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病一针消”：新四军医疗中的“乱打针”问题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医疗工作中曾出现“乱打针”现象，部分官兵甚至在思想上存在“百病一针消”的观念，给士兵个人健康、医务工作者形象、根据地卫生工作的开展带来危害。该现象的出现与药商广告宣传、技术训练缺乏、西药治疗优势的反向助推等因素有关。对此，新四军通过完善药品供给制度、加强日常技术训练、充分实行奖励机制等措施予以解决。在解决“乱打针”问题的过程中，新四军逐渐建立了医药物资供给和使用登记制度，提高了药品管理和利用效率，为中共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和革命胜利奠定了医疗后勤基础。

【关键词】抗日战争；新四军；医疗工作；乱打针

【中图分类号】K26；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5）01-0044-08

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新四军军部军医处也随之成立。1937年秋到1938年，一批拥有正规医科大学学历或从医经历的专业人员加入新四军医疗队伍，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由此展开。目前学术界关于新四军医疗卫生史的研究，主要涉及该军卫生工作的整体发展概述、医护群体、医疗物资供给工作等方面，这些研究建构起新四军医疗卫生史的宏观框架，但对于医疗器械、药品使用问题缺乏细致考察。本文拟研究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医疗工作中存在的“乱打针”现象，梳理其发展脉络及危害，考察新四军的应对措施，揭示战时环境下纠正医疗问题的限度，以深入了解新四军在敌后开展医疗卫生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一、“乱打针”现象的出现及其危害

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中针剂主要用于治疗战伤和传染病。治疗战伤方面，注射生理盐水、止痛剂、破伤风抗毒素等较为常见。注射给药能满足火线救治快速止血、止痛的需求，为转入后方医院继续治疗做好准备工作。治疗传染病方面，四师所在的淮北地区曾经爆发过脑脊髓膜炎，治疗“须用多价抗脑膜炎血清，注射于脊椎间，愈早愈妙”；三师所辖的淮海和盐阜二区是黑热病重流行区，用五价锑治疗，“每天1针，静注或肌注均可，很少副作用，10针即可治愈”。面对扩散能力强的传染病，注射能迅速建立起免疫屏障，帮助伤员稳定病情，阻断传染病的二次传播。

虽然打针见效快，但相较于口服药物，风险也更大。药物注射进人体后容易发生发冷、战栗、虚脱甚至死亡等不良反应，新四军军部参谋长赖传珠记录到自己“打防疫针，反应很大”。打针具有高药效和高风险的双重特性，为“乱打针”现象埋下隐患。

1941年11月，新四军卫生部发布了《对目前部队医务卫生材料工作的指示》，首次反对乱打针现象。乱打针的表现形式包括：1.不用同等效力口服药而用针剂。如“不用奎宁丸要用奎宁针，不用乳酸钙片要用葡萄糖酸钙或氯化钙针”，奎宁片和奎宁针都是抗疟疾药物，而乳酸钙片和氯化钙针都属于止血药，二者只是存在形态和生效时间不同，但功能效用相同，只有在伤员情况危急之时才使用注射剂；2.注射药剂不能治疗该疾病。如“给肺结核病注射樟脑针，疟疾注射毛地黄针”，樟脑用于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疼痛；毛地黄则有强心、利尿之用，二者并不适用于肺结核、疟疾症状；3.注射方法错误。如应该进行肌肉注射或者皮下注射但却打成静脉注射，时任四师卫生部长齐仲恒在淮北军区第四届卫生工作会上批评“万病都要打针，每针必打静脉。自己配杨曹打静脉，肾上腺素也打静脉，还有用酒精打静脉的”；4.注射技术问题，如发生断针导致伤病员感染；5.滥打“补针”，如注射维他赐保命、鹿茸精等补剂。

基于以上表现，乱打针的危害可想而知，对士兵健康、医务工作者形象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皆无利好之处。

第一，给士兵带来不必要身体伤痛甚至死亡风险。如因针头消毒不到位，引发局部炎症，“注射TABC时，六团有十余名化脓”。再如打补针导致激素紊乱，“维他赐保命、鹿茸精等这些都是性刺激药品，注射之后，使人的性欲冲动”。此外，乱打针还存在致死风险。治疗黑热病所用三价锑可能导致“心肌中毒意外死亡”。对战时军队来说，因医疗事故造成不必要的兵员损失，应尽可能避免。

