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共产党员学生眼中的黄埔军校

【摘 要】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开办的学校，对国民革命的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黄埔一期生、早期中共党员，张隐韬留下的个人日记，详细记载了黄埔早期招考和他在黄埔一期学习、训练及生活的实况，乃至对广州商团事变的个人观察，极具历史价值。从张隐韬的视角，可以看到兼具学生和早期共产党员身份的人眼中的黄埔军校。

【关键词】黄埔军校；张隐韬；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商团事变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5-0088-11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创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受到学者关注，对军校的创办、主要领导者和军校的关系、军校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与军校的关系等问题已有深入研究，但是较为缺乏关于军校具体训练及生活的专门研究。本文主要利用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张隐韬的日记，对黄埔军校的招考和学员的学习、训练、生活及其对相关重大事件的亲身观察再作梳理，以期深化对于黄埔军校及大革命史的研究。

一、报考军校

张隐韬是河北南皮人。当时国民党在北方缺乏组织，因此多由共产党组织挑选人员应考，采取的是秘密招考方式。在京津冀地区活动的张隐韬就是临时得到中共组织的讯息，匆忙南下应考的。1924年3月10日张隐韬的日记中写道，他到北京见到时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何孟雄，何告诉他：“每省要军官学生十五人，但仅有四人，定明晨起程，不知你的意思去不去？时间已迫，能否速行筹备，一同去粤？”“我闻此消息，亦大为荒〔慌〕张。遂急至王励紊处取了介绍信，拟明晨去津永滋处，借路费去沪。”日记中提到的“王励紊”，当为王励斋，即时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委员王法勤；而“永滋”即于树德。1922年于树德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天津党小组组长。1923年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并出席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此时已返回北方开展工作。张隐韬本来是要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处理家务的，得此消息后便无暇顾及，他在日记中写道：“晚，至新平我母处，使其急回里，办理家务，我一定去粤入学，不能旅里。” 11日上午，张隐韬便赶到天津面见于树德，“与谈去军校事。伊颇赞成我之去粤，并加很多奖励语，谈其在粤之开会经过，付我川资十八元”。12日，张隐韬从天津启程，“去总站上十点火车，与杨其纲兄相逢。转识江镇寰兄，便同车南下”。13日，“下午五时，至浦口渡江（扬子江）……晚十一时，乘特别快车去上海”。14日一早赶到上海，张隐韬便马不停蹄去环龙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探询军校招考信息。见到参与招考工作的毛泽东，“毛泽东君谓已考过一次，你们来迟［了］，须暂待两日，听本部的通知”。

张隐韬抵达上海后，便去访朋问友，其日记载：3月15日，“去上海大学访中夏兄，路遇荷波及章龙兄，稍谈即别。晚间，章龙去我寓所谈话，我问其补考可否？伊答：须于明日交涉，因军校事伊不负责。略谈北地近情”。16日，“去访张继先生，畅谈直隶之近日情形，教育、工业各项，并谈西北运动之经过。伊亦极谓该方运动，实关重要等语”。

几天后，张隐韬等人的经费出现问题。临出发前于树德给的18元川资，支付了由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后，已所剩无几。当时，从北京到上海，需要先到天津，在天津乘津浦线火车到南京江北，再从南京乘宁沪线到上海。查询1924年的铁路票价可知，从天津到南京的三等座票价是13.7元，南京到上海的三等座票价是2.39元，18元的资费很快告罄。

张隐韬等人只好去找负责招考人员交涉。3月18日，张隐韬记道：“我等去44号，与孙铁人（负考试之责者）严重交涉，务必得一完善结果，并必要先解决我等目下之经济问题，到执行部后，孙故推脱不见。”无奈之下，只能寻求同乡张继的帮忙，此时张继刚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不久，1923年他曾担任国民党北京支部支部长。张隐韬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晚间，复到张继先生处，关于我们的情形，请他给我们设法。伊谓：明日代我等与孙交涉。惟不知其交涉之效果如何耳？” 19日，“因川资用完，遂伊〔移〕居章龙同志处。吃饭一节，遂〔随〕意到街上去吃，每人每顿之饭资均不过二十枚铜子，经济上便大感痛苦”。在此情况下，他们只好又找张继探询交涉结果，张继答复：“我已同考试委员谈及你们的经济情形，要教〔叫〕执行部每人借你们一点小款，待考试后再决定一切。但执行部不敢开此一端，恐各学生效尤，则无法应付也。为今时之计，鄙人可以暂担任一笔款子，以救诸位之目下之急。”

