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长江流域治理中的劳动力动员

【摘 要】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初期长江根治的开端，成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是荆江分洪工程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荆江分洪工程动工前，唤起荆江水患的历史记忆、强调荆江分洪事关两湖人民，以及宣传分洪工程是光荣伟大的任务，有助于群众形成情感共识。强化思想教育、运用组织力量、塑造劳动模范、开展爱国劳动竞赛对分洪过程中的劳动力动员形成有效维系。劳动力动员提升群众政治觉悟，重塑新的劳动观与集体观，增进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坚持党的领导是劳动力动员取得成效的根本保障，深入思想动员、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是劳动力动员基本方针，运用科学动员办法是劳动力动员重要手段。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荆江分洪；劳动力动员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5）01-0052-11

在民国流域治理过程中，因国民政府组织能力匮乏，中央与地方利益不一，流域机构沦为“悬浮在地方，无实际行政权力”的机构，流域治理难有成效。新中国成立后，仍采取流域治理与行政区域治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取得巨大成就。成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是新中国长江流域治理成效显著的重要原因，也是区别民国时期流域治理的关键因素。学界有关新中国劳动力动员的研究，或偏重新中国防疫动员，或强调对妇女动员研究，或关注爱国卫生运动的社会动员，对流域治理中劳动力动员研究较少。

关于劳动力动员，有学者通过梳理相关的研究，认为学界将劳动力动员问题大致分为“控制论”“组织论”“实用主义经济刺激论”三种。“控制论”强调国家对社会、个人的控制，依靠思想动员与推行国家话语的方式，在精神上调动农民积极性。“组织论”强调 “组织扩张”中劳动力调配问题，提出 “组织集约”的概念。“实用主义经济刺激论”关注经济刺激对劳动力动员重要性，强调中共政策的实用性特征。以上研究对新中国劳动力动员问题进行了阐释。但是，完全将政党作为“理性人”的存在，忽视了中共的情感意蕴。情感作为特定历史、文化与社会的产物，反映了政党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自建党起，中共就饱含了深刻的情感意蕴。对历史珍视之情、对人民敬重之情、对国家挚爱之情，展现了中共的政党气质，构建了中共的情感形象。从情感角度出发思考中共与人民之间的情感互动对新中国劳动力动员的影响，是探讨新中国初期流域治理中劳动力利用机制、动员手段的新路径。作为新中国根治长江的开端，荆江分洪工程中约有20万普通民工。鉴于此，本文以荆江分洪工程中对普通民工动员为中心，侧重以情感动员为视角，剖析新中国初期大型水利工程劳动力动员实态。

一、荆江分洪工程动工前的情感造势

荆江分洪工程动工前，通过对荆江水患历史记忆的书写、强调荆江分洪事关两湖人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宣传分洪工程是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有助于唤起两湖群众的心理反应与情感共鸣，以此激发情感力量，形成情感共识。

（一）情感唤起：荆江水患的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具有保存性、建构性与凝聚性功能。历史记忆的唤起，是劳动力情感动员的重要依托。长江中游自湖北枝江至湖南城陵矶一段，通称荆江。因荆江段河道狭窄淤积，荆江下游河道弯曲，难以承泄大量洪水，汛期到来，常有溃决风险。一旦溃决，不仅江汉平原遭到淹没，而且容易导致洞庭湖堤垸溃决。故而，历史上有“长江之险，险在荆江”的说法。每值汛期，长江中游沿岸居民，时常担心江水泛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有效的动员湖南、湖北两省劳动力，唤起荆江水患的历史记忆具有必要性。对此，不论是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七十四次行政会议决定，还是《长江日报》刊登的相关社论，都围绕荆江水患的历史记忆进行重塑，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荆江水患的影响；其二，历代政府对水患的治理。

其一，直接表明历史上荆江水患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灾害记忆进行书写，并进一步阐释灾害对当前的威胁。灾害记忆作为人们对过去发生现象的回忆与再认，在情感共鸣的语境下，重现灾害记忆，有助于饱受灾害的群体共建彼此之间的联结，从而利于情感共同体的构建，继而有助于推动劳动力的情感动员。对此，中南军政委员会指出，每值汛期，长江中游人民莫不担心江水泛滥。每年洪峰过境时，江面往往是比地面高出十余公尺。决堤后，江汉平原沦为泽国，江陵、监利、沔阳、汉阳等十余县，七百万亩良田、三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荡然无存。同时，江堤溃决，导致汉口以上长江段航运停滞，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流通。《长江日报》社评也指出，荆堤万一溃决，或洪峰万一漫过，不仅江汉平原尽成泽国，而且有招致长江改道的危险。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唐天际也强调，“长江曾发生过几次严重的泛滥水灾，广大良田变成泽国，使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付之于尽”，指出荆江沿岸，是长江最危险的地段，也是长江流域水患最多的地区。

