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离合与中共在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

【摘 要】1943年初，国民党顽军在东江地区发起新一轮摩擦，中共的斗争策略由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并在广九铁路全线沦陷后大量发展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1944年上半年后，在延续以往对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还以日伪为打击对象来达到反摩擦的目的，并时刻警惕日、伪、顽勾结的三面进攻。这一阶段，由于国共双方在前线和后方抗日的差异性，因而配合盟军也成为中共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中共在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与这一阶段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相关联。抗战后期，由于广东军政龃龉和国民党中央缺乏对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控制，加之粤汉铁路南段的打通和国民党军队实力的下滑，中共及时调适战略部署，实现了发展壮大，彰显了国共离合下中共战略调适的多重面相。

【关键词】国共关系；东江抗日武装；盟军登陆；战略部署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2-0089-14

东江地区在华南抗战史叙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是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重要区域。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主力部队的领导者曾生分析日军的部署时指出：“以广东范围而言，则进攻粤北是主要方向，而以进攻东江打通广九铁路为重要配合。”1943—1945年，中共在东江地区的战略部署受国共关系离合的影响。1943年1—10月中旬，即广九铁路全线沦陷期间，中共工作重心由过分依赖日顽矛盾转向积极出击；广九铁路全线沦陷后，以日伪为打击对象来反对摩擦，大量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并向盟军提供情报和援助，配合对日反攻。但由于后期广东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中共将战略部署调整为争取自卫斗争的胜利，使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罔顾抗日立场的行径破灭。

学界关于中共领导东江敌后抗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筹建与发展和东江地区在华南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也有研究涉及东江抗日武装发展过程中对“重统战”和“轻游击”特质的调适，成果颇丰。但时间外延上较少着墨广九全线沦陷后这一时间段。关于新一轮摩擦发起后中共东江抗日武装工作重心的变化过程、广九全线控制权的争夺、国共关系的离合对东江政局的影响以及中共战略部署的调适则研究不多，尚存若干未涉及的问题。如1943—1945年中共东江抗日武装是如何在日、伪、顽的夹缝中生存的？何以东江纵队成了盟军登陆的接洽方？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广东省内军政力量的实际控制力如何？多方博弈视野下的东江敌后战场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本文尝试以1943年广九铁路全线沦陷的特殊时期为分界点，厘清中共对于东江政局的把控与抉择，并探讨广东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失衡”下中共战略部署的调适，反映出东江地区乃至广东抗战中国共离合的复杂历史面相，凸显中共敌后抗战的生存之道。

一、新一轮摩擦下中共东江抗日武装工作重心的转变

1943年3月底，国民党第六十五军驻惠州第一八七师（简称“一八七师”）由惠州集中调防粤北，改调国民党军第十二集团军独立第九旅（简称“独九旅”）、保八团到东江地区，别动队第一大队崔荣基部亦抵达东江，惠淡守备区指挥官由叶敏予接任，国民党顽军发起了新一轮摩擦。1943年3—10月广九铁路全线沦陷为第一阶段，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工作重心由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广九铁路全线沦陷至1945年7月为第二阶段，由于日伪军正面攻势加强，工作重心又转变为大规模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和建设正规化部队。

（一）第一阶段（1943.1—1943.10）：由防御转向主动出击

由于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武装在1942年反共逆流中遭受较大损失，军事活动空间受到限制，还受到粮荒和旱灾的影响，队内弥漫着悲观的情绪，遂在新一轮摩擦下选择了主动出击，摒弃之前过分倚靠日顽矛盾的作法。1943年4月，东江抗日武装在新一轮摩擦下取得了对顽军两战全胜，“由于打了一个胜仗，把前时的一切颓靡不振、被动、偷懒的风气一扫而光，由防御转为出击，军威大振”。加之干部整风的积极作用，因而对顽军采取了主动出击。

1943年初，国民党顽军发起了新一轮摩擦，林平在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汇报时表示：“此次反共高潮酝酿的特点，是反共方式的更阴险毒辣，在‘合法’的‘法令’与灵活的政治烟幕掩盖下进行反共。其次在它的‘慎重’行事。”紧接着周恩来指示林平：“国民党对我虽趋向于政治解决，但对东江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对此万万不可忽略。不能对国民党顽固派存有幻想，要针锋相对地同其斗争。”由于新一轮摩擦中政治分化和经济封锁的双重威胁，以主动出击代替消极防御成了东江抗日武装生存发展的首要选择。

