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取缔“圣母军”史实探析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天主教梵蒂冈罗马教廷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将“圣母军”引入中国并重点扶持，抵制新政权的无神论。其驻华公使黎培里通过控制旧中国天主教会权力的大量外籍天主教神职人员，发布敌视新中国言论，逼迫中国天主教会和一般天主教徒对抗新政权，“圣母军”是实施号令的最重要的机构，严重阻碍了对中国天主教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赢得新中国外交主权独立、宗教主权独立，新政权以取缔全国范围的“圣母军”为切入点，驱逐参与间谍活动的外籍传教士，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特权和宗教特权，进行了全面整治和肃清，推动了中国天主教界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政治认同；外交独立；天主教社会主义改造；取缔圣母军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1-0067-09

新中国初期，开展了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与西方帝国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天主教、改变中国天主教会领导权被在华多年的外籍传教士基本掌控的局面、引导中国天主教会适应新社会的发展，涉及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外交政策、宗教政策、外侨管理等诸多方面，是新中国初期面临的社会治理和政权巩固的巨大挑战。在天主教改造过程中，通过取缔遍布全国的“圣母军”、驱逐不法外籍传教士，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特权和宗教特权，树立了新中国天主教发展的领导权，开辟了新中国天主教独立自办的新道路。70多年来，学术界尚无研究论著充分讨论和梳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上海）等媒体相关报道为基本史料，呈现中国共产党驾驭这一错综复杂社会局面的非凡政治勇气和社会治理能力。

一、双方应对：天主教革新运动与“圣母军”创立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西方国家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空前激化，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继续利用宗教反对新中国，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诸多社会复杂现实加剧了宗教改造的复杂性。针对各个宗教传入时间、传教方式、成员结构的不同特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宗教改造的切入点和重点有所不同，一边坚持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边也要求宗教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作为从西方传入的外来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扩张有着密切联系，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改造就是从怎样割断其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来入手并进一步深入的。《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0日发表的《对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应有的认识》，开篇即道出，天主教和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另一方面还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在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问题，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即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群众的信仰问题，一方面又是在长时期中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工具来向我国人民进行侵略的问题。我们应当掌握这问题的两方面，认识这两方面的联系和区别，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来正确地处理有关宗教的问题。”

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天主教中国籍神父王良佐召集500多名教徒通过了致全国神长教徒的《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以下简称《广元宣言》），控诉帝国主义将天主教当作侵略中国的工具，号召中国天主教要“坚决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宣言发布之后，很快得到全国各方面的重视与支持，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广元宣言》全文内容和首批签名人名单，以示支持。195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给予高度赞扬，要求从根本上改革中国天主教会完全“受制于帝国主义外国的制度”的现状。全国各地的天主教会纷纷响应，发表自立革新运动宣言，天主教革新运动由此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

1951年1月17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与天主教会人士接触，政务院邀请40余名华北地区天主教人士座谈天主教革新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会明确指出，几百万天主教徒是新中国的基本群众，天主教信仰将在新中国长期存在；希望天主教人士要“分清政治与信仰的区别”，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在政治上”同梵蒂冈推行的反华政策划清界限，“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信仰问题”。周恩来表示积极支持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鼓励大家“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决不能自强，凡自立者才有前途”。在之后的政府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也多次强调了上述原则。在1月20日中央统战部茶话会、21日政务院负责人研究华北天主教革新宣言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天主教徒是人民群众，应该对天主教徒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明确要求坚持宗教与政治分开，梵蒂冈不能干涉中国的政治。

在天主教会内部，最早响应《广元宣言》的是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天主教会。1950年12月19日，归绥市天主教会600余人发表了《与帝国主义断绝一切联系》的革新宣言。12月，成都教区发表1000余名中国神长教徒签名的革新宣言。1951年1月初，重庆教区695人发表革新宣言。《广元宣言》发表后两个月，截至1951年1月底，中国天主教革新运动已扩展到昆明、桂林、广州、杭州、开封、保定、青岛、济南、太原、天水、海南等53个地区，有10位主教、代主教、副主教，186位神父，40位修士和40万教徒发表宣言。截至1952年底，各地天主教先后成立了“98个革新委员会（其中76.5%成立于1951年），分布于72个教区中（占全部教区约50%）”。

但还有一股很大的力量阻拦着中国天主教会革新改造和适应新社会的行动。早在1946年，中国天主教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梵蒂冈教廷宣布在中国实行“圣统制”。1948年，中国有20个总主教区（仅4位中国籍总主教）、139个主教区（中国籍主教14人，仅占十分之一），中国天主教会领导权由在华多年的外籍传教士掌控。二是中梵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46年9月10日，谢寿康成为中国驻梵蒂冈第一任公使；12月，梵蒂冈驻华第一任公使黎培里（摩纳哥籍）来华。

面对国民党节节失利的局面，黎培里于1948年将“圣母军”引进中国，特别突出其反无神论的内容，因此中国的“圣母军”从一开始就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作用，这是“圣母军”在中国的特点。“圣母军”于1921年9月7日创建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里，它是天主教传教和社会福利及社会公益活动的慈善性机构，政治色彩并不突出。

