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克服功臣思想”的讨论

【摘 要】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间，《学习》杂志开展的“克服功臣思想”讨论，缘起于读者李龙的来信。这一讨论的目的在于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发挥党报党刊喉舌作用，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发挥报刊自身优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读者围绕功臣思想的表现、危害、来源、克服途径及资格应否成为选择干部的标准等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这次讨论体现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读者参与的广泛性以及刊物精心组织、组稿独具匠心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加坚定了其不断革命的信心和信念。通过讨论，更多人对执政党的干部标准有了全面准确的理解，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更好地得以贯彻执行，进一步启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学习》杂志；功臣思想；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1-0076-11

新中国初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承办、创刊于1949年9月的《学习》杂志，是帮助党员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刊物。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间，以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为契机，《学习》杂志开展了“克服功臣思想”的读者大讨论，时间持续了八九个月，在当时理论界和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配合开展整风运动的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对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多，仅有极少量论著涉及《学习》杂志的介绍与研究。本文试图借助相关历史资料作一初步分析。

一、讨论的缘起：读者李龙的来信

1950年10月，读者李龙给《学习》杂志写信，信中说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最近有一些烦恼的事情，不能获得解决，希望得到刊物的帮助。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个人履历：贫农出身，1939年参军，1940年入党（那时只有19岁），参军后，曾和敌（日）伪军作战多次，负伤后入党校学习，曾在党内担任过支部书记，参加过县镇府和专署工作。解放战争胜利后，被党组织上调到xxx参加xxx部工作，分配在秘书处担任xxx工作。李龙认为：“在组织上调我来城市工作时，我是满意的。心想，我参加革命工作已满十年，在山沟沟里转了十年，总算是熬出头来了。”但分配工作以后，“不顺意的事可就来了！”他的苦恼之一是自己参加革命工作多年，党龄近十年，但在理论学习、干部提拔等方面未能如新参加革命的干部那样获得应有的待遇。他所在机关的老干部很少，很多都是新参加工作的干部，其中大部分又是新出学校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受过斗争生活的锻炼，政治觉悟一般都很低。但自己却和这些干部做着同样的工作，享受同等的待遇。甚至一部分新干部因受到领导层的重视，担负着更重要的职务。李龙认为上级对自己的工作分配不合适，对老干部照顾不够，他向上级反映意见后，上级不但不接受，反而批评他有“功臣思想”，有落后的骄傲自满情绪。李龙认为对老干部不重视还体现在参加学习方面：所在机关的学习活动共分三组，甲组学政治经济学、乙组学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丙组学文化，他被编入乙组学习，觉得不能理解，“参加革命十年了，不说还进过一年党校，就凭在革命队伍里滚过这么多年，对革命多少有了些认识，现在还要我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开始学起，而同组的又都是新干部。并不是我不愿意学习，但是跟他们在一起学习实在不会学到什么东西”。由此李龙的另一个苦恼是年底评定时，单位同事对自己进行了尖锐批评，说他群众观点有问题，存在非无产阶级意识；还有些新党员给他扣上“骄傲自满情绪”“功臣思想”的帽子，说他“如不加以克服，将危害党的利益，危害革命的利益”。李龙对于这样的批评难以接受。李龙希望《学习》杂志帮助他分析，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一个革命战士是否应该重视他的革命历史？一个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干部，是否应该和新参加工作的干部同等看待？我党选择干部的标准是否应该照顾革命历史长的老干部？我的思想是否是功臣思想？这样的功臣思想对党对革命有哪些危害？”

应该说，在《学习》杂志正式开展“克服功臣思想”讨论之前，一些报刊已经注意到了当时党内某些党员干部中存在功臣思想这一带有一定倾向性的问题。1950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文章分析了功臣思想的表现、根源。10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蒙城县大队第一连亟须克服功臣思想》，文章对皖北蒙城县大队第一连滋长的功臣思想进行了批评。当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一些报纸有过对功臣思想的讨论，但缺乏连续性，议题也不够集中。《学习》杂志关注到了功臣思想这一议题，并发布“征文启事”，1950年第6期刊登高七撰写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腐蚀着斗争意志》，文章阐述功臣思想带来的危害，分析功臣思想产生的原因，提出克服功臣思想的方法，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但是，该文缺乏具体事例，难以引起读者共鸣。

