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述评

【摘 要】随着基层档案的开放和新史学方法的引入，近些年来的知青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学界对海内外知青史领域的研究成果亦有阶段性地分析和述评。然而对中国台湾地区关于大陆知青运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学界却关注甚少。基于政治和学术双重缘故，台湾地区较早关注大陆地区开展的知青运动，并开始收集资料进行调查和研究，对知青运动开展的原因、运动的阶段、下乡知青的心态和消极抵制现象等诸多问题均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可以为大陆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台湾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4-0103-10

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于1955年由诸多省、市所组织的远征垦荒队，并于20世纪60年代末走向高潮，成为一项浩大的政治运动，直至80年代才日趋消沉。虽然距1968年底再度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已逾半个多世纪，但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可以在当下社会的文化（诸如小说、诗歌、回忆录、影视、艺术）、经济、政治等方面得以窥见。围绕着这项持续时间长、牵涉面广、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国内外学术界曾展开深入广泛的探讨，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介绍和评析，然而遗憾的是，对较早关注和研究大陆知青运动的台湾地区，却鲜有学者对该地区的知青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述评。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亦即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港台地区的学者便与欧美国家的学者一道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而其中又以中国台湾地区为甚。

一、台湾地区关于大陆知青运动的研究成果

1949年蒋介石政权溃败至台湾后，便时刻关注着大陆政治局势的发展，对大陆发生的所有问题“最为关切”，加之“对大陆问题背景历史的了解，以及语言文字相通，人文地理关系密切”，有着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因此当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甫经下达，台湾地区的《经济日报》《中央日报》《联合报》等新闻媒介即予以关注。以《中央日报》为例，仅1969年12月至1970年12月一年间便先后登载了17条关于大陆上山下乡运动的新闻报道。一些政府部门和高校学术研究机构也着手对知青运动进行研究。从研究群体来看，有不少来自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大陆问题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比如学者汪学文、刘懋枬、刘胜骥、袁伯平等，亦有部分作者属于中共研究杂志社和其他官方性质研究机构的成员。然而，不论是高校研究机构、研究大陆问题的杂志社还是政府机关部门，其研究资料的来源和研究成果的使用均与台湾政治有着密切勾连，即研究者探讨大陆知青运动之目的是为台湾地区的政策制订提供参考和借鉴。不过即便如此，台湾地区关于大陆知青运动的部分研究仍能严格遵循学术规范，论从史出，对现今知青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与“中共问题研究在先，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后”一样，台湾地区对知青史的研究亦滥觞且脱胎于对知青运动的研究。总体而言，台湾地区关于知青运动的早期研究多以单篇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出现系统性、专题性的长篇论著。在剔除一些意识形态色彩较重的文章后，关于知青运动研究的文章多刊载于《“共党”问题研究》《中共研究》《苏俄问题研究》《幼狮月刊》《东亚季刊》《问题与研究》等学术期刊上。据不完全统计，从196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与知青运动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有50余篇（包括2篇翻译性著作）。除篇幅较短的学术论文外，六七十年代后一些关于知青运动的专题性著述也开始出现，例如，台湾地区青年辅导委员会编印的《“共匪”对知识青年再教育政策之研究》（1970年，“匪”和“匪区”是当时台湾当局对中国共产党和大陆的蔑称，下同），涉及知青运动开展的原因，知青“再教育”的方法及其实践情况；金锐先编著的《大陆知识青年下放经纬》（1973年），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后的知青运动进行较为详实的论述，讨论了1968年再度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及知青下乡后遭逢的各种社会困境，以及由此开始发生在知青群体身上的消极抵制行为；“司法调查局”编印的《“匪区”知识青年心理分析》（1961年），从“文革”前知青下乡心态的角度出发，对知青运动的走向进行了较为客观的研判；疎蕙的《“共匪”青年问题论集》（1978年），收录的多数文章曾刊载于《中共研究》杂志，探讨了知青运动的诸多层面。

