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国农民运动的兴起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5）03-0005-11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的话语形塑、理论建构、政策制定、施行实践，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作用。海内外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等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无论是系统理论研究，还是具体个案考察，均蔚为大观。不过，在共产国际与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兴起这一论题方面，既往研究或围绕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土地革命纲领的制定展开，①或在考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及其彼此关系时有所涉及。③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过程中农民运动兴起的深层渊源，学界缺乏探讨。从各方面厘清共产国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近代中国农民运动勃兴的作用，是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前提，也是认识中共革命理论形成、发展、完善的基础，还是理解中国革命新道路形成的必要条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从整体来看，共产国际对近代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起到了导向性作用，主要体现为在思想上推动了国共双方对农民的认识和重视，在实践上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内容上推动了农民运动由组织农会发展为土地革命。

一、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推动了国共双方对农民的认识和重视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孙中山等人始终没有认识到农民群体的伟大力量。即便关注到农民，也只是将之作为国民群体的组成部分，从救国视角简单提及。如1890年，孙中山在给郑藻如的信中从改变“天下农桑之不振”这一初衷出发，提出要仿行西方“兴农之会”。①兴农会振作农桑，是基于富国思想的策略，与其后的革命主张并无关联。可以说，在改组之前，国民党一直是一个“城市组织，从不具体关心农民运动”。②1924年8月，孙中山对此有过反思。他指出，“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接触。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成份造成的”，“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也正因此，国共合作之初，莫斯科反复批评国民党忙于“小打小闹的军事游戏”，忽视民众忽视宣传，③是一个“散漫的、无明确宗旨、对本身目标的认识极为模糊不清的组织”，而非“有明确目标的群众性工农政党”。④

从中共方面来看，虽然时人回忆和后来研究多认为，中共成立之初片面强调工人问题，对农民缺乏重视，但其实，这种观点是受各方面因素影响的后见之明。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来看，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对农民的重视是无意识或者说是下意识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习惯于使用“劳农阶级”“劳工阶级”“劳动阶级”“无产阶级”等概念作为革命主体的统称，在这些概念中，农民均为重要甚至主要组成部分。不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话语上表明了对农民的重视，但对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持怀疑态度。如李大钊认为，“希望农民革命是很难实现的”。③陈独秀也指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所以难以积极参加革命。也正因此，中共对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基于“革命需要解放农民”和“革命需要农民”的视角，并未深入观察、研究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革命诉求，带有刻意将农民融入反帝反封建军阀队伍之中的倾向和意味。①

与国、共双方不同，共产国际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工农群众是民族革命的根本力量，很早就强调土地问题对农民革命、民族革命的重要意义。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会议根据列宁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构成共产国际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基础。③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要“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③

在此基础上，早在1922年7月之前，共产国际就试图为中国革命制定土地纲领，并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性质进行了长时间摸索、探讨。 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会议专门通过了《东方问题指导原则》，要求“一切东方国家的革命政党都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土地纲领，在纲领中必须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制度及其以大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土地税租约形式所表现的封建残余”，“必须迫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最大限度地采纳这一革命的土地纲领”。③在此要求下，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三大在主张民族革命之际，“必须同时进行”以没收地主土地为基本要求的“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③

共产国际对农民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国共双方对农民的关注。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相关指示，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响应。在中共三大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代表作了专题报告，会议据此通过了《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④陈独秀在会上的发言对以往宣传工作“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③表示检讨。会后，中共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度激增猛涨，对农村、农民各方面情况的分析、探讨蔚然成潮。？

1923年7月1日，中共机关刊物《前锋》创刊，首期即重点关注农民问题。瞿秋白以“屈维它”为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的文章，指出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由于收益日减而物价愈贵，以致农民往往“弃田不种”，在这一过程中，“小农破产失地”，“大农经营已开始”。③此处所谓“小农”“大农”，不仅仅作为农村居民阶层而存在，而且带有“小土地占有制”“大土地占有制”意味。从既往中共和莫斯科多认为中国没有“大土地占有制”，是“小农土地所有制”国家的认识来看，瞿秋白此处所表达的意思从革命需求视角明显有所突破。陈独秀则以《中国农民问题》为题，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民的大体情况，包括农村社会阶层划分、农民困苦原因、引导农民加入国民革命的方法等°。在《前锋》第2期中，陈独秀又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极力宣扬农民的重要作用，强调“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①

在国民党方面，1921年底，马林在与孙中山谈话时，便向孙“强调取得中国工人和农民支持的重要性”，并建议国民党改组，“以便容纳农民和工人”。1922年，马林又建议孙应努力“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①鲍罗廷到广州后，同样对孙中山强调了“必须在农民中做工作”②的问题。马林还在笔记中特别指出，在“支持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国民党这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得以发展”的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动员农民”。③