针对李龙的来信，《学习》杂志认为，作为一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李龙所反映的内容还不能说是一个典型，但从中可以看出某些干部的基本思想情况，来信的特点在于有生动鲜活的人物和事例。编辑部认为，如果对这封信中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开展讨论，是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并产生共鸣的。《学习》杂志将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运用到新闻实践中，将这一问题交给读者，以此激发读者的讨论。为此，《学习》杂志配发了编者按语，希望读者就李龙所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进一步分析李龙所代表的这种思想是怎样产生的、是不是一种功臣思想、功臣思想对党和革命有什么危害、应该怎样克服这种思想，并准备在讨论成熟后对此作出一个结论。自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间，《学习》杂志读者围绕为什么必须克服功臣思想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二、“克服功臣思想”讨论围绕的主要问题

“为什么必须克服功臣思想”这一读者讨论会栏目开设后，《学习》杂志陆续收到读者的文章，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五个问题展开。

（一）功臣思想的表现

不少读者认为，李龙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功臣思想。李致远列举了功臣思想的表现：一是爱比资格、比历史、比成分，“满足于自己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二是计较地位和待遇，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应当有较高的工作岗位和特殊待遇；三是安不下心，经常想调动工作；四是愁眉不展，牢骚满腹；五是不虚心，拒绝接受批评。张玉枢认为功臣思想有三个表现：一是骄傲自满，不求前进；二是向党闹地位和要享受；三是制造党内无原则的纠纷。艾思奇在讨论总结中分析了李龙功臣思想的表现，认为其对于革命的看法是非马列主义的、非工人阶级的。他阐述了功臣思想的三个特点：一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看作革命的“完成”；二是把革命看作少数英雄豪杰“打天下”的事业，忘记了那是人民群众自己争取解放的斗争；三是用封建的等级观点来看待革命秩序，用封建的特权观点来看待干部的工作地位。因此，他认为功臣思想的实质是“与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完全相反，而只是混合地表现着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剥削思想”。

（二）功臣思想的危害

刘耀祖认为功臣思想的危害反映在：一方面对个人是个大包袱，时刻去计较“地位”“待遇”等，会使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思想加深，而不易彻底克服；另一方面对整个革命队伍危害更大，“如果许多同志有了这种功臣思想，而不安于工作岗位，这对于党当前整个革命工作，损失将是巨大的。这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滋长，会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在工作岗位上感到不满和不平，将使战斗力消沉，组织涣散”。张玉枢认为，功臣思想发展的严重后果，足以断送个人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走向堕落蜕化的道路。

（三）功臣思想的来源

关于李龙的功臣思想的根源，王蓁认为“基本上由于他的思想中还残留着封建剥削阶级的意识”。郭绳武认为，一是他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和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满足于目前的胜利，丧失了革命的前进心；二是他对于自己的优点和成绩估计过高，而对于自己的缺点不愿意正视更不愿意克服；三是他对于新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新干部，强调了他们的缺点，忽视了他们的优点，对他们缺乏“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合作”的雅量。因此，李龙所代表的功臣思想是个人自私、狭隘、落后意识的一种表现，归根结底，是由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缘故。刘笔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分析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和落后性，一方面由于深受压迫对革命坚决而勇敢，另一方面参加革命的目的也是为谋求个人、家庭的出路；李龙虽受党的多年培养，但是思想并未得到真正完全彻底的改造，进城后受旧社会遗留的坏思想的影响与诱惑，逐渐滋长了功臣思想情绪。

胡世聪、居谦、牟醒、海波、洪毅、李仙中在小组讨论中分析了李龙的群众观点和组织观点，认为他违反了几个方面的群众观点：一是违反了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二是违反了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三是违反了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四是违反了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李龙的群众观十分薄弱，这是他脱离群众，感到孤立“苦恼”的根本原因；同时他也缺乏组织观念，不相信组织，过于看重个人利益。

