永远嘹亮回荡，激励着我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责编 李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