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与理论工作的拨乱反正

【摘 要】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和发扬民主的氛围中，为改变理论工作长期缺乏应有地位和功能的窘境，思想理论工作者群体藉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之际，踊跃争鸣，反思总结当时理论工作存在的问题、成因及解决方案。这对于达成认识上的共识，重塑理论工作的地位，提振理论宣传战线的信心，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具有正面价值，进而为务虚会增添光彩和为改革开放增添动能。尽管存在视野不够开阔、观点不够全面、与社会实际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但积极和光明一面占据主流。务虚会关于理论工作经验教训的探讨对于当前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务虚会；理论工作；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5）01-0087-1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意识形态战线各界合力推动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197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文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和唯心主义理论工作的界限，强调要尊重实践论，反对唯心论，提出：“理论工作能否作出应有的成绩，关键就在能否实事求是”。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哲学研究》评论员文章，提出平等态度、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是做好理论工作的重要条件和有力保证。1979年1月7日至11日，中央宣传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和达成路径，即是要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要面向实际，要解放思想，要认真改进作风。在解放思想和发扬民主的浪潮下，中共党内很快形成深入纠“左”和反思批判的氛围。在此形势下，总结思想理论战线的经验教训设定为1979年1月到4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核心议题之一。胡耀邦在开幕式上鼓励道：“可以总结二年来的，可以是十来年的，也可以总结三十年的。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我们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目的是使今后的理论宣传、理论研究搞得更好，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一些。”在开放、包容、民主的会风中，与会者平等交流、踊跃争鸣，集中讨论了当时理论工作存在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反思理论工作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

教训和错误同经验和成就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步的基石，从中获取成长的养料是其自我革命品格的具象化。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认为坏事可以转变为好事。多角度对此前十多年理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总结归纳是后续深入反思的首要工作。

（一）理论工作脱离并落后于实际

经历严重破坏和歪曲后，理论工作的核心功能受到影响，理论工作者思想水平弱化，难以胜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高要求。对此，邓小平在会议之初就作出严肃批评：“理论工作落后了，很多问题未讲清楚”；在会议临近闭幕时又讲道：“思想理论工作显得还有些不能紧紧跟上党的要求和形势的发展”“许多做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方面步子迈得不够快”。会上，来自不同单位、不同层次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分别从自身熟悉领域同指当时落后局面。有的认为：“现在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实际。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各方面，其中一个突出的、尖锐的表现，就是群众正在议论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而我们的理论工作却不能给予正确的回答、理论的说明。”之所以落后，原因在于平台不健全和人才不充足。河北、浙江、贵州、青海、广东省委派来的“联络员”在联合书面发言中阐述地方理论队伍现状，“现在我们几个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很不健全。编制较少，而且人员长期调配不齐，有的省连办公地点也没有，筹备工作进展缓慢，这种状况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专业理论队伍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少（人员少）、低（水平低）、散（队伍打散了）、老（不少地方平均年龄四、五十岁）”。就理论队伍建设而言，地方形势比中央严峻，军队系统比地方严峻。有与会者谈道：“当前军队理论工作比较沉闷，缺少生气，与全国形势距离很远。批判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的工作开展很不得力”，“干部的理论教育工作停留在解释书本上，对当前许多实际问题没有给予重视和解决，效果就差。”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指引下，理论成为指导实践取得重大成就的可靠保障，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理论严重脱离并落后于实际，这是中央领导层和院校思想理论界、地方宣传理论战线、军队政治部门的共同观感。极“左”年代，由于脱离实际，理论战线或者产生不出优质成果，或者产出的成果不孚众望，处境堪忧。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抛出新课题，新课题呼唤新理论，新理论助力开创新