受莫斯科及中共以工农为革命动力的理论的影响，④再加上国民党军事屡败，东江陈炯明久战不下，对于工农数量众多所对应的力量强大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国民党也有了深刻认知。尤其彭湃在海丰成立农会，在陈炯明治下一度惊走县长，引动军队，给陈造成很大困扰，也给孙中山和国民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重要的影响”，③使得“国民党也看到了农民运动之必要”。⑥

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宣言表示要“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③这一要求成为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有关农民问题的基本主张之一。国民党一大宣言明确指出：“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③宣言将“农夫”置于“工人”之前，凸显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

在认识到工农群众对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基础上，孙中山在农民问题上所考虑并坚持的第一要点便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为我所用，既支持政府，又援助革命。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便将农民工人“团结组织”作为孙中山主张中达到民生主义的根本方法。③正如加伦所言，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国民党左派第一次向广东农民认真进行政治宣传，提出同农村封建地主和富农作斗争、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斗争口号”。@国民党的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正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努力推动的结果。

二、共产国际在实践上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

为帮助国民党改组和敦促国共合作，1923年7月底，在斯大林建议下，鲍罗廷被任命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赴粤。鲍罗廷抵达广州后，积极推动国民党践行以没收地主土地为内容的土地革命，“颁布土地法令和社会劳工法令”被其列为孙中山面临的三项任务之一。 ①

在192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各区党部委员会议上，鲍罗廷便指出，国民党战事不利，主要原因就在于失去了农民这一“最重要的支柱”。为此，鲍罗廷主张“政府应当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规定“地主的土地将予没收”，许多国民党领导人甚至“包括右翼领导人”在会上均支持鲍罗廷的建议。③不过，由于担心颁布法令会使侨居海外的国民党人因国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被驱逐出殖民地”，③土地法令终被“搁置”。④

鲍罗廷曾总结国共合作之初在国民党行动纲领中取得的成就，他认为，虽然没有争取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但争取到了“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阐明了农民和工人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确定了国民党以农民和工人为“基础”，“答应给这些阶级的经济组织以支持，同时期待着他们的支持”。③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共产国际的强调和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有关农民运动的具体主张和保护农民运动的基本纲领，主要包括制定法令以“平均地权”，全力扶助农夫、工人运动之开展，谋农夫、工人之解放，“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等。⑥

1924年1月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设立农民部，③以跨党的共产党人林祖涵为农民部长，制定了专门的《农民运动计划案》《农民协会章程》，建构了组织和运动农民的顶层设计，对农民的宣传、农民协会的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建设、农村工作人员的培养等实际工作也在国民政府内逐渐展开。

1924年，苏联派化名为“加伦”的军事政治活动家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任华南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他的职责行动偏重军事，但军事问题与地方农民问题直接相关，加伦对农民运动也极为关注，甚至贡献颇大。加伦认为，“国民党的力量来自工人阶级和农民”，所以始终坚持将工农运动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对农民运动保持了高度重视。

加伦对农民运动的贡献一方面表现为在具体行动上对农民给予支持、保护、规划、安排。如1924年12月，在民团与农会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加伦说服许崇智放弃了宴请民团头目的意图。1925年1月，加伦在有关广州政府军事问题的报告中用专门章节对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工作进行了“展望”。③另一方面，加伦以非凡的政治军事智慧将北伐与农运结合起来，为其后北伐过程中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和现实基础。1925年9月，加伦在张家口拟定《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分别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和莫斯科”，⑨“规划”指出：“为在北伐军新占领区建立地方政权和农民组织，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培养行政干部、农会组织者和宣传员，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在具体主张上，加伦建议农民运动讲习所“尽量扩充”，并“大量招收湘、赣两省各地方的人”，以培养“通晓当地语言、熟悉本省风土人情、善于联系百姓、并能在政治上扎根于百姓之中的工作干部”。①

加伦为北伐所定军事计划要求在培养农运人才方面“大量招收湘、赣两省各地方的人”的建议深得国共双方认可，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六届学生招录中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前四届学员主要由广东各地人员构成，至第五届，湖南、广东两省学员几乎各占半壁江山，第六届中则仅2名广东学员，其他多来自湖南、湖北、河南等地。②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民党认识到农民占人民“百分之八九十”，③在国民革命中极其重要，所以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导人在农民运动的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宣传导向、政策扶持等各方面都作了极大努力。不过，由于国民党长期忽略底层民众，所以在进行农民运动实际工作时，“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④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在实际培养农运人才，进行农村工作，发动农民运动时，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如此，国民政府内的党员、官员甚至仇视农民、农会，以至国民政府在农民问题上不仅未能上行下效，反而在政策与执行之间多有齟。在实际组织过程中，中共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青年团）起着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