其二，控诉历代政府无法有效应对水患。中南军政委员会指出，荆江大堤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清代乾隆年间曾溃决，王朝统治者花费十年才修筑完成。修筑过程中，多使用土木苇草，难以抵御洪流，致使每年汛期，百姓担心江水泛滥。同时，强调历代统治者只知剥削人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漠不关心，……或以治水为名，肥私利己，对治水工程敷衍了事。加之滨湖地区官僚与水争田自由围垦，……造成今天危险形势。” “重北轻南”的策略是导致历代两湖水患治理难有成效的因素，对此，《长江日报》社论直接批评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在治理荆江问题上，曾经采取漠视民不懂或以邻为壑的办法，这种反动措施，其遗毒流弊直接加重了长江中游的水患和危害了荆江大堤的安全。”事实上，持续十余年的天祜垸水利纠纷，充分表明两湖之间的畛域之见与意气之争。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水利工程师何之泰讲：“（荆江分洪）是与地主恶霸的利益有矛盾的，是他们坚决反对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府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试看几百年来湘鄂两省对荆江和沿洞庭湖问题彼此对立，纠缠不已，无法解决的事实就是证明。”诉诸何之泰之口，新、旧两个时期的差异性跃然纸上，谁从“人民利益出发”不言而喻。

（二）情感激发：荆江分洪事关两湖人民

中国社会中，以“地缘”为核心的地方保护主义切实存在，尤其“隔省”涉及利益纠葛，畛域之见不可避免。新中国成立伊始，针对两湖的水利纠纷，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过问两省事宜，并写信给邓子恢，让他做好鄂、湘两省的说服工作，并借用张居正“舍南救北”的故事，警示地方本位主义。由上而下良好沟通机制的构建，也为两湖协同建设奠定基础。不同于民国政府在两湖水利纠纷中强调“政府权威”，并表现出对湖北的偏重，新中国在荆江分洪问题上，始终强调维系两湖人民共同的利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中明确指出：“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施。”“荆江分洪工程完成以后，……既可减轻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亦可减少四口注入洞庭湖的洪量。”塑造维系两湖人民共同利益的共识，有助于化解以往水利建设“偏颇”一方的嫌疑。同时，两湖地区共同派出人力，也有助于共同体的打造。中南军政委员会也宣称荆江分洪工程是“保障两湖人民生命财产”的迫切措施。对于《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出台，中南军政委员会指出，该计划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水利部、苏联专家指导下，会同湖南、湖北两省商量后的结果。经此，可以表明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出台，既是按照科学性安排，又是中央与两省协调后的结果。湖北省代表张难先对于荆江分洪工程计划实施的态度，也是站在两省的角度出发，“既保证了荆江的安全，又可保障湖南不致因分洪而发生水灾”。兼及两湖的言论，表明长期以来两湖“以邻为壑”的作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邓子恢更是直接指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是集合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最佳方案，只有两省按照该计划实施，可以保障湖南不再遭受水患，并指出荆江分洪南岸堤闸是否修得牢固，关系湖南滨湖地区是否遭受水患。邓子恢还指出，荆江分洪计划时间紧迫，一旦迟缓，可能会遭遇1949年，甚至是1931年的长江大水。为确保荆江大堤不溃，只能采取南岸被迫泄洪方式，而湖南的堤不牢，节制闸未能完工，必然对南岸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邓子恢强调荆江分洪工程事关两省，两湖农民都应踊跃参加，确保汛前完成南堤、南闸。坚持荆江分洪事关两湖人民，有助于通过共同利益至上的交往原则，寻求两者互惠互利的合作理念，其背后蕴含着新中国“人民至上”的根本原则。

