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工程典范 山城防御智慧

在历史长河中，上演过不少波澜壮阔的篇章，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历史尘埃所掩埋，只留下些许文明碎片，等待后人去发现、去解读。

考古就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带领我们去聆听历史回响。

每一处遗址和文物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解读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每一个考古发现都为我们揭开了一层"面纱"，让我们得以一窥古代社会的风貌。

本刊特推出“寻迹重庆"系列报道，带读者走进神秘的考古世界，领略考古发现的魅力，探寻巴渝大地历史的记忆。

在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矗立着一座中外闻名的古老城池一一钓鱼城。

循着荒芜小径，穿过幽静密林，古老的城墙与城门赫然出现在道路的尽头。考古专家指向远处：“那边就是加担土遗址了。”

近日，重庆合川钓鱼城加担土遗址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这座历经千年岁月的古战场遗址，以其独特的山城防御体系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再次引发各界关注。

“深耕"钓鱼城，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重庆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长袁东山牵头主持相关发掘与整理工作。

袁东山介绍，在13世纪的宋元（蒙）战争时期，钓鱼城是南宋巴蜀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关键。此地雄关高耸，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又扼守嘉陵江、渠江、涪江之口，居高临下、凭山控江，实为巴蜀要冲。

为何锁定加担土？

城中军民“婴城固守，百战弥厉”四十载，竟"以鱼台一柱支半壁"河山，不仅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铁骑的奇迹，更大败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于城下，对宋、元（蒙）双方以及整个欧亚大陆数十年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战争与时局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而加担土遗址位于钓鱼城东北角，突出于钓鱼城之外。虽此地名不见经传，却早在2019年就引起了袁东山的注意。

“如果蒙古军队越过渠江，首当其冲进攻之处就是加担土。这里有突出城外的大片缓坡，三面迎敌、易攻难守，应是钓鱼城防守的薄弱环节。可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此处被攻破的文献记载？”袁东山向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钓鱼城加担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胡立敏，道出心中疑惑。

基于多年研究经验，袁东山产生了一种强烈“预感”：“这里或许隐藏着尚未被认知的城防理念、营城技术，甚至蕴含着我们不能理解的军事智慧。”

带着这样的猜想，2024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锁定加担土，启动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去年底，加担土遗址完成考古发掘面积523.5平方米，新发现各类遗迹28处，其中城门5座、城墙4段、高台4处、，出土各类遗物100余件。

经过整理研究，新的考古发现令袁东山等人震撼不已。

“这是我们在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山城军事空间理解，确定可能存在重要节点性质遗迹的若干地点，开展了散点布方、精准发掘，以小切口控制大面积，从而实现了以最小的考古发掘面积取得最大的考古收获。"袁东山说。

首次发现南宋环城城门

“加担土考古发掘的最大收获就是清理揭露了5座城门，包括宋代环城和内城城门各2座，清代城门1座。其中青华门3座，三龟石2座。"袁东山说。

青华门一号城门为拱券式城门，保存较好，是清代的寨门。其下叠压的二号城门、三号城门是钓鱼城首次发现的宋代环城城门。

三龟石一号城门和二号城门位于钓鱼城东内城墙北段，是继牛颈项城门和午朝门城门之后发现的另外两座宋代内城城门。二号城门部分叠压于一号城门之下，两座城门错位较大，因而保存都较好。

袁东山表示，第一次在钓鱼城发现环城（钓鱼城独特的外城）城门，弥补了钓鱼城城防体系的重要缺环。至此，钓鱼城的环城城门、内城城门和一字城城门都已通过考古发掘揭露出来。而在加担土发掘的4座宋代城门为钓鱼城城门的结构、类型和分期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对于钓鱼城城防体系的营建、演变以及防御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钓鱼城遗址清理揭露的宋代城门数量丰富、特征典型，较为全面地代表了环城、内城和一字城的城门，形制相异、多种多样，同时又富有变化、演进有序，为钓鱼城宋代城门的选址分布、结构加担土宋、清两个时期的环城墙。

