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中美“准同盟”新探

【摘 要】1979年2月打响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素来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实行“联美抗苏”战略的具体表现，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中美两国由此结成“准同盟”关系。其理据可归纳为以下几点：战争前夕，邓小平于1979年1月访美期间曾与卡特有过协商；战争期间，美方提出的“双撤军”主张实有明批苏联、暗助中方之用意；事后，中方多次表态赞赏美方的态度，并将其定义为“间接同盟军”。然而，近年解密的美方档案以及中方当事人的著述却表明，这些看法值得商榷——自始至终，中美高层不但从未达成任何共识，反而因为深刻的分歧导致美方对形势的判断逐渐产生变化，最终转向与苏联合作控制局面。种种证据表明，中美的“准同盟”关系在外交表态与具体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以至于呈现出表里不一的曲折面相。

【关键词】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准同盟”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2-0072-18

长期以来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于1979年2月17日发动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某程度上是中美两国高层默契配合的结果。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多使用类似的“准同盟”提法。其含义系指：在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下，“中美之间存在着某种没有公开言明的战略合作关系”。基于这一特殊关系，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美方采取一种“明批暗助”的巧妙手段来替中方解围。这些看法还得到关键当事人、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证实，似乎已为不易之论。鲜有学者注意到，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在回忆录中也透露了一个与“共同抗苏”截然不同的“联苏制中”情节：邓小平访美前夕，“总统告诉我通知苏联人，我们正在劝阻中国人，叫他们不要进攻越南”。美方近年解密的档案不但印证了万斯所言非虚，还表明“通风报信”的建议同样得到布热津斯基支持。可见，在所谓“暗助”中国背后，美方同样有着与苏联携手合作的意图。通过对当事人著述以及档案文献的进一步梳理，本文认为：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自始至终，美方对中方的战略决策一直抱持反对态度和负面评价。正因对中方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美方对事态产生严重忧虑，最终选择与苏联进行幕后协商，试图联手主导局势走向。因此，无论是战略构想抑或是实际运作的层面，传统上对中美“准同盟”的认知与事实有着相当大的出入。

一、战前决策：不存在的“投名状”

如果说中美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结成了“准同盟”关系，那么双方在冲突前后必然在关键战略问题上达成默契。对此，海外学术界一种较具影响力的看法是：中国筹划对越作战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向美方证明诚意，故对越作战在某程度上可谓中美“结盟”所需的“投名状”——“邓小平深信‘苏联—越南’的联盟对中国而言是个重大威胁，他不仅希望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借此提高中国的战略地位，而且希望以进攻苏联盟友的方式，向美方证明两国利益的一致性”，“根据邓的观点，北京对越南的进攻履行了中美‘反霸’协议中中国的义务”。

虽然关于中方决策过程的档案文献至今仍未公开，但相关当事人的著述已大体上勾勒出其轮廓。其中的时间线索表明，中方之所以发动对越作战，并非意在与美方缔结何种形式的“准同盟”。

时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周德礼在回忆录中透露，“从战前的准备、战中的组织指挥、战后的总结等一系列事项，我都参加了”，故他的叙述值得重视。据其描述，早在1978年9月，他受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参加由总参谋部召集、主题为“如何对付越军侵占我国领土”的会议。会上，总参作战部率先提出一份作战方案，供与会者讨论，“在讨论时，对于惩罚越军大家是异口同声，都说应当打掉越军的嚣张气焰。但是怎么个打法，特别是打到何种程度，同志们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说：这次惩罚的方案不能太大，只打重庆县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另一种意见是要打就把越军打疼，不然他会更加嚣张”。由于众人各执一词，会议并未作出具体结论，会后总参方面表示：“现在不作最后决定，还可以继续考虑，以后再研究。”

