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与政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列宁电影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 周梓琪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从上到下高度集中的电影发行放映体制。在此背景下,列宁电影在中国普遍放映。列宁电影因其具有高度政治性和艺术性,成为新中国初期政治运动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元素。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日益加剧,列宁电影同反修防修联系起来。在长期放映中,列宁电影在中国产生重要社会文化影响,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尤其对青年人影响深远,参与塑造了一代青年人的精神气质。

【关键词】电影;列宁;《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6-0053-13

列宁电影是传播列宁主义、讲述列宁革命历史的影像载体,也是一种具备凝聚政治力量、鼓励政治动员、保存历史记忆等功能的政治符号。新中国成立后,列宁电影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放映,深刻影响新中国意识形态建构和政治文化生成,考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列宁电影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对于理解这一时期新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脉络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列宁电影在华传播史的研究,或是在苏联电影在华传播史的框架下予以分散考察,或是对列宁电影在中国的传播进行文本分析,而尚未见有以列宁电影为中心的整体考察。本文拟在综合各种史料的基础上,考察列宁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其与当时政治形势之间的互动,进而揭示这种互动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并阐明这一时期影像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适应新形势放映列宁电影

新中国成立前列宁电影就已经传入中国,并产生积极影响。1924年列宁去世,纪录其葬礼情况的新闻电影在京津等地放映,是为首部传入中国的苏联电影。193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20周年,苏联官方指示导演米哈伊尔·罗姆拍摄以列宁为主角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即《列宁在十月》。此后,罗姆又拍摄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作为续集。这两部影片是政治与艺术相结合的典范之作,集中展现了十月革命前后的列宁行止,塑造了最经典的列宁银幕形象。这两部影片在人物形象方面成功刻画革命领袖的伟大之处,充分注重领袖形象的生活化,将伟大和平凡相融汇,同时又展现诸如瓦西里、娜塔莎等许多生动活泼的小人物;在电影技艺方面采用蒙太奇手法,搭配宏大的群众场面,演员表演技术高超,艺术性很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两部影片曾在陕甘宁边区和西南大后方成功上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积极影响。如不少人在参加革命后所填写的个人自传中说明自己思想进步的原因时,明确表示自己受到电影《列宁在十月》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全面接管和改造电影业,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与政企合一的电影发行体制,形成按行政区域分布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网络,为列宁电影的传播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乘着中苏友好之风,苏联电影得以大量来华,为广泛放映列宁电影创造契机。鉴于中国的电影工业在战争期间受到破坏,未及恢复,苏联电影成为填补国内电影市场的最佳选择。截至1953年,全国共译制180部影片,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片目独占153部,其中苏联电影居于首要。各大城市普遍开展促进中苏友好的宣传活动,借机放映大量苏联电影。1950年底,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为继续扩大电影教育影响”,成立54支电影工作队前往全国各地放映苏联电影。到“一九五○年看苏联电影的观众已达五千万人以上,一九五一年从一月到六月的半年间,观众的数字已跃增到近四千万人”,足见国家机器对电影传播的强大助力。

东北地区毗邻苏联,又较早获得解放,这为其率先大规模放映列宁电影创造了有利条件。1950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12人在莫斯科参加了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会,并陪同斯大林观看展现列宁生平的电影。这部电影应该就是1949年由苏联中央文献影片制造厂出品的《列宁传》。该片与《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一起于1950年底引入中国,首先在东北地区放映,产生积极的政治影响。人们通过影片《列宁传》认识列宁,进而认识斯大林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认为该片“把伟大列宁的形象搬上银幕,表示列宁的遗训如何在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的天才照耀下的国家里逐渐实现”。不过,《列宁传》作为文献片,艺术性不足,其传播范围和实际影响远不如1950年和1951年相继译制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

在新中国电影放映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列宁电影莫过于《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这两部影片于20世纪30年代就曾在中国成功放映,且广受好评。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业的转型使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能力得到加强,制作放映相关电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不仅有助于加深和转变人们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家的认识,还有助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两部影片自然在放映片目的首选之列。

新中国初期,列宁电影在多重历史情境下得以大规模放映,并与当时的现实政治需要密切结合。首先是在中苏友好活动和苏方纪念活动中放映列宁电影。中苏友好协会以举办苏联电影周或苏联影片展映月的形式集中放映苏联电影,尤其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列宁逝世纪念日、列宁诞辰纪念日等一系列重要纪念日时,都会特别放映列宁电影。如1949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胜利32周年纪念日,当时许多地方虽然解放未久,但是依然隆重举办纪念活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大城市纷纷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电影放映会,《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皆为必映片目。1950年,南京市文联电影部为庆祝苏联电影30周年,组织苏联电影展映活动,在所展映的片目中就有《列宁在十月》。1955年,为庆祝十月革命38周年,文化部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合在宁波、温州等7个城市举办“苏联电影展览”,集中放映了《列宁在十月》等一批苏联影片。

其次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放映列宁电影,重点宣传阐释列宁电影中的对敌斗争涵义,为推动该运动提供思想指引。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城乡面临着严峻的斗争形势。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拉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列宁电影所展现的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胜利前后同反革命势力无情斗争的内容成为宣传重点。运动发起后不久,即有人在报纸上从对敌斗争角度诠释《列宁在一九一八》,认为“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处境和我们中国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外有帝国主义包围,内有反动分子破坏,而在革命者队伍中又存在对敌斗争手软的现象,所以这部影片具有重要的学习意义,尤其是“学习列宁的严肃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有人在观看《列宁在十月》后表示,向列宁学习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要革命胜利必须团结群众,必须赢得多数……把他们武装起来,作为领导的力量,给反革命者予镇压,予打击”。特别是电影中列宁高度赞扬贫农以暴力方式分配地主浮财的片段,“联系到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中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联系到全国轰轰烈烈的‘土改’反对封建地主运动,应该给我们予警惕,予启示”。