早在1942年8月国共双方谈判期间，东江游击队曾依托自身所处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夹缝的环境，利用顽军不会轻易接近日占区的心理，在其中建立起新的主力大队——珠江队。运用日占区的环境是避免遭受顽军“围剿”的有效方式，但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产生过分乐观的心态，导致过分依赖日顽矛盾从而造成消极防御的姿态。此后，为彻底“清剿”东江游击队，国民党顽军不惜与日、伪军发生冲突，接近日占区，加之日伪军“扫荡”的同步进行，东江游击队及其抗日根据地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压缩，并遭受损失。中共对此也意识到过分利用日顽矛盾会走向消极躲避的局面，1943年2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九龙乌蛟腾村召开会议，决定对国民党顽军的“围剿”要坚持针锋相对、坚决反击和主动出击的方针，指出：“我们是处在敌顽两面夹击的情况之中，我们不能存在丝毫依靠敌顽矛盾的错误观点而招损失。”“对执迷不悟依然袭击我之顽军，应予以消灭之打击，在军事上不能陷于被动。”因而在整个第一阶段，东江抗日武装的工作重心已由过分依靠日顽矛盾的消极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

（二）第二阶段（1943.11—1945.7）：大量发展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

日军打通广九铁路全线，并重点进攻东江抗日武装，对铁路沿线展开了残酷的军事“扫荡”。而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是“见敌一枪不发，远见远避”。如徐东来等杂牌军不得不向路东靠近，虽然减轻了路西的反顽斗争，但路东的摩擦也进一步加剧了。

东江抗日武装的工作重心转向大量发展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这离不开反“扫荡”和反“围剿”斗争胜利所带来的信心、中共对反攻力量的积蓄以及国统区范围收缩等因素。从广九铁路全线沦陷以来，东江抗日武装即以日伪军为出击对象，粉碎了其对东莞大岭山的“万人大扫荡”和阳台山根据地的“十路围攻”，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队伍；而国民党顽军虽退守路东及惠阳未沦陷地区，但仍旧加紧“围剿”。以罗懋勋为首的顽军，曾举行了四次“大进攻”，兵力每次达到空前的2500余人，但都被东江游击队击退。在反“扫荡”和反“围剿”斗争接连胜利、公开中共的领导以及东江纵队成立的情况下，东江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不断扩大，每区均有一个或两个大队。由于敌兵力单薄且分散，故打击伪军与打击联防队的成绩显著。1944年10月，东江纵队在总结半年的斗争中说明：“这半年中……比以前时期人员增多了三倍，武器增多了二倍（即1943年底为一，1944年6月人数为三，武器为二）。”

除了部队的扩充，东江抗日民主政权在与反共逆流斗争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加之路西沦陷后，国统区收缩，东江抗日武装的活动区域逐步扩大，一路延伸至东江北岸。“我们在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到处成立，现已有东、宝行政督导处一所，区政府四个（包括四十二乡）。”部队的不断扩大和政权的相继建立，均反映了这一阶段东江抗日武装的工作重心既是对第一阶段主动出击敌军的延续，也是东江游击队逐步走向正规化建军和建制的反映。此外，东江抗日武装这一阶段对于民众的争取也是大量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的一部分，1944年元旦至1945年，东江纵队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和生产运动，并建立民众武装，在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二、反摩擦视野下以日伪为打击对象和调整统战策略

伪军对于基本地区的统治能力大小取决于日军是否调援和驻守，战斗力较之于中共抗日武装和国民党军队而言偏弱，加之自身权责范围受制于日军，因而具备一定程度的妥协性。1943年以前，伪军对于广九铁路沿线呈“守势”状态，与日军此时的华南政策（相持阶段后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相一致，体现为“坐山观虎斗而乘机收渔人之利”。而东江政局的演化主要表现在国共双方的摩擦斗争上。