报考学生到上海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要先组织一次复试。由于自身处境艰难，张隐韬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招考工作颇有微词，他埋怨道：“我们为考军官学校，不远几千里而来此，经济上早就用尽，感无穷之贫困。惟望上海执行部早日考试，领川资去粤。负责人一味延拖，终不能有明了之表示。……我们已到沪十许天，生活几乎不能再往下维持，每餐仅用铜元十余枚。这种生活状况，他们执行部的这些该死的东西那〔哪〕能得知，凡抱革命精神的人，也有作事这样摆架子的？”他还把矛头直指负责招考的孙铁人，认为“民党之改组，须从根本淘汰。把这些旧习不改的东西——如孙铁人等，都革去才是”，甚至感慨“民党虽经一次改组，但内中之官僚式的无革命精神的人，尚是多的很”。

张隐韬等人因经费用尽心情急迫，但招考一方也有自己的考虑。事实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招考工作在2月底即已启动。3月12日，在上海大学举行新生录取考试，应考者173人，实际录取130人。由于各地报考学生又陆续抵达上海，执行部遂决定在3月底之前安排一次补考。3月20日补考报名截止，报名补考的考生共计264人。执行部之所以一再放宽期限，是想尽可能照顾到各地考生，使更多的人可以参加补考。3月23日，在上海中华路勤业女子师范学校举行补考。即便如此，陕西籍考生杜聿明等还是没有赶上补考，后经于右任出面给蒋介石写信推荐，方得录取。

在此期间，广东方面一直关注着上海的招考情况。陈果夫后来说：“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上海招生的时候，校长不过要我担任转汇经费及电告各方的情形。”围绕着上海招考，校方内部有过沟通。廖仲恺致电蒋介石称：“闻沪取学生百卅人外，尚续取七十名，果尔，则将来到粤复试，不及格者必多。资遣往返，亦嫌縻费，请妥为斟酌。”对此，蒋介石回复：“取录学生，宜以各省定额为标准，北人以多取为是，虽程度略低，亦希降格求之。将来教课，可分初、高二级，学期亦可斟酌损益。”这也进一步印证军校主持者对上海补考日期不断推迟，确有出于想要延揽更多学生的考虑。

军校第一期在广州采取公开招考方式于3月27—30日举行，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考试场地，“国文试题由戴季陶拟定，数学试题由王登云拟定。各地投考的学生共1200余人”。廖仲恺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具体谈道：“粤考军官学生千二百余人，除粤籍外，湘、桂、赣、闽、滇等省数百人，中有三分之一青年，曾经毕业中学及专门，故试题于国文、算术外，加三角、几何、代数三种，以便较别，泌勘验体格。艳考试，各题全做者为数不少，定额太隘，去取甚难。”黄埔一期生的宋希濂回忆道：“三月二十九日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参加考试，一进场，我愣了一下，竟有这么多的人参加……我到广州后，在这两三个月中，阅读了孙中山的一些讲演，特别是国民党改组后发表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曾读了又读，基本上领会了这些文件的重要意义，我就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结合试题加以发挥，至于其他如数学、历史、地理等，我都考得一般。”

1924年4月28日，军校第一期学生以考试成绩择优放榜。经两次考试斟选录取，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20人，后又增加26人，累计录取496人，号称500学生。张隐韬名列其中。5月，学生入校编队，正取生编为第一、二、三队，备取生编为第四队。张隐韬被编入第二队。