功能、分期演变及山城城防体系等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依据。

这批宋代城门在目前国内属于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宋元时期城门的资料，弥补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相关类型遗存的空白，是中国古代排叉柱式城门向拱券式城门演变的重要实物例证，对中国古代城市、古建筑以及古代军事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城门分期的基础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将与城门相连接的城墙、高台、道路以及码头等重要防御设施遗迹串联起来，形成了钓鱼城南宋山城城防设施四个阶段的分期表。

“结合文献记载分析，南宋钓鱼城有4次较大的修筑。"袁东山说。

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大尉甘闰始筑，当时是图险自保的一种地方行为。三年后，四川制置使余玠和冉、再璞兄弟修筑之时是川渝宋元山城体系形成的时期，从地方行政升级为国家战略。

1254年，王坚担任钓鱼城守将后进行修筑，这时，南宋朝廷敏锐地认识到，蜀地大战在即，钓鱼城当为决战之地，于是调人丁17万，大规模修筑钓鱼城，加固城防。1260年到1279年，由于忽必烈把灭宋的中心区域转至荆襄战区，守将张珏、王立仅有小规模的修筑改造。

此外，考古表明，加担土遗址城墙普遍为宋、清两个时期相叠压的城墙，保存状况较好。

2024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钓鱼城城墙的内部夯土展开了解剖，对宋、清两个时期城墙的夯土分布、形制、结构和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多期叠压的宋代城墙，进一步印证了钓鱼城多次营城的文献记载。

双重瓮城结构营城智慧

“你能想象吗，这底下其实是个瓮城。"胡立敏指着眼前的一块区域说道。

只见其上有绿草茵茵，部分泥土裸露在外。

据介绍，当年为了应对加担土三面迎敌、易被围攻的状况，宋军在山城突出的位置夯出了三座大型高台，形成巨大的马面，并在高台之间修筑次级高台，在城内形成一座瓮城，形成层层台、台连台、台上台的极为复杂的军事防御体系。

胡立敏表示，以青华门为核心，结合环绕的城墙、高台等形成了类似内外双重瓮城的城防结构。从外部来看，青华门东部和北部的两处突出于城圈的高台互为骑角，连同周缘城墙，为青华门的外围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从内部来看，环绕分布的多处高台与中部低地形成一处类似瓮城的结构，进一步确保内部安全。

这一发现，不仅弥补了钓鱼城南宋山城城防体系的重要缺环，更揭示了古人在这片王地上留下的深厚历史印记。

规模最大的台上高台位于青华门东侧，南北残长约53.8米，东西宽约30-80米，残高1.4一5.1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

这是人工修筑的夯土包石高台，内部夯土为红褐色黏土交杂非常多的杂乱石块，局部甚至直接以石块填充，夯土极少。包边石墙采用楔形条石错缝丁砌，阶梯状内收结构兼具强度与工效。

夯土之坚硬令人震惊。考古工作队用锄头挖不动，就改用子一锤一锤地打，打得直冒火星。

“我从没见过这么硬的夯土，直觉告诉我，仅靠物理技术难以夯出这种强度，一定有我们未知的材料科学。”袁东山请重庆大学刘汉龙院士团队对此进行了结构和力学的研究。

研究发现，夯土强度普遍大于3MPa，最高甚至达到10MPa，远高于现代工程的夯土要求，是南宋重视此处营城和夯土技术高超的重要见证。

自2004年起，钓鱼城遗址便开启了天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袁东山也将其主要精力倾注于此，长年坚守在野外第一线。

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的考古收获曾让袁东山等人振奋不已。如今，加担王遗址考古新发现又逐步解开历史谜团，还原七百年前巴蜀大地上密布的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的辉煌场景。

胡立敏表示，新发现的重要遗存填补了该区域宋代文化遗存的空白，对钓鱼城的宋元战争山城防御体系、分区布局和结构功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于进一步织补、缀合和重构钓鱼城时空格局具有重要作用，为钓鱼城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提供了新的支撑。

在袁东山看来，钓鱼城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例证，也不只是为后人保留下蕴含着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想的军事智慧和文化景观。钓鱼城四十年的不屈坚守更是重庆英雄之城的重要代表，钓鱼城军民上下一心抵抗元（蒙）军的坚韧顽强、抗争不屈精神延续不绝，刻在重庆人的骨子里，永为后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