1943年初，东江政局发生变化。一方面，国民党顽军调遣独九旅和保八团到东江地区，发起新一轮摩擦；另一方面，日军开始积极行动，在东莞增调伪三十师驻防宝安，提高伪组织的职权，积极修筑广九铁路之南面桥，并派遣大量奸细特务到东江及其后方活动，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即将到来。在面对国民党军“围剿”和日伪军“扫荡”的双重夹击下，中共此时采取的策略是集中力量加紧部队的整顿训练，充实队伍的战斗力，积极打击敌伪。中共对此表示：“我们还要积极找取机会打击敌伪胜利，任何一个对敌伪打击的胜利，都是反对内战的最好武器。”

1943年底，港九大队在总结一年军事工作的报告时指出，对日伪顽作战的总次数为22次，其中对日伪多达14次。日伪军在“扫荡”完指定区域后，日军会撤出并交由伪军驻防据点，且各个据点较为分散、人数不多（10～20人之间）。这反映了东江抗日武装作战策略上的调整，针对各方政治势力的最弱部分进行打击。此外，广九全线沦陷以后，国民党军撤出路西，东江抗日武装的活动空间扩大，其主要的对手也转变为日、伪军。同时，顽军的“围剿”并未间断，“内战愈打愈凶，烧屋、杀人、奸淫、掠夺，连敌伪惯用的清乡、‘自新’、‘三光政策’都采用无疑”。甚至与日伪相勾结“扫荡”东江抗日武装，中共始终处于日、伪、顽三方的夹缝当中。

在以日伪军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同时，部分反对摩擦和决心抗日的国民党官兵则成为中共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1943年4月，东江抗日武装表示新调来的军队多在东江地区活动过，较为熟悉，且都是当地人员，具备统战的价值。中共此时对于统战策略已有所调整，摒弃了以往的幻想，大力展开统战活动，指示对新任长官、新到的部队及原有的官员，应即利用一切关系和他们联络，同时还要对新到长官（排级以上）调查清楚，尤其是他们对我队、对抗日以及内战的态度，以便于展开统战工作。“对顽固分子灵活运用有理、有节、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为此，林平专门分析了东江地区统一战线问题的实施，“正确的自卫斗争是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相结合的而不是分离的。我们被迫而进行自卫斗争，同样我们仍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对顽固分子又“打”又“拉”，团结广泛的抗战和民主力量，才能促成反摩擦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统战工作中过左的倾向虽在1943年初期即被注意到，但其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45年中后期。时任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的杨康华对于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不注意争取中间力量，将中间力量投入顽固派的怀抱中去，且将其当作顽固分子；不信任党外公正人士，将顽固分子当作汉奸；只顾“打”，而不顾“拉”，并表示“这个过左的倾向虽还不是岌岌不可终日的危险，但它是带有普遍性的，必须引起我全干部的注意，及时加以克服”。在反摩擦斗争中，自卫斗争与统一战线是必然紧密联系的，只有在后者对前者适应的情况下，才不至于陷入过左和右倾的偏向。

从1943年起，由于日伪军加紧了对东江地区的攻势，加之顽军新一轮摩擦的发起，东江抗日武装遂积极出击广九铁路沿线的日伪军，粉碎其军事“扫荡”，捣毁了伪军的大量据点。顽军虽呈防御姿态，但其重心在于“围剿”中共游击队，甚至勾结日伪军共同“围剿”。在抗日立场上，国共两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共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在打击日伪的同时，国民党开明人士也意识到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成为东江抗日武装的统战对象，但由于统战策略中过左和右倾偏向问题的存在，这一阶段的统战工作更侧重于纠偏，整体决策在于调适自卫斗争与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

三、时刻警惕日、伪、顽频繁勾结的三面进攻

1943年以前，日伪军侧重于对国民党东江军政当局实行政治诱降，而非军事进攻，因而以路西为核心的东江地区尚处于国统区的范围。在“围剿”中共方面，趋向单方面进攻，较少涉及敌顽勾结。1943年以后，日伪军在广九铁路沿线积极行动，东江抗日武装面临日、伪、顽的三面进攻，中共对此作出决定：“对敌顽双方对我的进攻，不能有丝毫的麻木疏忽，太平苟且，应随时随地作战斗准备。”这一阶段，各种军事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加之新一轮摩擦的发起，为日、伪、顽勾结并联合“扫荡”中共游击队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