局面。

（二）被迫蜷缩在注解和训诂领域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和论著进行讨论、研究和宣传是十分必要的，是理论战线十分重要的任务。但由于“左”倾路线越发加剧，广大理论工作者最终只能蜷缩在考据和训诂工作中，主动性、创造性受到极大压制。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宣部多位与会者先后对理论工作的种种“禁区”作出分析，“有禁区的理论和理论的禁区。现在解决了禁区的理论——两个‘凡是’，还要具体解决理论上原来属于禁区中的问题”；“理论工作是对事物的阐述，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马恩列斯能发展，小人物也可以发展。究竟哪种看法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设禁区、下禁令看似护旗，实则贬损，“有相当一个多数的理论工作者，是在搞新的‘训诂学’，就是在搞复述、解说、注释、阐明毛主席的言论和著作。而且要复述、解说、注释、阐明得好，不能走样，否则就要犯错误”。理论工作既包括对创新理论的解读，也需要结合实践创造新理论，因此“理论研究、理论宣传的任务不能仅仅降低为对某一个人说过的话的解释”。有的详细介绍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在国外产生的不良影响，殷切期盼理论界撰写文章“系统地批判一顿”以“团结国际左派力量”；还认为“那些这不能批，那不能动的莫名其妙的禁令应该取消，应该冲破”。与会者还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大禁区作了探讨。胡耀邦在中央宣传部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要求中国社科院就今后需要打破的理论禁区开列一份清单。在务虚会上，这份按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法学五大学科分类罗列的清单被公布，“清单里所列的主要问题，有很多在我们讨论中已经涉及到了。从讨论的情况来看，还有不少禁区要继续打破，而最大的禁区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许多禁区问题都涉及这个根本问题”。在反思理论工作经验教训的同时，不少与会者一再呼吁要对涉及面广但影响重大的系列课题“解禁”。

（三）理论工作在群众中的声誉越来越差

由于理论工作丧失原有的自主性、前瞻性、科学性，其声誉和地位遭受影响，备受群众调侃，“理论工作的名声也给搞坏了，可能比政治工作的名声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数位与会者纷纷指明：“现在，理论工作者，特别是理论教员的名声已经很不好了，马列主义的威信已经大大下降，这个情况值得注意。”“认为‘理论理论，越学越愣’，越学理论越糊涂，越学理论越坏事，因此对理论学习不感兴趣。与此相适应，理论工作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很低的。有的群众说，搞社会科学理论的人是‘卖狗皮膏药的’，是‘正确路线的传声筒，错误路线的鼓吹手’。”理论工作者被迫降格成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批评的“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带来负面作用，“现在的宣传理论干部是站在十字路口，张不开口，迈不开步，对许多重大问题，既回避不开，又回答不了”，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由此同样受到削弱。理论工作者不能独立开展研究或研究成果不能达标的情况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

（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危机加深

务虚会召开期间，会内会外、台上台下观点交织。会议期间，知青上访请愿和多地民主墙问题愈演愈烈，使得如何看待青年政策、如何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度成为焦点议题。有与会者抛砖引玉，提出了工青妇组织如何引导青年、如何对青少年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如何评价大民主、如何看待人道主义和道德的阶级性等亟待厘清的理论问题。不少与会者进一步围绕应主要看到广大青年的“一张口”还是“两只手”展开交流。第二组有代表认为：“怎样看待知识青年，是只看到他们有一张嘴巴，还是看到他们还有两只手？究竟是包袱还是财富？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绝大多数人认为当代青年大有希望，要正面引导。有的认为“我们对青年一代的状况，需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计。对青年人是要做许多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这是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不仅青年团要做这个工作，恐怕许多部门都要做这个工作”，“总的说来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是大有希望的”；还认为“要去解决一系列有关青年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同组也有代表更为直接地建议切实有效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双管齐下，“青年一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们应该认认真真地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就业、生活、婚姻等问题，既要进行思想教育，又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这些看法和建议切中肯綮。2月10日，听取中共上海市委、浙江省委、江西省委关于知青闹事问题的报告后，个别与会者对报告的定性表示质疑，对上山下乡运动作出反思。有的认为是错误政策所致，“实践证明，国家在安置知识青年上花了大量的钱，却买来知青、家长、农民等各方面的不满意”。会上的意见为邓小平、王震等领导人下决心尽快有序处理青年“返城风”提供了有益思想资源。

