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对中共党史叙事体系的构建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简明党史著作，通过提炼叙事主线、遵循叙事原则和凝练叙事话语等方式，初步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共党史叙事体系。就叙事主线而言，《三十年》围绕“革命叙事”“领袖叙事”“理论叙事”“党建叙事”四条叙事主线，把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链接起来，确保了历史叙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就叙事原则而言，《三十年》遵循抓住历史发展本质、注重事物普遍联系、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和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论述的叙事原则，彰显了党史叙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就叙事话语而言，《三十年》使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三十年，乃是光荣的、伟大的三十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等叙事话语，在言说中国革命特点和党的历史特质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共历史；叙事体系；胡乔木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5-0099-14

历史叙事指“以一定方式叙述历史事件、人物、制度、社会现象等的来龙去脉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历史叙事体系构建是历史叙述者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系统呈现历史面貌的重要方式。中共党史叙事体系，是指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通过采择相关史料和运用相应叙事方式，将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等要素整合为一个易于理解的整体时所形成的一种稳定且自洽的叙事结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简称《三十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简明党史著作，对于党的发展历程并非简单罗列史实，而是在唯物史观和毛泽东党史观的指导下，坚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借鉴吸收中共党史编纂发展史中重要研究成果的相关观点和书写模式，通过提炼叙事主线、遵循叙事原则和凝练叙事话语等方式，初步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共党史叙事体系，系统简要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需要强调的是，从《三十年》的撰写、修改和完成过程来看，它不是简单由胡乔木个人撰著的作品，而是由胡乔木执笔写作并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修改审定所形成的一部权威党史著作，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认识。在中共党史编纂发展史中，《三十年》可以说是中共党史叙事中的正史叙事和革命叙事的经典范本，是继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人的党史著作之后的重要著作，其构建的叙事体系为此后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作出了重要示范。爬梳相关文献资料可知，学界对于《三十年》的研究类别主要包括：一是历史认知类的研究，即梳理《三十年》的写作、发表和宣传等史实问题；二是历史评价类的研究，主要涉及对《三十年》的历史成就和历史地位的评价，以及将《三十年》与其他党史著作进行比较的研究，关于《三十年》对中共党史叙事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少。笔者拟探讨《三十年》与中共党史叙事体系构建的关系，以期为新时代推进中共党史编纂工作，进一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展示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提供宝贵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叙事主线

叙事主线是历史叙事体系的核心要素，通过解释不同历史事件间的因果联系，将复杂历史过程中的人和事链接起来，确保了历史叙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三十年》采用革命、领袖、理论、党建叙事“四位一体”的叙事主线，有利于强化时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认知。

（一）革命叙事：以中共领导的革命历程为核心勾勒党的历史轮廓

革命叙事指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审视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述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同国内外敌人英勇斗争的历程。《三十年》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1921年至1951年期间的历史，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

其一，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定义为一部革命斗争史。这种理解主要源于毛泽东。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三十年》采用了这一观点。一是通过首尾呼应的方式集中论述中共历史为一部革命斗争史。《三十年》开篇便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着广大的农民和其他的民主力量，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作英勇斗争并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的历史；最后的“三十年的基本总结”部分又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是党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英勇奋斗，以及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缺点，终于战胜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三十年。二是从革命史视角把中共奋斗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1—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5年—），通过论述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革命活动，完整勾勒了中共革命斗争史的整体脉络。

其二，阐明中国革命任务、革命道路等革命因素。就革命任务而言，《三十年》指明中国革命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前者“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使中国的经济不能发展，中国的政治不能进步”，后者在民族危亡之际，不仅不愿开展“任何实质的社会改革”，还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因此反对和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就成为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就革命道路而言，《三十年》强调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中国革命只能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其三，以革命标准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同历史叙事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可能会有不同的历史评价，中共党史研究中常用的现代化叙事和革命叙事便是如此，二者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同。前者强调上层精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贬低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后者则主张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肯定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三十年》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都聚合在革命叙事之下，以革命标准评价它们的历史意义。例如，书中记述了五卅运动及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香港、广州等地工人罢工的历史过程，认为五卅运动“大大推动了广东的革命化，并准备了全国的大革命”。这便是从革命叙事出发，肯定中国工人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中国进步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具体体现。再如，《三十年》认为陈独秀“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太重视农民群众的力量，在大革命时期“没有采取坚决的积极的政策去支持和继续发展群众运动，满足群众的要求”。这同样也体现了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区别。

