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决议》文本生成中的几个问题辨析

【摘 要】张闻天依据邓小平的会议记录稿和毛泽东的“讲稿”，结合自己以及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发言提纲，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最初文本。“鸡鸣三省”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新决策以及刚接收的中共中央及其与共产国际往来的文件，张闻天对决议文本进行了认真修改。1935年2月8日，《遵义会议决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0—16日，张闻天又将“目前任务”正式写入决议文本。为增强说服力，文本多处引述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决议的内容；为维护党内团结，文本最终隐去有关领导人姓名。毛泽东对军事战略的精辟论述是《遵义会议决议》的核心内容，张闻天的旁征博引使得《遵义会议决议》更加有血有肉。在《遵义会议决议》文本生成过程中，毛泽东、张闻天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遵义会议决议》；毛泽东；张闻天；文本；辨析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2-0029-13

《遵义会议决议》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文献，然而对于其生成过程学界尚有分歧。对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写道：“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曾与张闻天共事多年的何方不赞同这一论述，并撰文提出质疑：陈云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只是说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并没有说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进行起草。如果真有这个要求，那会议肯定会指定毛泽东自己起草。何方批评《毛泽东传》：“这种只下断语不讲根据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何方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笔者对《遵义会议决议》形成过程的强烈兴趣。在以决议文本为基本依据，结合多年来收集的资料进行反复考察后，笔者颇有收获同时也发现何方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就笔者多年思考所得进行陈述，不当之处敬请同行诸贤批评指正。

一、《遵义会议决议》文本生成的文献基础

弄清《遵义会议决议》的生成过程，首先必须弄清张闻天是以何种文献为基础起草决议文本的。对此，杨尚昆写道：“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按照提纲讲的。”陈云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何方认定：“按照文意顺序，只能是洛甫的提纲和毛王的意见。”接着，又强调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才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位居原常委张闻天和周恩来之后，张闻天不可能不以自己的报告提纲为依据而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应该说，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杨尚昆感慨“可惜迄今为止……闻天同志的发言提纲没有找到”，何方却信心满满地写道：在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的当天，还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了《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下简称《决议大纲》），而这个《决议大纲》可能就是张闻天在发言提纲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的。换言之，“当天”下发的《决议大纲》实际上就是张闻天的“发言提纲”，只不过略加修改而已。

经笔者查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收入的《决议大纲》标注的日期确实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不过，《遵义会议决议》写道：“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而《决议大纲》却这样写道：“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为什么“同一天”出台的“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中央书记处文件”和决议有如此大的差别？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的《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与《决议大纲》的区别仅在于开头有一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大意如下”，日期却标注为“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中的《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与《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内容完全一致，时间同样标注为“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其实，这三份内容相同的文件的确成文于1935年2月28日。因为中央红军2月26日取得娄山关大捷，28日晨又取得遵义大捷，确实算得上“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当决议通过时，中央红军尚未取得上述胜利。这正是决议上写着“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的原因。至于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时，中央红军才进入贵州，尚未进入云南、四川，自然谈不上“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更谈不上“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再说，如果张闻天起草“反报告”提纲时，中央红军已经取得“在云贵川的胜利”，还有必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教训并更换军事领导人吗？由此断定，《决议大纲》确实是在决议正式“通过”整整20天时才成文的，所谓《决议大纲》是在张闻天发言提纲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观点不能成立。

事实上，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提纲发表意见的绝非张闻天一人。博古作“主报告”时拿着提纲，周恩来作“副报告”时也拿着提纲。李德没有提及张闻天，却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主要的报告。他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作为被批判的对象，李德对遵义会议的印象自然比较深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发言时拿着提纲，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有“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不太会交际”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怎么可能不拟具自己的发言提纲？由此看来，“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实际上是指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各自的提纲和意见，所谓“只能是洛甫的提纲和毛王的意见”的说法不能成立。