第二，造成根据地钱财和医疗资源浪费。针剂价格比同等剂量的片剂、酊剂贵，以治疗猩红热的消发灭定和治疗回归热的六〇六为例，0.5克的消发灭定片卖3.5元，但同剂量的针药却卖120元。1944年六〇六针药价更是达到“每支1200元”，虽有通货膨胀因素，但针药确比其他药剂昂贵不少。乱打针加大了新四军的医疗开销，使医药储备更加拮据。

第三，给医务人员、卫生部门形象造成不良影响。早期新四军中存在歧视后勤部门的问题，“认为医务人员与理发匠、修脚匠是一类”，随着乱打针的泛滥，该问题更加严重，认为“卫生机关就是专门打针的地方，医务人员就是打针匠”。此种不良观念打击医务人员职业信念，削弱卫生后勤工作的重要性，从而对于卫生部门吸收人才、发展事业造成恶劣影响。

打针所具有的二重性，使其在特定条件下异化为“乱打针”，并给新四军医疗工作带来不良影响。为此，新四军各级卫生干部分析乱象产生的原因，为后续解决问题准备条件。

二、“乱打针”现象产生的历史动因

新四军乱打针现象的产生与社会层面药商广告的宣传、战时根据地技术训练的局限以及西药治疗优势的反向助推等因素有关。近代以来，药商广告通过报纸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众的医疗认知与习惯。新四军建立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因地理位置因素，其医疗实践亦受针药广告影响。同时，作战环境限制了系统医疗技术培训，导致新四军部分医务人员在处理疾病时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与判断，为乱打针埋下隐患。面对战时快速治疗需求，部分医务人员在未充分评估病情或患者体质的情况下，过度依赖或不当使用西医注射治疗，从而加剧“乱打针”问题的发生。

（一）社会医药广告宣传带来的“打针依赖”

20世纪初，广告伴随近代商业报刊的发展逐渐进入普通人视野。医药广告中关于针药的内容层出不穷，治疗范围也不断扩大，所谓针剂“包治百病”的宣传对民众的医疗观念及医疗行业产生了一定影响。

1900年，《同文消闲报》提出“各种疯气，针到根除”，首次将针药的治疗效果拔高。20世纪20年代，针药以治疗花柳病等性病为主。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针药广告大力宣传补剂，并将治疗范围扩大到脑病、肺痨、止痛、止血、防疫等。其宣传策略是：先与生理学、化学等科学名词挂钩，并强调外国制造，迎合社会对西药的崇拜，再用“神速”“根治”“世界公认”等词描述治疗效果。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委派医务人员或药商在上海及周边城市采买药品，受到针药广告影响。三师卫生部部长吴之理指出某些干部：“看了报上的药广告或是道听途说，疑神疑鬼，说自己有这种病，那种病，硬把自己凑上能用报上某种针药。于是向他那一单位的医务干部要求（等于命令）打某一种针。”从四师的购药记录可更直观地看到，补剂在所购药物中占相当数量，“在去年秋冬之间，约计支出四万余洋，而药品的内容约三分之一为成药（如沃舌林、八卦丹、万金油等）及补剂（维赐保命（针剂）、鱼肝油、目素血等）”。全面抗战初期，新四军部分医务人员受医药广告影响，购入这些针剂，为“乱打针”埋下药剂隐患。

（二）实际技术训练不足导致“打针泛滥”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摩擦公开化。1941年7月，日伪军对新四军所在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展开“清乡”。敌后频繁作战带来的兵员伤亡，使新四军对医护工作者的需求增加，加快吸收地方医务力量进入军队，因其文化水平和专业质量参差不齐，且战时动荡环境下日常训练未能匹配，为“乱打针”现象埋下技术隐患。

新四军医务干部以红军时代医生占多数，正式医师占极少数，其余则是小城市中行医的医生、护士。除正式医师外，其他人基本不了解医学常识，“全师基层卫生工作人员，大多数为初小及私塾学生，很少为高小程度，约1/4不识字的……对于检查体温、脉搏及内科上的处理则毫无所知”。原则上应对医务人员进行技术培训，达标合格后才能参与实际救护工作。但因敌伪频繁进攻，卫生学校存在未到规定训练周期，就提前分配工作的情况。如四师1940年10月的一期卫生训练班，“在三个月内，平均一天只有两小时课，到了环境极度紧张，工作需要迫切之时，不得不先期分配，与原有课程计划不及三分之一”。淮北卫生学校学员黄道昌回忆：“学习生活十分紧张…材料奇缺。战争环境中，一边要上课，一边还要随部队行动。”浙东纵队卫生部学员回忆：“在实习时，从注射、输液、输血到扩创手术都遇到困难。”恶劣的大环境打击了医务人员的职业信心，“由于学习困难多，指导人少，书少，药械缺乏等，有些同志认为这一工作是可望而不可即，对职业前途悲观”，根据地医疗技术学习的整体风气低落，打针作为一门技术性操作亦受波及。

