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

作者: 曾荣

【摘 要】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唤醒工人阶级的觉悟”为目标,利用五一劳动节、五四运动纪念日等契机,赴各工人团体、行业组织举行演讲,卓有成效地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基于对“各工人都知道教育的重要”之认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以解决“工人教育问题”为使命,通过举办工人夜校、宣讲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等,大力开展工人教育培训工作。在此基础上,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动广州、佛山、香港等地工会组织的创建、章程条文的制定和罢工斗争的开展,不仅为践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念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可贵的尝试,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人运动;陈独秀;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5-0079-09

作为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分别成立。其中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国内最早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之一,该组织在陈独秀、谭平山等人的领导和推动下,通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与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展开论战等方式,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赢得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学界有关中共早期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为考察视角,综合利用档案文献、报刊资料、回忆录等,旨在厘清早期共产党组织围绕革命和建党等中心任务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人运动的历史脉络,揭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的历史场景。

一、“唤醒工人阶级的觉悟”:宣传工作的发动

广州作为近代中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其工业较内地更为发达。随着大量产业工人的出现,工人群体的数量、种类和规模也不断扩大,其中以机器工人、电气工人、理发工人、印刷工人等为代表。如何唤起工人群体参加革命事业,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而革命宣传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作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袖,陈独秀利用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契机,率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走出编辑室,走向工人群众,走进工会组织,他们通过召开会议、发表演讲等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民众思想觉悟的提升。

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平台,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广东群报》颇为重视对工人群体的报道,而在对社会各界力量进行考察后,《广东群报》社同人认为从运动的效果和影响来说,工人罢工比学生罢课更具影响,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资本家的命”,因此他们主张“宣传主义的,第一步着手的地方,就是唤醒工人阶级的觉悟”。

谭平山基于对广州工人群体的深入考察,认为工人“素来有团体”,但因未得到有效组织和发动,故尚不具备“结合团体”的精神。为此谭平山主张采取强有力的宣传和教育方式,引导工人通过“阶级竞争”向资本家抗争。与谭平山关注对工人的知识灌输不同,陈公博颇为注重工人政治能力的培养以及思想觉悟的提升。在《广州工人的危机》一文中他指出,工人需要在政治上“觉醒”,即工人阶级“放弃现实政治,着眼于未来政治”,从而采取必要的行动寻求自身的“解放”。

利用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运动纪念日之类的节庆契机,开展针对工人的革命宣传活动,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表达革命话语以及扩大宣传效果的重要举措。1921年5月1日是第32个国际劳动节,《广东群报》组织谭平山、陈秋霖等人发表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评论,借以鼓舞广大工人团结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谭平山撰文指出,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万国劳工战胜资本家的第一日的纪念日”,也是与资本家进行“鏖战的第一天”。

1921年5月5日,《广东群报》刊发的《广州一年来之劳工运动》,呼吁广大工人“快快起来大联合”。同时刊发的《告我们亲爱的印刷和派报的工人》,呼吁广大印刷工人和派报工人五一期间“较平时还要多做十倍的工夫”,以扩大宣传效果。同时,陈秋霖在该刊以《五一纪念与中国工人》为标题,号召中国工人“本着五一运动的精神,不断的和政府资本家奋斗”。

《劳动与妇女》周刊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另一个宣传平台。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之所以将刊物聚焦于“劳动”与“妇女”,主要是基于提倡“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考虑。该刊自1921年2月13日正式发行,其作者主要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而在诸多文章中,“工人”显然是核心词汇之一,由此衍生出成立“工会”、实行“联合”、实施“罢工”等议题,而以苏联革命经验为借鉴,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往往将工人视为劳动者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中华女界联合会广东总会负责人、被誉为“广东乃至中国妇女界的代表”黄璧魂加入《劳动与妇女》杂志社。在《劳动与妇女》杂志创刊号上,黄璧魂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表达对工人、妇女等的赞美与同情。 2月20日,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前与其说开展“妇女运动”,不如说“运动妇女运动”。换言之,通过革命宣传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反抗资本家的运动,实现“扶助弱者以抗强者”,“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将来的理想”。

“劳工神圣”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与思想话语之一,这一口号由蔡元培率先提出,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劳动与妇女》主编沈玄庐认为,当时蔡元培“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就回答一声‘劳工神圣’”。然而,由于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工人的地位,一日堕落一日”,而资本家的势力却日益膨胀,因此广大工人应当团结起来,“和资本家激战一场,决过一个雌雄才行”。

诚然,工人阶级思想觉悟的提高,既是增强工会凝聚力、组织力的重要前提,也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集中刊发讨论工人阶级问题的评论,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良好氛围。在此背景下,熟悉欧洲工会组织内情的《广东群报》记者,积极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认为欧美等国工会不仅数量较多、活动频繁,“外国工会还更有工人实习学校来帮助”,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工人的知识,还有助于工人思想觉悟的提升。工人教育问题由此提上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议事日程。

二、“工人教育问题”:教育工作的开展

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促进工人、学生、妇女等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的提升,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宣传普及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分别在工会创办夜校,吸收广大知识青年到宣讲员养成所,发动广州中小学教师加入注音字母教导团,并且设立俄语学校、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

