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动与行动：八路军出师华北问题再探

【摘 要】八路军出师华北对日作战，包括出动兵力的多寡、作战原则的讨论、出动路线的选择等，均是在争论中渐趋形成的，甚至有些意见延续至前线作战实践阶段才得以统一。出动方案虽已拟定，部队基层却另有反应。为改变观念、提振信心，中共开展了一场战前抗日教育。部队从驻地出发，经历了徒步急行军、韩城渡黄河、侯马乘火车的行军路线，体现了此次行动的独特面相。不少人初次渡黄河、第一次乘火车，行军心境与此前判然有别。八路军出师华北虽存在反复和斗争，但是战场向来是中共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广阔舞台。从入晋抗日之初，中共已然在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思考谋划未来。

【关键词】八路军；抗日战争；出师华北；行军交通

【中图分类号】K26；D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5）01-0020-12

全面抗战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对日作战。关于八路军出师华北的战略决策、军事方针与武装进入等问题，业已形成不少可观的研究成果。但尚有几个问题需进一步梳理：一是对出师方案的往来争论缺乏翔实细致梳理；二是对高层决策方案与基层部队之间的反应缺乏必要呼应；三是对八路军东进行军的路线选择与行军过程缺乏应有观照。八路军出师华北，正如论者所说，既有国共十年内战累计的“创痛和仇恨”，也有“令人难以捉摸”的态度，如此重大决策“不能不经过一段艰难而曲折的旅程”。决策艰难必有争论，出师华北的行军过程与出动心境也值得探讨，不应成为一个“不太重要”的枝节淹没在宏大叙事中。鉴于此，本文将依据相关档案史料，对前述问题进一步探赜钩深，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出动方案与渡河路线之争

八路军出师华北方案的争论，既涉及与国民党的外部之争，也涉及中共内部的观点之争。至于同国民党的争论，已有不少研究。就内部观点来看，有关八路军要派多少兵力出征、出兵路线如何选择、开赴华北后如何作战等问题分歧较多、争论较大。尤其是关于作战原则的争论，及至八路军深入战争前线后，才逐渐形成统一意见。

八路军出师华北究竟要派多少兵力？国民党希望“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强听使命”实现其阴谋和企图。毛泽东则认为“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孰料毛泽东这一方案却遭到异议，认为“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朱德在云阳红军总部会同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再三讨论，“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不过考虑到持久战消耗，红军主力“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根据朱德等人的意见，毛泽东提出，在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其余兵力保卫“我们唯一可靠的后方”，以防备蒋介石在陕甘部署的十个师的兵力。后经多次协商讨论，中央决定从一二九师中拨出一个旅的建制，作为保卫后方的军事力量，其余兵力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

选派八路军主力出动达成基本共识，开赴华北后如何作战，则是争论较多且延续较长的另一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中日之间的强弱对比是客观事实，对日作战必将是持久战，这是制定各项政策方案和作战原则的基本依据。故而八路军对日作战“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但是这个作战方案同样遭到异议。

据聂荣臻回忆，“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而应“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朱德等人也认为，八路军参战不应出现“划地自首与观望或退却的事。作战方针要以分区集团的防御钳制敌人”，要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长”，要“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对于这一看法，毛泽东依然保持审慎的态度，认为八路军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应只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八路军“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以‘独立一面’的话意提出”，红军的“集团作战是不行的”，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为了兼顾不同意见，毛泽东又对八路军作战原则做了变更，提出“基本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由于当时出兵时间紧迫，这一问题实际尚未进行充分讨论，观点之争并未消除。

洛川会议后，为进一步统一对八路军作战原则的认识，毛泽东在专致彭德怀电文中再次明确指出，个别同志对于八路军作战原则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如果这种观点不变，红军势必会陷入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要知道八路军在对日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我们的拿手好戏“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想创建根据地，要发动群众，“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的。朱德后来也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正确的战略方针是克敌制胜的保证，解决了八路军开赴华北作战的原则问题，才不至于陷入绝境，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

八路军对日作战原则虽已确定，但入晋路线却暗藏玄机。八路军的出动，按照原计划不必由“蒋介石决定颁发”，待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然而国民党参谋本部却提出八路军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沿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另一师则沿陇海再转平汉路，在河北东部地区的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提出分路出动的企图很明显。毛泽东认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实际在此之前，毛泽东就致电彭雪枫，要求与阎锡山交涉“同意红军由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县开赴抗日前线”。由于中共的坚决要求，再加之国民党急于要求八路军迅速到达目的地展开对日作战，最终的出动路线实际是“由韩城、禹门口渡黄河，至新绛东之侯马上车沿同蒲路至大同转平绥路，至宣化或下花园下车”，再辗转徒步至战场。

早在1936年红军东征时，中共就曾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北绥德、清涧渡河入晋。此次决定从韩城渡河，是多次商讨与比较之后形成的方案。1937年8月5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任弼时电报中就曾指出，红军出动“以绥德、榆林为后方是有利的”，但行军“将有较大的困难”，主要是沿途粮食短缺，需要“商后再定”。随后几天，毛泽东还在考虑如若走陕北，须“令各部备办携带之粮食”。其间，毛泽东还曾考虑，主力部队取道韩城，一部取道宜川渡河。有学者认为取道韩城渡河是周恩来较早提出，这一建议一经提出即被中央认可。据此看来，八路军东渡黄河，至少有北线陕北、中线韩城和南线宜川三种方案。中共中央之所以最终选择韩城渡河，无疑是经过审慎比较之后形成的方案。