当年11月23日，中央军委再次召集海、空军领导以及广州、昆明军区相关人员讨论对越作战事宜。与上次带有征询意味的会议不同，总参这次拿出了一份经过详细拟定的作战方案，“这个新方案已经考虑了我们第一次进北京时提的意见，相比之下，比上次方案中所提的战役规模大多了，战区也大多了，预计歼敌数量也增多了，时间更长了”。在周德礼看来，这一方案虽确立了“大打”的原则，但由于作战纵深未如理想，能否“打疼”对方仍是未知之数。不过，鉴于该方案已经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首肯，众人便未再提出异议，“作战地区偏北、靠边，对河内威胁不太大。因为这是总参首长定了的问题，我们这些看法就没再提出，也没有向别人透露”。

以另一位当事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的传记资料互证，可知上述回忆应是可靠的。中方战前决策有着以下三个关键特征：第一，早在1978年9月，总参已在考虑作战的具体方案，只不过因为参会人员的看法出现较大分歧，所以一时未作出决定；第二，时至11月底，总参最终决定作战的若干原则，即在规模和时间上大打，在纵深上则小打；第三，邓小平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么，在1978年9—11月，即作战计划从酝酿到定案的这段时间，中方有否受到过美方的影响？据美方解密档案显示，虽然双方确实有过讨论，但彼此都未将真实意图坦率相告。

1978年10月3日下午，正在访美的外交部部长黄华向万斯指出：“越南的目标在于谋取地区的霸权，现在越南已经投靠苏联，而苏联也在利用越南的野心去推行其侵略政策。现时，越南不但已经控制了老挝，而且还积极准备侵略柬埔寨，同时也在推行对抗中国的政策……因此，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将中越、越柬之间的问题视为单纯的地区冲突，而是要从苏联企图称霸全球的战略角度去审视这些冲突。”对此，万斯却未有任何反应。

美方的沉默显然未能令中方满意。在晚宴上，黄华再次主动提及越南局势：“苏联正在加强对越南的军事控制，如果其他国家在经济上援助越南，则无异于在帮助苏联……越南目前已集结五万兵力向越柬边境开进，预计部署在这一地带的越军将达到15个师。”值得留意的是，黄华一再强调中方并无任何反击的意图：“越南目前动用宣传机器大肆抹黑中国，捏造中国调集大批军队开往边境的谣言。河内方面的说法是越南正面临中国军事入侵的风险，这纯属一派胡言。越南诬陷中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转移视线，掩饰它自己将于10月底或11月初侵略柬埔寨。”

尽管中方一再强调苏、越军事同盟的威胁，但美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听完黄华的陈述后，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当即表示，美方目前并无经济援助越南的计划。但他同时话锋一转，引用他前阵子与越南官员打交道的经历，指出苏联与越南的关系似乎并没有中方声称的那样紧密。他还对黄华谈到，越南人实际上对苏联怀有“很深的疑惧”。

这番表态并非个别外交官的个人观感，而是美方决策高层的共识。三天后，美国学术界著名的“中国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奥克森伯格在给布热津斯基的报告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和越南目前都向我们积极示好，彼此都十分畏惧对方与美国的关系迅速发展……但要看到，波尔布特政权（柬埔寨）糟糕的人权记录与美国东南亚一贯的政策是相悖的，这使得美国在采取行动前必须要深思熟虑。”在奥克森伯格看来，中国的“崛起”对美国而言亦不啻于重大威胁：“就目前而言，我们评估中国并未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形成威胁，这个结论或许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成立。但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增强，我们必然会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国家安全将会受到直接冲击。”由此可见，美方当时之所以对中方的看法有所保留，主要出于两个考虑：其一，不愿为意识形态相左的柬埔寨出头；其二，仍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对手。

经此接触，中方已然注意到两国的看法差异颇大，此后未再触及这一话题。此举甚至令美方多少有些误判形势。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当时美越关系正常化的传闻正盛，而中方从未向美方“施压”，邓小平对于美越关系的改善，还作出过“这不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件对头的事”等表态。据此，中情局以为“北京有意表明自己在这一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