1948年9月，黎培里从美国召来莫克勤（爱尔兰籍神父），由他统领中国的“圣母军”组织。在黎培里的亲自安排下，1948年在上海设立“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统筹全国教务。随之在委员会内建立了“圣母军”总部，由黎培里直接领导，莫克勤、沈士贤（中国籍神父）为总部负责人，在上海、北京、天津建立三个分会。上海分会管辖华东、中南、西南地区；北京分会管辖华北、西北地区；天津分会管辖东北、山东地区。1949年春，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在上海出版了《圣母军手册》，内有前罗马教宗庇护十一世写给“圣母军”的信，这是最高命令和执行手册。在“圣母军”的名义下，他们经常集会、交流情况、讨论工作布置，还出版了反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书刊，如《恐怖的共产主义》《天主教怎样对付共产党》以及破坏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学习参考》《圣而公教会》《现代问题解答》《传教研究》《我们的感想》等百余种小册子。

由于天主教徒对“圣母”的特殊宗教感情，“圣母军”在不少青年男女教徒中产生了新的吸引力。1949年到1950年的两年间，南到广东、广西，西至四川、贵州，北至内蒙古和东北，西北至宁夏、甘肃，“圣母军”的影响和势力已经渗透和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内。

如同天主教的其他系统一样，“圣母军”也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从上至下分总会、分会、区会、支会。“圣母军”的基层组织称支会，一个支会发展到20名团员时，分成两个支会。若干个支会组成一个区会，若干个区会组成一个分会，分会直属“圣母军”总部。每个区会、支会都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指导神父。在全国各地，发展最快的是天津、上海和北京。当时天津“圣母军”分会有6个区会、58个支会，上海“圣母军”分会有5个区会、57个支会，北京“圣母军”有9个区会、109个支会。1948年至1951年间，在上海、天津、青岛、济南、开封、北京、汉口等地共建立了“圣母军”3个分会、28个区会、400多个支会，发展十分迅速。“圣母军”还高度强调服从性，一旦获准加入“圣母军”，团员必须恪尽职守，准时参加周会，服从“圣母军”的安排，以此来坚定天主教徒的信仰。一直以来，天主教徒的服从性较高，这与天主教教义和历史有关。

二、驱逐黎培里：取缔“圣母军”的前奏

面对新中国的建立，黎培里四处宣讲“有神无神势不两立、爱国爱教有矛盾”，命令天主教会以“不看、不听、不讲、不拥护、不控诉、不揭发”的态度和立场来对待新政权；要求“中国天主教只能听命于梵蒂冈”和“教会长上”；命令外籍传教士“坚守岗位，不得撤离职守”；要求“无论有会籍的，无会籍的中国人、外国人”，都要“合作”起来，与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土改运动对抗到底，不允许天主教徒参加青年团、少年队、妇代会，不准教徒参加爱国的游行示威，不准喊“共产党万岁”口号等。对参加天主教革新运动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徒，以“摘除神权”“绝罚”、不许“望弥撒”、不给“办神功”、不准“领圣体”等宗教惩罚相威胁。

黎培里当时名义上仍是梵蒂冈驻“中华民国”公使，他也听从梵蒂冈指令“坚守岗位”，未曾南迁台湾，为此引起了台湾当局的不满。但梵蒂冈拒绝承认新中国，基于这一立场，新中国也不承认与它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因此，黎培里的在华身份只能是留在中国的摩纳哥籍侨民。

1951年3月31日，天主教南京教区代理主教李维光带领教众发表宣言，表示“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下，我们天主教徒爱国不甘后人”，并首次提出割断与“罗马教廷”的联系。黎培里当天即致信全国天主教各教区主教，号召天主教进行抵抗。5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天主教南京教区教徒联合宣言》和黎培里致中国天主教各教区主教的信，并发表短评《决不能容忍》，鼓励全国爱国反帝的天主教界行动起来，“把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肃清出去”。5月24日，天津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致函南京教区，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勇敢地与帝国主义者作斗争。

在华外籍传教士是天主教神职人员，也是在华外国侨民。如何处理停留在中国的大量外国侨民，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就已做出指示，欢迎守法侨民留下，对不法侨民则采用驱逐出境的办法。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经过教会来保持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加紧进行间谍活动”的特务分子，无论外国人或中国人，“均须依照共同纲领第七条坚决惩处”。12月初，刘少奇批示，政府可以在接受群众抗议和告发的基础上获取证据，证据充足则有权力处罚并驱逐具有反动行为的外籍人员。

1951年5月，南京天主教弘光中学校长孙持方等联名上书南京市市长柯庆施，要求将黎培里赶出中国。6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南京教区副主教李维光带领750多名神父、教徒要求驱逐黎培里的签名书。在这前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多篇社论和文章，支持南京天主教徒的举动。6月6日，上海市军管会召见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秘书长华理柱（美国籍）等人，宣布协进会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处理。6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查封了此机构。6月14日，上海天主教界170余人要求政府驱逐黎培里，彻查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6月17日，《人民日报》转发《解放日报》刊登的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的文章，在批判黎培里的同时，首次公开指出“圣母军”是黎培里的反共工具。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公开点名“圣母军”。7月25日，李维光副主教率领南京天主教界3000余人举行游行大会，强烈要求政府驱逐黎培里出境。7月底，北京天主教会发表宣言要求政府驱逐黎培里。《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天主教会要求驱逐黎培里等人的8000余人名单。9月4日晚10时，南京公安局传讯黎培里，宣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粟裕、副主任唐亮签发的命令，指出黎培里的三项严重罪行，其中之一是他组织反革命团体“圣母军”，“以宗教为掩护”，在中国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和反对人民政府的非法活动，决定将其永远驱逐出境。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天主教徒“必须严格分清敌我”，下定决心与潜藏在天主教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分清界限，并把他们清除出去，才是全国天主教徒“唯一正当的出路”。9月6日，南京天主教举行庆祝大会，并通过了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