就地理位置而言，韩城黄河渡口为古渡口，历来是军事要地和商贾必经之地。韩城渡口岸底水缓，较易行船，周边又属平川地带，物产较为丰富，军需供给较为充足，利于军队集结驻防，一向备受重视。国民党也特别重视黄河渡口的军事价值，曾于抗战初期专门派人调查韩城沿河的芝川渡、夏阳渡、大庆关渡等渡口情形，发现芝川渡“两岸平摊，汽马车辆均可通行”，作为“通晋要道堪为重要”，同时部队“背倚黄河，于后方关系甚重”，是极为重要的“运输补助线”。八路军取道韩城渡河，自然是理想之选。若从陕北渡河入晋，行军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粮食奇缺、军需不济。毛泽东在给前线总指挥部的电示中就明确指出：“红军走陕北千余里缺粮，由洛川直到神府均遭旱荒无法通过，必须走韩城。”在给彭雪枫的电示中也说：“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余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此点与阎交涉，一定要办到。”彭雪枫接电后经与阎锡山商讨，同意由韩城渡河，并于同蒲铁路运送红军。于是从韩城渡河而不是从陕北入晋的出行路线就这样确定下来。

路线既已确定，何时出动也即提上议程。不过这一问题同样费了一些周折。中共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就提出尽早出兵抗日。红军长征入陕“集中陕北抗日前进阵地”，也是要推动“中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卢沟桥事变后，中共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随时准备调动出兵抗日，并对内发布命令，要求“红军在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7月18日，朱德专程前往红军驻地，下令要求部队从8月5日起开始东移。部队紧锣密鼓部署出动，甚至提出在时局紧急的情况下，“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中共高层酝酿尽早出动，部队中不少人也“巴不得早日开赴前线，开展游击战争”。为了迅速出动参战，红军“百倍紧张地加强抗战的政治动员与准备工作，在10天之内，紧急动员课与华北地理知识等就都讲完了”，后来“实在忍不住等待南京政府的命令了，8月初便自动集中部队进行改编与上前线的准备工作”。中共高层和红军将士一再认为应该尽早出兵，但实际情形却朝着另一方向发展。

在蒋介石看来，中共出动抗日“一再喧腾，究其实际，盖蓄有重大阴谋”，乃“得藉此扩充实力，夺取政权”。基于这样的考虑，国民党对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政治纲领、八路军编制等问题一直久拖未决，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问题也敷衍塞责，同时对八路军的出兵路线设计阴谋。南京方面对中共一再要求尽早出兵的呼吁未给予满意的回应，毛泽东认为八路军出动只有“拖之一招”。1937年8月14日，毛泽东就红军出动问题再电彭雪枫，“红军本可迅速即出动，因南京对于宣言、纲领，指挥部、参谋长等问题诸多留难”，只能等谈判结束后“才能确定出动日期”。不过为了体现中共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诚意，8月22日，中共派先遣部队先行开动，“其余看情况再定”，要求南京方面尽快发表中共宣言，承认边区政府的要求，这样八路军就可“迅开前线，安心杀敌”。

八路军从尽早出动到此时无法确定出动日期，固然与国民党在谈判中反复无常相关，但平津失陷、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的紧张局面，促使南京方面主战空气渐浓。考虑到这一局势的变化，中共中央遂致电朱德等人，“不忙于迅速出动。欲速不达，缓则有剂”。随着战争局势日益严峻，蒋介石“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红军改编经艰难谈判终获解决，出动方案基本确定，部队整装待发，随即开赴华北前线展开对日作战。然而出师华北对日作战，不仅考验着中共高层的战略决策和布局，也考验着基层部队的作战信心。

二、部队反应与出行教育

抗战爆发后，政策和思想观念都要发生转变。过去红军对土豪是“见着就打”，而“现在对于豪绅地主阶级均须接待以礼”，“和平共居、来往相互联欢”。然而在新的形势下，部队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部队的结构成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央苏区来的成份，有了相当的减少”，新扩征的战士中，“非土地革命成份逐渐增多”。尤其是“红军西征后扩兵人数中，山西的成份要占当时部队人数的百分之五十”，而且“下级干部也在开始变动着”。由于新征战士中多半未参加过土地革命，还在部队出动前，即有1091名士兵逃跑，“新战士逃亡人数最多”，逃跑最严重的“是山西战士”，且“党员逃亡最多的也是山西来的”。红军保卫局曾对某师8个月的逃跑人数统计，即发现有102次逃跑案件。

红军长征入陕后的一段时间内，在部队中出现意志松懈的情形。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就明确提出：“不应在部队中造成很浓的和平空气，要继续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1937年4月23日，中央军委也发出通知，要求在部队中“开展思想斗争，不容许和平空气存在”。然而随着改编工作的推进，部队中再次出现了逃脱离队现象。

有人认为红军改编后和国民党没什么区别，“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还不到底，就投降了，到什么底？”，戴国民党的帽子就是“投降国民党了”。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结果部分红军擅自离队。据杨成武回忆，部队出动前几个营先后“有人乘夜深擅自离队，武器也带走了”。陈赓麾下的第七七一团、第七七二团尤为严重。改编开始不久，“七七一团两个通信员逃跑，七七一团一个连长逃亡”。1937年9月份，七七二团二连共逃亡4名，其中3名为老兵，另一名“系降级使用不满而逃”。七七二团另一个开小差的战斗员2次“临阵脱逃”，根据军事裁判所的判决，因其2次“在抗战前进时企图逃亡，应该是临阵脱逃，当即执行枪决”。红军逃跑的原因不尽相同，有的对改编的意义不甚了解而发生思想动摇，有的是因部队合编后逃跑，有的则是编余干部和在职干部因职责不合、地位降低产生不满情绪最终动摇逃跑。于是八路军便以支部为单位开展了一场反逃跑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