二、学习课程

军事教育是军校课程学习的主干和基础。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注重实地演练以及对新式武器装备的学习和使用，体现了重视实战训练的宗旨。当时有报纸介绍：“军事教育，由李济深师长主任，分战术、应用战术、就地战术、教练、兵器、军制、地形、筑城、交通、卫生等科，各科主任教官，均为国外国内士官学校及大学毕业且久经实战之专家。此次军官训育之方法，在吾国实为破天荒。”整体而言，军校第一期学生的军事教育课目包括学科和术科：学科即军事理论，讲授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军制学及射击教范等军事理论；术科为军事技术，开设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以及行军、宿营和战斗联络等课程。张隐韬日记中记载了军事课程的具体教学状况：“今天上班时，讲‘兵器’的教员说：近日战器发明，日新月异。近报上载有英国某人，新发明一种光线利器，无论飞机、人马等，凡被其光线之当照者，飞行机即可堕地，人马即可死亡，已在实试中。如此等战斗利器果能有效而实施于战场上，则将来世界战争，另有一种变化。上午，考战术学。”

张隐韬记下了实弹射击操练时的感受：“我们今天的术科是减药射击，每人发给三粒子弹，望着五十米达距离的木把〔靶〕去射击。我打了三枪，只中了一枪于三环的把〔靶〕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枪，在未射之前，以为枪的坐力很大，尚惴惴有点不敢放。然在实射之后，才知以前的设顾虑太过了，何尝有那种恐怖之实在里边？”根据张的记述，当时军校的课业和训练量相当大：“今天的功课已更换课表授课，上午四点的学科，下午四点的术科，晚上还有二点的夜间演习。”从早到晚，加夜间的实地演习有十个课时，一天下来，张隐韬“手足困乏，举止无力”。这样的状况，在军校实属常态，当时报载：“自开始授课以来，自蒋校长以下全体教职员，都是在早晨五点钟起，直到晚上十二点钟，继续工作。学生每天连操练带学科，亦在十小时以上。”

实地演练对体力是严峻的考验，是军校学员必须经历的训练。相比之下，张隐韬似乎更希望能更多地学习军事理论，提高军事素养，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今日起，本校术科减少，每天有六点钟的学科，惟星期六有一天的野外，这是体操，不若以前之苦了。并且昨日本校党部成立，校长说：‘我们在党部未成立以前，是取严格的手段来锻练同志。今后，我们是以感化力来补〔帮〕助同志。……’本校以前的劣技，或者能去一点。那么，我们求军事学的时机算是到了，可庆的很！”

地形学亦是军事教育的重点。张隐韬记道：“今天我们都实习野外测图……所测的系道线法、交会法二种。虽是很简单的题目，因为人数多、时间长，劳苦得很，但精神到〔倒〕也愉快”；“今天还是地形作业的野外实习，利用昨天以交会法、道线法的几何图，而为实写地物地貌的要图”。地形学还被列为专门的考试科目。

与当时各地开办的军事学校不完全一样，黄埔军校的训练除军校必修的军事学科外，还有大量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当时，“政治部科目，分《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国民党政纲》《各国革命史》《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之土地及劳动问题》等科。由胡展堂、廖仲恺、戴季陶、邵元冲、张申府诸君分担教授。教授方法，用集合训育及分组实习两种”。邵元冲作为政治教官，负责讲授各国革命史，他的日记记载：“余所任之各国革命史，共计授课八小时，每星期一次，星期四午前十时至十一时为授课时间，自下星期起授。”从课程设计看，几乎涵盖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革命运动发展史。张隐韬日记中也写下了听课的感受：“今日有某先生继续前次讲演《世界革命史》之法国及德国的革命，我坐在讲堂之最后地，听不清楚，不能将其次序写出。”

强调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讲授，不仅是黄埔军校当局的立场，也是学生的要求。张隐韬日记中写道：“近见上课已久，而政治、经济、外国语诸科尚不见实行教授，特将我这个意见写在本班的意见陈述簿上，向教授部质问。但不知能否发生效力。”正因为学校上下通力合作，军校教育成效显著，“只学习六个月的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比之后来学习三年的各期学生，在军事才能上是毫无逊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