学校对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宣传理论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责任重大，在当时尤其要着力解决不断蔓延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对执政党的信任、对四化建设的信心这“三信”危机。不少与会者提出要对包括广大学生在内的青年重新开展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这既是普及马列的需要，又是拨乱反正的需要”。有的在会上分享所见所闻：学生普遍反映政治课是“诡辩论”，“有权就有理，无权就无理的实用主义”；“不是辩证法，是变戏法”；政治课教师是“芭蕾舞演员（转得快）”，“都姓吕，两张嘴巴，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一个嘴巴两张皮，怎么说都有理”。思政课中的党史教学与研究首当其冲，正本清源工作最为艰巨。

由此，改革开放伊始的理论工作处境堪忧，既左右为难，对历史遗留问题和新情况新问题缺乏严谨细致的学理解读；又进退失据，在深入反思过去历史和引导团结一致向前看两个方面都力不从心；还内外交困，对国内历史与现实说不清楚，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严峻形势迫使思想理论界以最快速度、最大程度乘着解放思想的东风走出窘境、追赶时代，为改革开放发挥好探路先锋作用。

二、探讨理论工作问题产生的多重原因

务虚会上，与会者痛定思痛，既反思问题，又把脉成因，为化被动成主动提供了可能，为改变现状、寻求对策创造了条件。

（一）社会成因：在非正常政治生态下理论民主遭破坏

理论工作属于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而且属于社会意识领域波动性大、脆弱性强的环节，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环境和政策主导。在特殊年代，“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把我们封锁、封闭起来，造成孤立、愚昧状态。学术界、思想界对于外国了解不多，造成极大的局限性”。理论界独立探索的空间和自主评判的权限被取缔，出现“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被动局面。正如解放军报社一位与会者所说：“这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搞现代迷信、搞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也同毛主席晚年对理论民主重视不够有关系”。一位高校学者持相同观点，他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例分析指出，除林彪、“四人帮”的因素外，也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估形势有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全推到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践踏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把它弄得面目全非，可以说面目可憎，这是一个原因，所以要进一步深入揭批，肃清流毒。但是造成这种情况，也是与主席本人的一些违反马列和毛泽东思想轨道的东西有很大关系”。后来，邓小平在指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也强调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在于违反了他原本正确的东西；改革开放就是对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二）体制机制：对理论工作的管理违背客观规律

理论研究是一项带有探索性质和主观抽象的工作，难免存在偏差和争议。胡耀邦认为：“意识形态战线是容易犯错误的一条战线。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更容易犯错误。我们应当允许在理论问题上犯错误。”这就需要培育容错试错的土壤和学术争鸣的空间，需要讲究政策的时效、方式和尺度，对这项工作极端化和一刀切弊大于利。有与会者直言：“理论工作是探索性的工作。既然有人不准探索，人们不敢探索，理论就不能发展，理论工作就没有生气。”“理论民主是以政治民主为前提的。开展理论民主是搞好理论科学工作的根本方法。这些年来，政治民主很少，理论民主也少，理论成果不多。”有的还鲜明批评主管部门和负责领导的工作方法，“有些‘理论权威’不学无术，利用职权，垄断学术资料，靠垄断精神财富吃饭”，“有些领导不懂得理论工作的规律，用行政办法领导理论学术研究”。对此，今后“要用符合理论宣传工作客观规律的办法领导理论宣传工作，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强制进行”。理论工作有其规律性和方法论，最基本的是要把立场问题同理念问题区分开来，要把指导思想上的是非问题同具体工作中的得失问题区分开来，避免随意上纲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