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华侨动员

【摘 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作为战时中共南方局的派出机构，承载着动员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以及争取国际友人支持的历史使命。它的设立既与中共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诉求相关，也是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人际交往的产物。为了顺利接收海外侨胞援助抗战的物资，周恩来借助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交流的机会，推动了办事处的设立。周恩来与海外华侨的人际交往，加之兼具血缘、学缘、地缘及业缘等人脉条件的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配合，共同延展了人际互动的广度。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人际网络运作下的华侨动员，不仅呈现出政党的“人格化”倾向，还拓宽了中共南方局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华侨动员；人际网络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5）01-0108-10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作为关系取向性浓厚的社会，具体事务的运作难以绕开人际网络的建构。对于政党而言亦然。战时中共革命的运作，受制于党内、党外，乃至于不同政治集团、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际互动，呈现出政党的“人格化”趋向。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简称香港“八办”）作为中共联络海外华侨的前沿窗口，其动员效力的强弱，受人际互动流畅性的深刻影响，而这又掺杂着中共人际网络如何布织、织密，以及反馈机制如何传达的问题。其中，既涵括了党内沟通，即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对派出机构指示的传达，也涉及对外工作中中共领导人与驻华大使、华侨领袖的人际交往。同时，中共领导人背后的地缘、业缘、学缘、血缘及个人的交际能力等也是重要因素。因此，能够建构与海外华侨的人际网络，不仅是检验中共具备强有力组织动员能力的依据，也是考验中共发挥政治能动性的判断标准之一。

学界关于香港“八办”华侨动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负责人廖承志的华侨工作，突出其组织海外侨胞投身抗战的历史贡献。也有学者聚焦于中共南方局及其负责人周恩来对香港“八办”华侨工作的领导，亦有成果涉及香港“八办”针对华侨所建立的宣传网络。研究范式普遍集中在战时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宏大叙事之中，较少着墨香港“八办”华侨动员中中共人际网络的建构，尤其是香港“八办”主任廖承志的人际网络。此外，中共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的人际交往也是推动香港“八办”设立并建立与海外华侨联系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为此，笔者拟尝试从周恩来与廖承志的人际网络入手，回应人际交往在香港“八办”华侨动员中的重要性这一核心议题，以此廓清个体与政党的互动关系。通过爬梳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有助于从宏大叙事的角度丰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研究，也能从中观、微观层面管窥党内、党外，以及与其它政治集团之间的人际互动，为理解战时中共革命的运作提供另一种的研究范式。

一、周恩来的人际网络与香港“八办”的设立与运作

中国抗战的持久推进与海外华侨的物资援助密不可分。香港“八办”的设立有其历史缘由。在抗战局势的推进下，日军占据了大多数沿海省份并几乎完全封锁了中国海岸，中国与外界的通道仅剩下三条（1938年底滇缅公路开通以前）。然而，迫于严酷的自然条件、日本的军事威胁及外交压力，仅有香港这条通道能够不间断地向内地输送抗战物资。据统计，当时通过香港这个国际通道运往中国的军事物资占盟国援华物资的75％。为此，各方政治势力均对于香港输送物资的特殊战略地位予以高度的重视。

香港物资运输通道的特殊战略地位受到了战时中共的关注，中共开始着手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毛泽东对于抗战爆发后各地华侨同胞掀起的驰援祖国浪潮印象深刻，因而在1937年9月同张闻天商议香港“八办”的设立时表示：“这是个独特的办事处，是不需要跟国民党当局谈判打招呼的，当然，要跟英国人打招呼。”中共方面决定交由善于交际的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进行交涉。