张闻天会把自己的“反报告”提纲作为起草决议的文献依据，但绝不是唯一依据。《遵义会议决议》这样写道：“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可见，博古的报告和李德的发言都是张闻天起草决议文本的依据。既然如此，毛泽东的“讲稿”、王稼祥的发言提纲、周恩来的“副报告”提纲必定均是张闻天起草决议的文献依据。杨尚昆写道：“他（毛泽东）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说理透辟，语言幽默，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内容，着重批判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同时对政治路线也涉及了。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毛泽东的发言绝不可能是对张闻天讲话的简单重复。“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说明毛泽东的“讲稿”绝大部分内容是“反报告”中所没有的。由此看来，在与会者的提纲中，毛泽东“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应该是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

除了上述与会者的发言和提纲，由邓小平记录的遵义会议记录稿自然构成张闻天起草决议文本最重要的文献依据。陈云写道：“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毫无疑问，已经“作出”的“决议”一定会出现在会议记录稿中。仔细研读文本，笔者果然发现《遵义会议决议》有如下内容：“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政治局扩大会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政治局扩大会特别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些内容不可能出现在个人的发言提纲中，只能出现在会议记录稿中。此外，对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的发言，邓小平也一定进行了详细记录。

张闻天在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时不仅参考了遵义会议现场产生的各种文献，而且还大量引述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共产国际指示。《遵义会议决议》正文开头写道：“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经过比对，笔者发现这个文献就是1933年7月24日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此外，《遵义会议决议》还写道：“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可见，《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和《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也是张闻天起草决议的文献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决议一处引述共产国际“前年十月来电”，两处引述“去年二月来电”，一处引述“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其中，引述“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内容很长：“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红军主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从批评“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引证的资料看，“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也是张闻天起草决议文本时参考的文献。从“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星报文章”看，张闻天在起草决议文本时还参考了发表在《红星报》及《革命与战争》上的文章。

综上所述，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有多种文献作为基础，“反报告”提纲只是其中之一。

二、现行《遵义会议决议》文本已经过多次修改

张闻天在起草好了《遵义会议决议》最初文本后，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对文本内容作了相应的修改，其间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才最终形成现行决议文本。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7日结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19日率领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北上。张闻天自然会抓紧利用这段时间“起草”决议。既然“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起草”工作实际上就是将会议记录稿上的“决议”整理成文本。有会议记录稿为基础，加上几个发言提纲，事先又与毛泽东、王稼祥反复研究，对于文化程度高、责任心强、笔头快的张闻天来说，用一天多的时间整理出大约万余字的文稿不是难事。由此推断，张闻天在离开遵义前可能已经基本完成了初稿整理工作。当然，从离开遵义到“鸡鸣三省”会议前，并无作战指挥任务的张闻天一定会继续进行决议初稿的整理和修改。

笔者认为，张闻天起草的决议最初文本（即遵义会议现场“作出”的 “决议”整理稿）与现在见到的“决议”文本肯定存在不小的区别。陈云这样写道：“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这是遵义会议上首先讨论并作出决定的重大议题。因此，出现在决议最初文本中的一定是“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而不会是现在所见的关于开辟云贵川根据地等内容。此外，博古受到严厉批评却继续留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决议也必须对此进行适当的解释。这想必也是张闻天起草决议时遇到的大难题。

“鸡鸣三省”会议后，博古已经卸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如此重大的调整，自然应该在决议中得到反映。由此看来，在张闻天出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后，中央政治局可能再次开过会讨论决议文本的修改问题。会后，张闻天根据新的人事变动对初稿进行相应修改。最大的改动应该是，向全党同志说明调整博古领导职务的合理性。笔者认为，《遵义会议决议》中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应该是根据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添加的内容。与此前只能根据邓小平的会议记录稿和与会同志的发言提纲或“讲稿”起草决议不同，此时的张闻天已经从博古手中接收了中共中央及其与共产国际往来的文件。在此情形下，他一定会充分利用这些材料对文本内容进行大幅度的修改。《遵义会议决议》中大量引述的共产国际电文、中共中央决议以及刊发在《革命与战争》《红星报》上的文章内容，应该就是在“鸡鸣三省”会议后补充进文本的。

值得注意的是，现行《遵义会议决议》文本中有如下内容：“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成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战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到胜利的大革命。”“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按照中央红军长征的史实，这部分内容只可能是在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期间形成的。那么，这部分内容是何时补入决议文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