（三）西药治疗优势反向助推了“打针崇拜”

20世纪20年代前后，社会上出现以“科学”相号召，崇西医、轻中医的风潮，并延续到全面抗战时期。从1941年湖北省房县民众对西医的态度可见一斑，“人们对西药视为稀奇，又加之服用简便，见效快，求急的城乡患者大多前来诊治，每日求医者络绎不绝”。不仅民众如此，部分医护群体亦然，甚至出现中医竞相用西医注射疗法的情况，汪伪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40年8月6日公布了《管理中医暂行规则》，规定“中医不得擅行使用科学医之器械、药品或注射法”，虽是伪政权发布的公告，但亦可反映问题。社会医药刊物《澄光医药季刊》也记载：“国民政府卫生部曾训令过一番，中医用中药，禁止采用针药，因为针药见效，总比吃药来得快些，于是旧药先生们也采用西法，竟代打六〇六，白喉血清，以及种种注射药。”

新四军医务人员来源之一是从地方动员，由于社会层面中医比例较高，所以军队中下层医务人员成分也以中医为主。但受到社会上崇尚西医风气影响，加之新四军卫生部门高层人员本来是西医出身的基础背景，新四军内部出现了用西医“科学化”中医的声音。1943年，第十八旅兼苏中第一军分区卫生部提出“在业务上要……提高医师科学技术水准，使做到国医科学化，并且培养西医”。八路军卫生部方面也有这样的要求，“西医应主动地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

在西医“科学化”中医的趋势下，西药见效快的特性，与军队战时快速治疗的需求相契合，使部分士兵和医护人员倾向于用针药，“有的同志相信打针，生点小病就逼着医生打针，有时医生碍于情面，替他打点蒸馏水，他就说病好了，打针好像比仙草还灵”。第十旅兼淮海分区卫生部医生丁志辉回忆当时的医务人员“对内科治疗喜欢注射，只要病人发点热，不管什么病人，都给注射巴格龙、奎宁针等”。西医的“科学”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下变得“不科学”，盲目追求快速治疗，技术还未学习成熟，但是求快的观念已经风行，导致药物浪费、治疗事故等问题。

综上，“乱打针”并不仅仅是医疗操作失误或个别医务人员的职业素养问题，而是植根于广泛社会背景与复杂战争形势的综合现象。“乱打针”现象的出现既受到商业广告诱导、公众医疗认知局限影响，也与战争形势的严峻性、医疗资源分配的紧张状况，以及战时医疗需求的紧迫性息息相关。因此，要有效解决“乱打针”问题，必须从全局着手。

三、解决“乱打针”现象的举措

新四军认识到乱打针危害并分析成因后，主观上形成了解决该问题的共识，随后而来的整风运动加速了这一进程。整风运动不仅整治政治作风问题，而且也关注经济浪费问题。乱打针作为药品浪费的显著表现，成为医疗卫生领域的整治对象之一。同时，严峻的战局为新四军解决乱打针提供了客观动因。一方面日军封锁物资流动，药品作为日军输出统制物资中的第二号物资，被限制出口到新四军根据地。另一方面，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四军原先重要的医药物资来源——保卫中国同盟很难再进行接济，新四军医疗药品购入渠道紧缩，节约用药被广泛呼吁。在主客观因素推动下，新四军尝试解决“乱打针”问题。

首先，建立统购统支制度，从源头减少针剂购入量。早在皖南事变阶段，新四军已建立医药材料的购置领发制度。皖南事变后，各师卫生部尝试重新建立购药预决算制度。如二师提出，西药属于特别费用，要在未动支前规划预算，并呈请区党委批准，“各团（支队）的卫生队、分所、门诊所，按月向师和分区卫生部造报应用之消耗量，经过师和分区卫生部审核后统一购办，实物发之”。浙东游击纵队也规定，医药在原则上要由司令部统一筹划，或具造预算呈准后才可开支。浙东游击纵队还特别规定要减少购入注射剂，“各单位药品均由本部发给，一切成药及次要之贵重注射剂均停止采购”。建立统购统支制度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随意购买针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