基于对工人思想觉悟提升重要性的认识,陈独秀在广州理发工会大会的演讲中称,理发工会“可算是现在广州最有组织的工会,而且各工人都知道教育的重要,更为可喜”。需要说明的是,陈独秀此处表示“可喜”之事,应当是指重视工人自身教育成为社会各界的一项共识。而在广州理发工会成立之时,曾设“半夜学校一所”,供“失学同业者以补习”,此举旨在使“工人教育问题,工人自身解决之”。需要强调的是,广州理发工会的这一举措,被各界视为工人阶级思想上有所“觉悟”的重要体现。

广州理发工会夜校分甲、乙两个班级,每班学员定额100人。其中甲班每逢周一、三、五晚上10点至11点授课,乙班则分别在周一、三、五晚上7点至9点半授课。夜校附设一个小型图书室,收藏各类书籍,以便工人自由阅览。夜校提供免费讲义,学员无需交纳学费。李云农担任义务教员,并负责教学事务。

为培养宣传力量,陈独秀主持创办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而利用主管广东省教育工作的契机,陈独秀将宣讲员养成所纳入全省公立教育机构范畴,由广东省政府拨付经费。1921年8月11日,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正式开学。谭平山、谭天度、陈达材等14人担任教员。宣讲员养成所开设历史、地理、哲学等课程,授课内容颇为丰富,既讲授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阶级斗争,也授以宣传方式方法、共产主义知识等。根据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的同学录,宣讲员养成所的学员均为来自广东各地的青年人士,其中通俗班80人,专门班80人。当时,教育形式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类,其方式则为“自上而下的教育”和“自下而上的教育”两种。宣讲员养成所则是通过培养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社会宣讲工作,借以“建筑自下而上教育”,从而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

经过对广州各工会组织的详细考察,结合广大工人在罢工斗争中的实际表现,陈独秀认为广州“机器工人比较先进,革命要发动和依靠他们”,于是决定设立机器工人夜校。由于机器工人积极性颇高,他们不仅同意开办夜校,而且踊跃报名参加夜校的学习。据曾担任机器工人夜校班主任的谭天度称,“夜校开办以后,每天晚上都有一百多人参加”,由于报名人数太多,上课的地点显得过于拥挤,遂将学员分为两个班级,并请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黄裕谦担任班主任。机器工人夜校设校董会,谭平山为董事长,夜校经费由董事会向社会人士募捐而来。夜校开设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旨在“教授工人艺徒必需的知识,以增进工人的地位”。

此外,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经陈独秀指派,张毅汉担任注音字母教导团主任。教导团学员大多为广州中小学教师。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均为教导团授课,授课内容既有注音字母知识,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注音字母教导团的创办缘由,谭平山在《打破教育普及的难关》一文中作了阐述,即通过“使注音字母普及”的办法,促进“教育普及”和民众知识水平的提升。注音字母教导团设立后,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一面举办培训班,向广大民众传授拼音和字母知识,一面组织张毅汉等研究制定“广州韵母”学习要点,以求突破粤语和国语之间的读音差异难关,彻底化解教育普及难题。为向各地推广注音字母,陈独秀利用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契机,向广东省省长陈炯明递交呈书,声称“注音字母为统一国音便利通俗教育之要具”,吁请陈炯明以省长名义通令全省各市县,要求“所属各机关及各学校认真提倡”,并且准许注音字母教导团在公共建筑物上“张贴式标书注音字母及说明书”,从而“共同推广,以期普及”。

三、“伟大的工人团体”:工会组织的成立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基于团结和发动工人的需要,深入推动工会组织的创建。以工会组织为依托,陈独秀、沈玄庐等人在工厂、学校以及各社会团体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掀起一系列政治罢工、经济罢工、学生罢课活动,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由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的实践基础。

基于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重要作用的认识,陈独秀高度重视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宣传和动员工作,他不仅应邀参加广州理发工会等的活动,而且发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进行演讲,旨在提升工人思想觉悟,促进工人团结互助,共同反对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而在历次演讲中,以1921年2月10日陈独秀等在广州理发工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据统计,当时广州的理发工人有4000余人,尽管当天参加工会成立大会者仅数百人,但由于广州理发工会拥有较为完备的章程,其会员“多是纯粹的工人”,在思想觉悟上较为先进,故引起陈独秀等人的高度重视。而在当天的演讲中,陈独秀呼吁理发工人“联络同业,务要全体同业结合成一个大工会”。

1921年2月13日,《劳动与妇女》以“演说辞”的形式报道陈独秀在广州理发工会的演讲内容。从报道的内容来看,广州工会组织虽然数量众多,但由于缺乏章程条文和有效管理,工会组织形同虚设。对此,陈独秀不仅号召各工会制定“详细完备的章程”,而且提出联合成“大工会”的口号。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之所以提出“大工会”的理念,至少有两项考虑:一是基于19世纪20年代前后工会组织兴盛背景下世界出现工人运动潮流的客观形势考虑。陈独秀认为,“大工会”的成立有利于将工会组织由广州向全国各地推广,逐渐形成与欧美各国行业工会相媲美的可观景象。二是基于广东省政府从“法律保护”角度对成立工会组织的支持。陈独秀在演讲中透露,与过去“不许工人设立工会”,甚至“制造一种不合道理的法律,去干涉工人立会”相比,广东省政府不但取消了限制工人“集会的权利”的《治安警察法》,而且“制定一种工会法,叫工人依照这种法律和他一定的手续,政府就会准许立案,自然得受法律保护”。可以说,在法律的保护下工会组织以及工人权益将得到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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