（二）领袖叙事：以中共领袖人物的革命经历为中心呈现党的历史面貌

领袖叙事即把中共历史看成一部领袖成长史，以领袖人物的革命经历和革命贡献为叙事重点，在突出他们的历史地位时塑造英明正确的领袖形象。从《三十年》的文本内容看，这里的领袖指的是毛泽东。书中结合中共历史讲了“毛泽东是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的”，进而回答了中国革命是怎样“找到了自己的领袖”的问题。

第一，介绍毛泽东的主要革命经历。首先，叙述毛泽东领导组织革命运动的过程。例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十年》分别介绍了毛泽东的革命工作情况，前者涉及组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主持农讲所工作等，后者包括成立工农革命军、成立工人政府、领导农民分配土地等。其次，介绍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等党的重要会议的情况。例如，中共一大，毛泽东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中共三大，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当选党的中央委员；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因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三十年》后续便很少叙述毛泽东个人的革命经历，更多突出其作为中共领袖对于革命形势的见解，以及根据革命战争情况变化指导制定党的政策方针等活动。

第二，阐述毛泽东坚持党内正确路线的情况。把党的历史看成一部路线斗争史是早期共产党人书写中共历史的重要特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因为《决议》是对1927—1937年期间“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的产物。胡乔木曾参与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对《决议》的编纂思路和书写特点比较熟悉，再加上《决议》在党内的权威地位，这就使得他在撰写《三十年》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路线斗争的叙事模式。《三十年》“重点分析民主革命各个阶段党内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的发展过程和斗争状况，将错误路线与正确路线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中共在不同革命时期的错误路线，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党内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过程、结果，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坚持的正确革命路线。这种两条路线对比的叙述方式，极大突出了毛泽东的革命贡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三十年》所言：“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和他的异于寻常的忍耐性与遵守纪律的精神，党终于充分圆满地克服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脱离了危险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路线斗争叙事模式，也是受到《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叙事模式影响的产物。如有学者认为，《三十年》虽没有出现“路线斗争”四个字样，但党史撰写隐含“路线斗争”的思维和逻辑，这与《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关系甚密。

第三，塑造毛泽东英明正确的领袖形象。新中国成立初期，亟需塑造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袖的光辉形象，以维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三十年》采用绝对肯定、毋庸置疑的论述方式和排比式的修辞等叙述方式，鲜明地塑造了毛泽东的领袖形象。例如，“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表现了自己的伟大的革命天才”，“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一直在这位杰出的伟大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之下，而这就使革命的胜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证”。通过“革命天才”等赞扬性词汇，以及“杰出的伟大的完全可以信赖的”将三个形容词以排比形式叠加，建构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袖的英明正确的形象。

（三）理论叙事：以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历程为脉络叙述党的历史

理论叙事，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为主线系统叙述中共历史，阐明中共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从全文内容来看，《三十年》的理论叙事主线本质上就是以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历程为脉络叙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即结合党的历史集中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是怎样形成的”，“把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清楚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为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指明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三十年》首段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中，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得到伟大胜利的历史。”这种从理论维度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说法，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曾使用过，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由此可见，把中共的奋斗历程看成是一部不断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一观点当时在中共党内已经具有较大的共识。

其次，论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阐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关系是理解理论叙事主线的关键因素，《三十年》围绕这一问题作了详细论述。一是强调毛泽东的理论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成果。例如，《三十年》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认为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之一”。二是阐明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三十年》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指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既然如此，就不能不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新的发展”，直接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源流关系。三是阐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曾把关于革命统一战线和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三十年》采用了这种观点。文中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结合的重要例证”。

最后，梳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据统计，《三十年》直接或间接介绍、引用毛泽东著作共18本，通过阐释不同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及其观点，勾勒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出：“毛泽东同志首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关系，认识了工人阶级能否实现对于农民的领导，乃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认为中国红军战争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中国革命主要内容等问题，《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给予了理论上的回答。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实践论》和《矛盾论》“全面地、深刻地而又通俗地解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新民主主义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见解，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写了《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文章，进一步回答了中国革命发展特点和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