再次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放映列宁电影,强调坚持斗争,学习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作风,保卫党的纯洁性。1951年底,鉴于各级党政机关所暴露的严重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杭州,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中共产主义学习活动的开展,放映了《列宁在一九一八》等五部电影。不少人致信《人民日报》,提出“为帮助大家进行反贪污斗争”,要求重新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有文章指出《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同富农的辩论,以至于列宁本人遭到社会革命党人暗杀的场景,警示着革命胜利后尖锐的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而“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对于斗争是不能放松的”。同时,对这部电影的解读也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而转变。电影所展现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作风受到重视,包括:从列宁的角度出发,强调要“学习人类伟大导师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从列宁与高尔基辩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高尔基代表着知识分子温情主义的错误思想,对这种思想“我们应该如何小心啊”;从配角瓦西里的角度出发,认为瓦西里所彰显的“廉洁奉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宁唯是,还有文章指出,列宁贯穿于电影中的伟大教导是保卫党的纯洁性,严格执行纪律,严惩“所有贪污和盗窃国家资财的犯罪分子”,“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坚决捍卫人民政权。

此外,为配合宣传政治路线和因应突发事件也会放映列宁电影。如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病逝,中国影片经理公司紧急电告全国各区公司,要求在各城市影院、工矿区和农村放映队供应一批与斯大林有关的电影,其中包括《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同时,为配合各地举行悼念斯大林的活动,还决定延长电影放映时间。又如1954年1月16日,为配合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发出第125号通知,要求各地放映一批电影,并对电影的宣传类别进行划分,其中《列宁在一九一八》和《列宁在十月》就被划为宣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电影。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国产电影数量增加,成为电影放映的主要选择。中苏关系交恶后,苏联电影在中国基本停止放映,整个六七十年代只剩下《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影片仍可公开放映。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电影于中国的大退潮中,《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却依然涌占中国电影世界的潮头。

二、保卫列宁电影的革命性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之间围绕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分歧不断加剧。面对苏共二十大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毛泽东认为苏联不仅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而且“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不过,此时中苏分歧和矛盾尚未公开化,两国文化交流仍然正常进行。因此,一批新制作的列宁电影在此期间曾短暂引入中国并公开放映。如在1960年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全国就放映了一批苏联新拍摄的列宁电影。从4月22日起,根据文化部统一安排,各地开始放映相关电影,包括《革命的前奏》、《乌里扬诺夫一家》、《列宁的故事》、《我了解他》和《在列宁生前》等影片。这些电影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拍摄的,反映了当时苏联电影的最新制作水准和理念。

尽管苏联新拍摄的列宁电影陆续引进到中国,但这些影片所呈现的列宁银幕形象与《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所刻画的经典列宁形象有着不同程度的出入。列宁形象中展现革命意志坚决的内容被削弱,增添了不少体现列宁温情脉脉和多面性格的内容。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曾严厉抨击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的行径存在于历史影片、军事影片和一部分文学作品中,并说“这些东西简直令人作呕”。赫鲁晓夫还以电影《攻克柏林》为例,认为这类影片“是在假象笼罩下向人民显示一切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作为斯大林亲自指导的电影,对斯大林和列宁的关系进行了高度政治化处理。如在《列宁在十月》中,列宁决定武装起义前十分着急同斯大林会面,显示出列宁对斯大林的特别重视和信赖。尤其是起义胜利后,列宁向群众发表演讲,唯一站在列宁身后的人就是斯大林,其中的政治意涵十分明显。类似的政治化处理在两部电影中比比皆是,导致其境地日益尴尬。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文艺界出现“解冻”思潮。在这一思潮影响下,苏联电影界开始重新审视列宁电影。在创作方法上,有评论家指出“在一些关于列宁的影片里,任何困难列宁都解决得非常容易”,因而导致“冲突都不再成为冲突,只变成关于冲突的报道”,这是塑造伟大革命领袖形象方面主要缺点的实质。就电影本身而言,《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被视作“受到了由于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在历史方面的非常重大的错误的很大的坏影响”,因而“《列宁在一九一八》中许多场面(和情节脉络)已经丧失了任何艺术价值”。不过,苏联导演丘赫莱依则从人性角度出发肯定《列宁在一九一八》的价值,原因在于这部电影富有人情味。据此,他强调“当思想意识和人性变成同义语时,导演就拍出了好片子”。

人道主义是当时苏联重塑列宁电影的创作原则。如《列宁的故事》“更像一篇亲切动人的回忆录”。尤其是“通过列宁的病痛,列宁的家庭生活表现列宁的喜怒哀乐的丰富情感,充满了生活气息,以补充过去比较单一和过于严肃的列宁形象”。这部电影由于“富于人性地体现了列宁形象”,从而在1958年7月于捷克举办的第十一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又如,反映列宁青少年时代的电影《乌里扬诺夫一家》,当时有人认为该片“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的思想、以至最完全地表现作品的主题”,并且着重刻画少年列宁的孩子气,“充实了这一革命的少年形象天真烂漫的一面”。这种人道主义创作取向同《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两部电影迥然不同,也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

作为体现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政治符号,在中苏意识形态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双方对列宁电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苏方积极以人道主义原则重塑列宁电影,中方则采取一系列措施旗帜鲜明地保卫列宁电影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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