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统与困境克服：“延安时代革命生活展览会”的举办

【摘 要】1960年11月，上海举办了延安时代革命生活展览会。展览的内容、逻辑及其相关活动，调动了延安的历史记忆资源，激发了参观者的情感，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互为呼应。革命与生活合二为一的主题既是对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代”主题的重新阐释，更反映了中共试图弥合计划经济中物质生产、消费与革命话语之间的裂缝。举办展览既是中共克服经济困境的尝试，也是采用视觉形式梳理革命传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解决革命伦理与日常生活之间紧张关系的一次历史实践。

【关键词】革命传统教育；延安时代；革命伦理；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4-0047-12

1960年11月18日至1961年4月20日，上海青年宫举办了一场持续半年之久的“延安时代革命生活展览会”（以下简称“延展”）。此次展览重在呈现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革命生活，它的召开背景较为复杂，内有“大跃进”失败，外有苏联封锁，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的困境。如何克服此次危机是中共亟需解决的问题。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民众思想较为驳杂，一些青年对日常生活更为关注，对宏大的革命政治并不关心。然而青年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继承者，“革命青年”的身份不准其放弃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责任。调动国内的社会力量，尤其是青年的力量，将其注意力从物质生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既是青年工作的着眼点，也是克服经济困境的一种方式。上海通过举办“延展”，试图参与革命传统的纪念，将其与自身的建设衔接，以“革命传统”教育青年，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

然而，在方兴未艾的中共展览研究中，“延展”并未受到关注。学界着重研究根据地时期的展览，探讨某一类型展览会的运作模式以及中共的形象建构。除此之外，关于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之间的展览会，学界亦有些个案研究，研究角度较为多样，出现了城市与社会的关系、政治认同等多种角度。与其他的展览相比，“延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思想教育活动，既是20世纪60年代中共革命传统教育“地方化”的缩影，又是中共试图解决革命伦理与日常生活冲突，克服经济困境的历史实践。本文以“延展”为中心，从其具体的开展、影响等方面考察这一历史。

一、经济困难下的革命传统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的开展与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经济状况恶化紧密相关，物质的困境导致了民众，特别是青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消退。因此，中共不仅需要快速挽救经济，还需要对民众进行“精神的激励”。

“大跃进”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陷于困顿，如果不计入债务平衡手段，中国的财政收支情况到1960年滑落至谷底。此时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仍然要向苏联偿还大量债务，这对国内经济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因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行赶超型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不足，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较低，“大跃进”期间尤为严重，比如上海的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的投资比重达到84%比16%。

经济危机的加剧与发展的不平衡致使民众物质生活状况恶化。由于副食品供应比较紧张，有些青年对此不满，骂炊事房，甚至和领导吵架，公然回家。部分工厂因原料不足，生产任务不正常，便有人不守劳动纪律，随意迟到、矿工，生产时间内在车间打牌、下棋。青年中玩乐之风盛行，有些人经常跑溜冰场、看戏、吃酒上馆子，逛马路、跑友谊商店、看黄色书籍等。追求物质的享受既违背了当时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为美的革命伦理，也妨碍了人们集中精力恢复生产。此时的中国继续工业化没有外资和技术的支持，只能依靠抑制消费欲望，积攒资金，投入密集的劳动力来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转。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尤其是青年的积极性，将其关注点从物质生活转向劳动生产是克服经济危机的必要方式。

追求享受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与革命伦理相冲突，引发了政治上、道德上的担忧。1960年8月，共青团上海市文化局委员会对文艺领域的单位开展调查，发现青年思想存在一些严重问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部分青年中有所滋长，个别的还相当严重；部分青年怕艰苦，不求上进，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恋爱观，少数人的两性关系道德败坏；怕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等。在这些意识形态化话语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青年日常生活方式的担忧。在上海市文化局看来，这些问题“虽不是当前青年思想的主流，但问题的性质严重，涉及到资产阶级世界观在青年中的反映和影响”，因此，需要结合市党代会贯彻革命传统教育和团的日常工作，不断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加强青年的世界观教育。可见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解决日常生活和革命伦理冲突的一种措施。

1960年9月3日，共青团上海市委写信给中共上海市委和共青团中央，提出不少青年没有受过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教育，对旧社会的贫苦生活认知不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享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青年时期就是苦战时期……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甚至以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共青团建议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推动生产，帮助青年改造思想，并同时提出整理革命史迹，组织退休老工人、革命前辈、老红军战士讲授革命事迹，加强革命斗争传统的文艺作品与电影的再版与重映，制定比较系统完整的革命传统教育方案等措施。这些建议得到团中央的认可，并于9月30日转发给共青团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希望各地都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和有关部门配合，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起来”。可见9月末，团中央已经准备动员各地团组织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工作，而上海团委的建议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0年10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制定了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明确警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人将“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新中国的“第三代”身上，重点强调要将加强革命斗争的传统教育提上日程。冷战局势的恶化加剧了政治的焦虑。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教育革命下一代”的提出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20世纪60年代这一战略意图开始进入中国政治的视野，并引发程度不等的担心乃至焦虑。中共上海市委于11月11日转批了此项报告，并再次肯定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性。到了12月，共青团上海市文化局委员会拟出了一份较之于9月和10月份更为凝练的计划，并添加了“建立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把革命传统教育制度化”两项新内容。革命传统教育计划的提出、更新与修正反映了60年代初上海对此项工作的愈加重视。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方式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举办展览会。尽管据《中国青年报》记载，学习延安作风，发扬革命传统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运动是1960年冬在陕西青年中开始的，但事实上，上海早已有所准备。目前可知，1960年9月上旬，上海青年宫便已受共青团上海市委指示，派人专程去延安收集展览资料（照片、文物和复制展品），“延展”由上海青年宫主办，既与展览会针对的参观主体有关，亦与上海青年宫的功能属性密不可分。举办展览会的目的“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青年宫二楼5000多平方公尺的活动场地成为“延展”的主办场地，六个月内此处呈现了颇具“上海特色”的延安时代革命生活。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大跃进”正式终止，国民经济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大调整时期，“延展”持续的时间跨越“大跃进”的终止到国民经济开始恢复这一时间段，与整个国民经济政策的转变恰好同步，“延展”的叙事及其逻辑证明了这不是一种巧合。