中共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存在一定的契机。一方面，国民党虽允许中共在国统区设立办事处，但时常克扣中共部队的军费、物资等，因而中共亟待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动员广大海外华侨，并转运其捐助的钱款、医药和其余物资。另一方面，中共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周恩来与卡尔的人际交往亦为办事处的设立提供了帮助。由于战时中共所采取的对外活动是“半独立性质”，周恩来与卡尔的交往只能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进行，仅能在国民政府组织的涉外酒局、宴席以及招待会上，凭借自身的人际交往艺术获得面谈的机会。在此情形下，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对外部门积极同各国大使馆，特别是英美大使馆外交官密切交往。对待外来记者，周恩来更是不时举行记者招待会或作演讲，有时还宴请他们，以留下良好的个人形象，加深他们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1937年8月中旬，在国民党高层宋子文的帮助下，周恩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举办的一次涉外酒会中成功与卡尔见面。宋子文在国民党政要中是最早主张坚决抗战的，曾在南京宴请过周恩来，并与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在这次军政部酒会上，周恩来与卡尔谈及双方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卡尔表示：“从大使身份说，英国在中日战争中是持中立的立场的。”周恩来也表示：“我知道英国与法国一样，是很注重这个世界的人权、公理与正义的。”卡尔随后回复：“虽然我是军人，又是大使，要执行国家制定的不干涉这场在华战争的政策。但是，我个人的心灵是容纳不了侵略行为的。”在与卡尔的初次交谈后，周恩来认为，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还需要与卡尔再次会谈。

在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英国驻华使馆也随之迁至武汉办公，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的身份再次拜访了卡尔。一见面，卡尔对八路军在山西取得的平型关大捷表示赞赏，周恩来借此表示八路军、新四军抗日非常英勇，同时提及海外华侨的热情支持，海外侨胞纷纷捐钱捐物支持抗日。同时，周恩来还提出现有一大批药品、汽车等物资在香港无人接收，所以八路军、新四军要派几个人去管理，设立办事处，请卡尔转告香港总督，我们不公开挂牌，不会影响港英当局的中立地位。在卡尔的帮助下，港英当局给予了便利，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十八号设立了办事处，对外公开挂的是粤华公司的招牌，经营茶叶生意，对内负责与海外华侨以及中共香港党组织的联系。香港“八办”的设立，其背后离不开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人际交往艺术。

此外，周恩来不仅推动了香港“八办”的设立，还与海外华侨各界领袖密切交往，以搭桥牵线的方式为香港“八办”提供必要的人际资源，并协调办事处顺利接收广大侨胞捐助的钱款和物资。

1940年3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和庄西言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陈嘉庚抵渝后，了解到国民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捐助的钱款并未用于抗战，因而深感忧虑，遂决定与中共进行交谈。周恩来为争取其钱款和物资的援助，邀请陈嘉庚到重庆办事处参加茶会。在茶会中陈嘉庚表示：“若不幸内战发生，侨领等与热心募捐员，势必垂头丧气，或者反谓为资助内战，不愿输财之人更有所藉口。”陈嘉庚的观点与中共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诉求不谋而合。陈嘉庚返回南洋后，向广大海外侨胞谈及重庆、延安的所见所闻，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与不满。据廖承志发给周恩来的电文中提及：“据悉陈嘉庚回新加坡后，不独受国民党攻击，指陈接近我党，并告侨胞中进行反陈运动，且因此英国当局也对陈颇多斥责，使陈在南洋活动大受限制，陈因此颇消极。”为了维持与陈嘉庚的人际交往，周恩来以自己的名义致电陈嘉庚，给予其鼓励。香港“八办”也及时予以响应，动员侨居地报刊发表文章支持陈嘉庚，并将国共摩擦的真相公之于华侨社会。事后，陈嘉庚对于香港“八办”的工作表示积极支持，并与廖承志建立了密切的人际联系。

除了陈嘉庚以外，周恩来与客家华侨领袖胡文虎之间亦交流颇深。1941年春，胡文虎抵渝出席国民参政会，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随即让叶剑英安排会面。人际交往是人际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交往过程中的个人穿着、形象及交往礼仪等诸多因素，皆会影响交往对象对个体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政党的品评。由于胡文虎抵渝正值春寒时节，周恩来特意托人给胡文虎送去皮大衣保暖，以便在交谈时留下好印象。为更好地展现中共的政治形象和争取物资援助，周恩来和叶剑英专程到嘉陵新村寓所会见胡文虎。初次见面，胡文虎就拍着身上的大衣说道：“周先生，太感谢你了！你想得太周到了。我刚来重庆，天气变冷，你就派人送来皮大衣。”周恩来则对胡文虎的爱国情怀深表敬仰，并在之后的交流中表达了中共坚决抗战的诚意。胡文虎对此十分认同，返港后第一时间给周恩来发来感谢信。后来，胡文虎还专门空运大批虎标良药物资给中共部队，经由香港“八办”转运至新四军医治伤员。周恩来对胡文虎人际关系的运作，为推动香港“八办”华侨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搭桥牵线的作用。