不难看出，在战前决策的过程中，虽然中方早就拍板定案，但也尝试取得美方一定程度的谅解与支持。但在稍经试探后，中方很快察觉到话不投机，遂点到即止，未再走漏风声。

在此期间，中方立场并未有所动摇。1978年12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向参战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只不过，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计划。据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忆述，当他于1979年1月12—19日前往广西检查临战情况时，发现“训练计划缺乏统一安排，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得不够”，即便是闻名全军的“辽阳攻城英雄连”，也“只进行了18天的军事训练，射击打过三个练习的有42人，打过两个练习的有41人，其余的战士只进行过一次精度射击。新兵进行了一般的技术基础训练、单兵战术训练，至于班的进攻战术训练，全连只有32人进行过，对班防御则没有进行过研究，更谈不上训练”。他走访参战部队后发现，类似情形相当普遍，不禁忧心忡忡：“交谈中，领导干部特别是团的领导干部也反映，对部队的战斗力心中没有底……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其他部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新战士训练不够的问题。像有的战士，连手中武器还不太熟悉，假如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仓促上阵，将会增大伤亡。”

有见及此，张震当即向中央军委建议“将原定还击作战时间推迟一个月，由总后给每个参战师发

1万元，做野战工事，进行战地临战训练，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些”。该建议随即得到中央批准，作战日程亦推迟至2月中旬。

促使中国方面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并非如海外学者所言来自美国方面，而是来自中共中央高层内部。在酝酿作战计划期间，“邓小平曾请陈云从多方面考虑对越进行自卫还击的得失利弊。陈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可以下这个决心，并提出了有关作战方针的建议”。陈云的建议是：“苏联在中苏边境——这是最有可能进攻中国的地方——的部队兵员严重不足，进攻中国需要从欧洲调兵，而这得一个月才能完成……如果作战时间很短，苏联插手的机会极少。”后来的事实表明，作战方案确实采纳了这一意见。1979年1月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被问到：“您认为现时苏军对中国和地区国家的威胁是不是越来越大？”他回答称：“坦率地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害怕。如果苏联真要进攻我们，即便动员一百万军队都不够，因为中苏边界有七千多公里长。所以，苏联对我们只能搞些小动作，如果它真要大打，哪怕投入一百万军队也办不到。”这番表述与陈云的分析如出一辙。

综观战前中方的决策过程，中方从未设想此举会成为所谓的“投名状”，反而意识到双方立场颇有些距离，因而对美方采取保密措施。只不过由于技术原因，导致本应于1979年1月中旬发动的对越作战被迫推迟。由此一来，此举便在不经意间给外界留下一个错觉，令不少学者误以为中方是在邓小平于1979年

1月28日至2月5日的访美之行期间，与美方秘密“协调”达成默契后才最终下定决心。但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机缘巧合之下的历史误会，关于这一点，中美在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外交博弈便颇能说明问题。

二、临战磋商：不存在的“合谋”

正如中方预告的那样，越南果然于1978年12月25日大举进攻柬埔寨，并迅速于1979年1月7日占领其首都金边。美方这才意识到，中越极有可能爆发冲突。1月16日，由国安会、国务院、中情局联合组成的情报小组指出：“中国可能对越南采取严厉的手段，以免对方以为自己是‘纸老虎’。动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邓小平访美之后……一旦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将面临彻底的失败。中国人也认同这一点，所以他们对越南采取报复之前，不得不顾及苏联的反应。正因冲突无益于中国自身，也无益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因此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我们必须要阻止中苏两国在印度支那的矛盾升级。”

该小组认为一旦中方对越作战，则可能演变成中苏之间的全面战争：“中苏冲突有可能在短期内扩展到很大的规模，只要苏联人认为中国人不会被小规模的冲突吓倒，那么苏联的军方和政界高层就会采取更加快速和决定性的手段，比如出兵占领中苏两国广阔的缓冲地带，又或者击垮北京的抵抗意志。不过一旦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将必然陷入一场长期战争之中。除了付出更多伤亡，从中国和西方招致更多敌意之外，苏联人所获得的只有恐惧。倘若局势发展至此，美国和其盟友也没有多少转圜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