二、重构“延安时代”：“延展”的举办

“延展”构建了展品的叙事结构，向参观者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革命生活，尤其是在艰苦条件下延安青年依然保有革命的乐观精神，由此完整的“延安时代”呈现在人们面前。据报道，“延展”共接待了五十八万四千余人次观众，连上海各区的展览参观者在内，共有一百六十余万人次。“延展”主要以集体参观为主，实行严格的预约制度，预约登记前，各单位必须统计参观人数，不得随意空占名额，“预约后参观日期、人数，如需变动，必须在参观前一二天与展览会联系，经展览会盖章同意后方为有效”。虽然展览面向的群体以青年为主，但是事实上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有，只不过青年优先，如大华仪表厂180多名青年团员参观后反应热烈，党委准备组织全厂工人都去参观。在参观者群体中，农民较少，人数经常为零。参观群体以工人、学生为主。

“延展”是由青年宫单独举办，未与延安有关机构合作。上海与延安的直接联系并不多，收集到的实物也有限。因此“延展”的呈现主要依赖“叙事”，依靠解说词的叙述、实物的陈列、照片的摆放等方式。“延展”并非完整地重现历史，而是收集、系统化零散信息，建构了延安时期的革命生活景象。它呈现了革命与生活和谐交融的情景，依据特定的话语体系进行叙事。图片、物品、讲解词构成了展览叙事的元素，多种展品均指向了同一主题，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渡过了艰苦时期，克服了革命根据地的危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一）“延展”的叙事结构

“延展”是对延安革命生活颇具上海特色的构建，因条件所限，主要依据的是图片与文字的叙述。展览会的布置本质上是一种叙事结构，题词的选择、各个单元的排列及其内容均为“革命传统”的呈现提供了话语与逻辑的论证。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题词很容易使人想起肇始于1938年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正是在这场危机中，中共形成了独特的“延安道路”，同时也塑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记忆。展览的代前言来自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两段话：

“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力气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代前言是最显著的部分，它为整个展览定下了基调。这反映了“延展”在政治教育以外所欲解决的经济问题，即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一定的困难，青年人要做好准备，努力解决困难。展览共分为七个单元，将中共在延安的具体历史事件进行选择、排列，按照线性的时间顺序组合成有意义的序列。

展览最初介绍了中共在延安的基本情况，延安的革命生活是通过第二单元“危机”的产生与第三、四单元如何克服危机呈现的。外部势力（日本、伪军、国民党反动派）夹击抗日民主根据地，致使延安军民“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吃”，不过这反而促使中共干群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了粮食的丰收，创造了“陕北江南”南泥湾。与此同步的是，从1939年开始，广大青年受到党的教育的感召，奔赴延安，参与抗日救亡。第五单元讲述了青年在延安的革命生活。他们学会劳动，自己动手创造学习环境，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饱有革命热情，勇于奉献自我。接下来在简短地叙述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便过渡到第七单元。此单元的第一部分介绍了上海青年以钢粮为中心的生产事迹，展示了上海的两个典型：“好八连”和上海铁道学院。“好八连”解放、保卫了上海，“继承并发扬了人民介〔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上海铁道学院继承了“抗大精神”，师生自己动手建校，克服了多重困难，“学校在原来中专的基础上飞跃地发展，师生们在红专的大道上不断前进”。“南泥湾精神”和“抗大精神”是延安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树立“好八连”和上海铁道学院两个典型，上海继承了延安精神的内核。最后以“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作为单元结尾，而“好八连”和铁道学院的事迹无疑证明了上海做到了这一点。

展览的结束语点明的“崇高理想”“革命品质”“英雄气概”“乐观主义”，共同构成了延安时代革命精神，并用毛泽东的话鼓励青年，希望青年成为“有坚定的政治方向、经得起风波、吃得起艰苦、挑得起重担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在一个连贯而具有因果关系的结构里，“延展”的叙事到达了一个表现绝对、而变化不可逆转的结局。“延展”的排列叙事是大情节，传达的是闭合式结局。从危机的产生与克服，到革命精神的形成与发扬，这是从物质到精神的升华，参观者的情感得到了满足，“观众带着一种完美收官的体验离开——没有疑虑，没有任何尚未阐明的东西”。“延展”通过追溯延安经济困境的产生与克服，突出革命者的贡献，在此“以颠覆和反抗”为方式的革命转化为生产与建设。历史与当下互为呼应、产生对照，由此克服目前的危机便成为青年应继承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