（四）资格是否应该成为选择干部的标准

资格指的是一个人的革命历史，因此也就涉及如何看待过去革命历史的问题。同干部选用相联系，资格应不应该成为选择干部的标准，成为讨论的焦点。

有读者主张资格应作为选择干部的标准。邹非认为，一个人的革命历史就是资格，资格应当成为选择干部的标准之一，有四个方面的理由。一是革命胜利与老干部的历史分不开，虽然胜利应归功于人民，但假使没有老革命战士出生入死、坚贞不屈，没有他们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选择干部时，对老干部的历史功绩应予以适当评价，应将其列为标准之一。二是考察干部的德和才应以资格为首要依据，离开了资格考察德和才是不可靠的，德和才是从资格里面产生的，忽视革命历史，离开资格来看德和才，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历史观点。三是站在新干部的立场来说，也应该重视革命历史。新干部有不少缺点，其中最基本的缺点就是政治觉悟低，斗争经验少，许多新干部在老干部影响与帮助下，逐渐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以及德和才；革命胜利后“许多负责工作大部分由老干部来担任”，新干部对此也表示拥护和欢迎，这说明资格应作为选择干部的标准之一。四是从革命工作利益来说，也应该重视革命历史。老干部重视自己的革命历史，并不会成为包袱，反而会成为一种自我鞭策、进一步钻研业务、求得更完备的德和才的推动力；如果取消资格作为选择干部的标准，会使得有些老干部感到泄气，感到过去的功绩不为党和人民所重视，从而产生失意情绪，影响工作积极性和事业进取心，真正妨碍革命利益。白涛同意邹非的观点，认为在选择干部、考察干部的德和才时，绝对不应该置资格于不顾，一般来说，参加革命越久，经历的斗争越多，革命意志必然越坚强，“德”的水平也就越高。

有读者则主张资格不应该成为选择干部的标准。范若愚以“理居”为笔名，撰文《资格不应该是选择干部的标准》，他认为邹非一文中所谓参加革命历史较短的新干部很少能表现德和才这一结论较为武断，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固然要从过去的工作上考察老干部对人民和党的忠实程度以及办事的能力，对新干部也可以从目前的工作表现以及家庭成分、社会关系、学习改造情况来加以考察，而不必拘泥于参加革命历史的长久来认定。“实践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增长要比在资本主义政权下迅速百倍和彻底百倍。”如果按照邹非主张的资格是德才产生的源泉的观点，则会否定列宁所提出的胜利后有可能一日千里地训练干部的观点。大多数老干部之所以被新干部及人民群众拥护和欢迎，主要是由于他们有德和才，唯有那些光摆老资格的“骄傲居功的人，人民才不记他的功劳”。雪如批评了一部分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李龙即其中的一个）提出的工农干部吃不开了的观点。他认为，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工农干部的爱护、培养、提高是党一贯的政策。党和政府力所能及地通过多种形式为工农干部提供了物质、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党对老干部在政治与文化学习上多有帮助，在生活上多予照顾，这是应当的，也符合人民利益，但这种照顾只能是适当的照顾，而不是过分的照顾，尤其是不能在工作职位高低上予以照顾，否则就侵犯了人民利益。因此，所谓“工农干部吃不开”言外之意就是“知识分子干部吃开了”，实际上是人为制造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不团结。“在我们国家，为了革命建设，需要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二者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才符合党和革命的利益。” 李正中等人认为，革命战士对自己的革命历史，当然应该重视，但不能夸大过去对革命的贡献，尤其是不能把这种贡献归功于个人，而应该主要归功于党和人民。 彦辉认为，革命干部的品质和才干是从长年的革命斗争中锻炼修养出来的，但并不等于一定的革命历史就必然产生一定的德和才，革命历史的长短与受革命锻炼的多少、受革命锻炼多少与革命的德和才的高低，并不必然成正比例；不能将革命历史孤立化、抽象化、绝对化，并非一切的革命干部都能很好地学习和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干部的德和才及其对党的贡献，就可能有很大的差别；通过资格来看德和才是正确的，但是以资格代替德和才，却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