（三）情感升华：荆江分洪是伟大的光荣任务

近代以来，大量国民受尽压迫与剥削，在苦闷的环境中挣扎，但对未能觉醒的苦痛缺乏足够的认识，由此出现文学中“痨病”“麻木”的病态社会形象。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将受尽压迫的人们从苦难中解放，经由“翻身”“人民当家作主”的话语重塑，使得人民摆脱“事不关己”的“麻木”，激发政治参与度，主动投入新中国建设。荆江分洪工程的动员工作中，积极倡导投身荆江分洪建设的光荣性与使命感。

邓子恢在施工前动员中就指出：“分洪工程关系如此重大，时间又如此紧迫，我们不应再踌躇不决，……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完成荆江分洪，初步治理长江的伟大历史任务而斗争。”此处，荆江分洪工程的施工已然超越两省利益，成为“人定胜天”“动员一切可能”去实践的“伟大历史任务”。《长江日报》社论中，将荆江分洪工程放在中国先民治水的历史长河中去理解，认为先民治水虽取得巨大贡献，但受制技术成效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先进技术的帮助及革命精神发挥的巨大潜力，都将使得荆江分洪不同于以往水利治理。由此，参与荆江分洪工程，意味着将从事一项“史无前例”的光荣任务。同时，将荆江分洪工程与新中国治淮、治黄相提并论，将其视为新中国伟大建设事业中的重要环节。其次，《长江日报》社论称，荆江分洪工程时间虽然紧迫，但是工程的关键是“劳动效率”，而“我们的人民是勇敢勤劳的人民，……他们面对祖国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都有最大的忠诚”。以此宣传荆江分洪工作的光荣与使命，唤起人民的施工激情。最后，进一步宣传：“（荆江分洪工程）是我们祖国的伟大水利工程，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产物，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潜力的证明。经此渲染，将荆江分洪与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勾连，唤起民众内心深处的责任感与荣誉感，逐步形成共同建设的共识，最终实现情感动员。

二、荆江分洪过程中劳动力动员的维系方式

“思想政治工作稍一放松，右倾思想就抬头，工作就要遭受损失。”为应对工程中出现的懈怠、怕吃苦、怕困难等问题，荆江分洪过程中，各级党组织与荆江分洪总指挥部主要通过强化思想教育、充分运用组织力量、塑造劳动模范及进行爱国劳动竞赛的方式，从民工面临的现实困难入手，以“家国同构”的宣传教育理念，进行思想上的教育，给予民工一种积极乐观、不畏困难、力争上游的精神动力。同时，有效解决民工后顾之忧，以此调动民工积极性。

（一）强化思想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强化“情感共鸣”。荆江分洪工程中，非常重视思想教育工作。荆江分洪工程政治工作总体要求强调：“一切从服从工程建设任务出发，从思想上发动与鼓舞全体人员的积极性，使之自觉地、积极地、愉快地参加工程建设。”思想工作的目标是彻底发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继而“自觉”“积极”“愉快”投入建设，内涵有中共对民众的情感意蕴，并非国家对民众的思想控制。

强化思想教育，首先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此，政治工作指示中强调，只有全体人员树立爱国家、爱劳动的高度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能保证全体人员的思想健康，从而积极、自觉地投入工程建设中。从国家形势与当时中心任务出发，包括荆江分洪关系到国防建设、国家工业化、抗美援朝等，唤起民众“情感共鸣”，解决劳动力的思想问题。核心要点是以“大道理”说服任何从个人、局部利益出发的“小道理”。其次，强调干部发挥高度责任心与积极性，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任务，反对厌烦、消极、急躁等右倾情绪。针对民工思想问题，加强其对分洪工程任务伟大意义的持续认知，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从国家利益着想，从建设新社会观点出发，树立个人服从国家的思想认识。加强思想教育还强调大力创造为群众所喜爱的歌曲节目，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这一时期，大量优秀文艺作品涌出，如《千军万马战荆江》《百担好汉》《大红花》等。以艺术为载体，辅以宣教内容，在施工中唱出来，既丰富民工的娱乐生活，也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对思想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爱护群众的利益，通过组织人员之间的联欢、座谈、慰问，以达到互相支援的目的。对于有些农民刚到工地，担心家里生产的问题，以及有些农民对工地生活不习惯，导致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工地召开民工代表会议，让民工进一步了解荆江分洪关系切身利益，并再次强调家中生产由地方政府组织劳动互助解决。严格执行工资制度，采取任务“包干”办法，提出“早完工早回家”口号。在此基础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说，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蕴含的是党和政府对施工民众的“柔情”与“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