二、廖承志是负责香港“八办”华侨动员的合适人选

香港办事处不同于国统区办事处，在负责人选上的考量更为严苛。当时，中共中央认为，“香港是英国统治下的国际城市，市面操粤语及英语，港府办公讲英语。对于中国来说，香港是内地与海外广大侨胞沟通、联系，交往的枢纽”。由此可见，负责华侨动员工作的办事处主任人选的门槛是非常高的。而廖承志的海外留学经历（学缘）相当丰富，使之具备与外界沟通的语言优势，加上廖承志具备血缘、地缘以及业缘等人际资源，“在香港工作是特别合适的”，符合与广大海外华侨建构人际网络的需要。

血缘是构成人际交往的一部分，个体在交往的过程中，一方的身份和出身状况都会对交往的结果产生影响。香港“八办”在动员海外华侨的过程中，廖承志的血缘毋庸置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廖仲恺和何香凝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使得廖承志能够接触到广泛的政治资源。宋庆龄（从小看廖承志长大）被廖承志称呼为“叔婆”。毛泽东曾嘱咐廖承志：“你在香港，要尽可能到宋庆龄身边，配合她的工作。这样，你在那里将成为孙夫人与延安方面的直接联络人。”同时，毛泽东还提及“香港能连接五洲四海，你还能联系广大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救国，能开展国际统战的重要工作，要将海外侨胞及外国朋友支援抗战的物资转运给各抗日根据地”。鉴于宋庆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是团结海外华侨最理想的人选。因而香港“八办”时常依托廖承志与宋庆龄的这层关系来动员广大海外华侨捐助钱款和物资，并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共同协作。

1938年夏，香港“八办”为动员南洋各埠琼侨和各界侨领，专门借助廖承志和宋庆龄负责的“保盟”号召琼侨回乡参战，并联合琼侨商会和同乡会召开联席会议，推动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由于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团（实际由香港“八办”联络）先前就在华侨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动员工作，因此顺利推动了“琼侨救国总会”的成立，并与侨领陶笏庭建立联系。11月，在香港“八办”与“保盟”共同推动下，琼侨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会议宣布成立“琼崖华侨联合总会”，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会长，专门组织回乡服务团返乡抗日。之后，琼侨回乡服务团在香港“八办”和“保盟”的帮助下，成功返乡抗战。

从地缘的角度看，来自同一地域的个体、集体之间的交往，往往会更加便捷。广东是著名侨乡，在海外华侨当中，祖籍广东的华侨占华侨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多分布于南洋地区，廖承志就来自侨乡惠阳。在香港“八办”动员华侨的过程中，廖承志能够凭借同乡的地域联系熟络人际关系，为与海外侨胞建构人际联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战时，涌现出诸多海外华侨组织，如“救乡会”“同乡会”及“回乡服务团”。香港“八办”顺势借助廖承志的地域关系与各地“救乡会”进行联络，动员其投身抗战，如1938年10月30日，南洋各地的惠属同胞，在马来亚吉隆坡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12月中旬，在廖承志、连贯和正在香港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支持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成立，负责与“南洋惠侨救乡会”联系，动员和组织爱国青年回国抗战，保证“东团”的兵员供应。1939年夏，香港“八办”还通过廖承志与“南洋惠侨救乡会”主席黄伯才和副主席官文森（吉隆坡商会主席）的联系，动员海外惠侨支援家乡。整个抗战期间，“南洋惠侨救乡会”筹集的捐款共约一千万元。廖承志通过地域联系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使得香港“八办”的华侨动员工作更为便捷。

从业缘上看，廖承志早在留学海外的时候就从事宣传和海员工作，他曾去荷兰、比利时等国对华侨进行宣传组织活动。再到川陕苏区时期，他曾担任川陕省总工会宣传部部长。抵达陕北后，又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广播工作，并筹备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再到香港“八办”时期，又担任中共香港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南方局委员。上述工作经历不仅为其与进步文化人士建立了人际联系，还为其在香港“八办”从事海外侨胞的宣传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