此外，一些高校研究机构亦出现若干篇关于大陆知青运动的学位论文，例如，袁伯平的《中共“青年下放”理论与实践之研究》，通过梳理列宁、加里宁、斯大林、基洛夫等人对青年的看法，总结出社会主义世界如何把青年塑造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方法，也分析了毛泽东的青年观，并阐述了知青运动的历史脉络和下乡后知青遭逢的种种问题；蔡国宾的《中共下放青年运动之研究——1955年至1979年》在叙述中共对青年政策的理论来源时，对知青运动开展的动因，农村干部、农民对下乡知青的态度和知青的“反下放”运动进行了深刻分析，最后再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层面上对知青运动进行利与弊的评估；另有若干篇学术论文虽间接提及了知青运动，但因篇幅不大，在此不多赘言。

统而言之，台湾地区的学者较早对知青运动进行研究且著述颇丰，但与大陆知青运动研究不同的是，台湾地区的成果多集中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90年代以后，当大陆知青运动的研究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时，台湾地区关于知青运动的研究却陷入消沉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台湾地区的研究者意识到研究中共问题时应摒弃“反共的主观成见”，“不把反共的热情渗入到大陆问题的研究与论断之中，使研究冷静客观，符合大陆情势的发展”，避免“若干人所采取的某些标准与尺度来衡量大陆情势及其所作所为”，但由于知青运动期间正值海峡两岸政治严重隔绝、意识形态高度对立之际，所以和同期西方国家的学者一样，台湾地区对知青运动的研究亦难免附上感情色彩和政治导向，进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研究者的判断和立场。

二、台湾地区关于知青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及主要议题

在纷繁复杂的当代中国史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波及空间广、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的政治运动。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台湾地区对知青史的研究亦涉及诸多方面，不仅探讨知青运动产生的动因、动员的方式、运动的阶段，而且对“文革”前后知青运动的异同点，知青政策的调整，知青典型的塑造，知青、农民、家长对运动的态度，以及下乡知青的种种心态和20世纪70年代末“返城风潮”问题等都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与此同时，台湾地区亦高度重视对大陆知青运动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正如时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主任的郭华伦所言，研究大陆的资料除资深人士之回忆和相关人士之口述外，还有来自外国学术机构的互换资料和“情报人员”提供的资料。

对台湾地区知青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分析后可以发现，他们的资料来源大致有下列七种：（1）广播电台的新闻资料。大陆的广播新闻报道是台湾地区研究知青运动的重要资料来源，台湾地区的各研究机构均对其进行了收集和整理，相关年报、辑要、实录等对大陆各省、市知青运动的新闻报道有所摘录。此外，台湾地区对西方电台和苏联电台的新闻报道资料亦有收集，如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等。（2）“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红卫兵”组织编印的群众小报。群众组织编印的报纸是台湾地区研究早期知青运动的重要资料来源。如在论证下乡知青受冲击时，多数研究者均引用了“湘江风雷直属战团”主编《革命青年》报第二期所刊登的《铜山岭见闻》和广东“红卫兵”组织主编《支农红旗》战报的若干篇文章。（3）情报人员在大陆收集到的资料文件，即所谓“敌后消息”。如疎蕙在论证下乡女知青受到地方干部迫害时所引用的关于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流氓强奸下乡女青年犯潘宝华等二十九名罪犯》布告和云南德宏《坚决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公告等；杨克则把在福建连江县获取的地方档案作为知青研究的背景性材料。（4）大陆公开发行的各类报刊和书籍。（5）大陆侨眷寄给海外华侨的书信。有关刊物的“大陆来鸿”专栏刊载着不少广东和福建华侨知青或居民写给海外亲属的信函，并将书信原文附录其中，《敌后反共关系来信简报》亦收录不少此类信函。（6）大陆知青逃往港台地区后所写的回忆性文章。《中国大陆研究》设有“大陆人来谭”专栏，其他期刊亦有刊载知青回忆文章。（7）台湾地区官方、民间研究机构收集整理的大陆各方资料。如大陆资料出版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央”委员会大陆工作会、“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国防部情报局”、大陆资料出版社编辑委员会、“新闻局敌情研究室”、“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等机构都有专门编印的资料。

由于台湾地区对大陆知青运动的研究较多，涉及各个方面，限于篇幅，本文仅对一些主要问题的研究进展及争鸣进行探讨，分述如下：

（一）知青运动产生的原因

旨在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上山下乡运动何以衍化为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又为何要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研究者认为要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考虑，经济上是为了解决知识青年失业问题，减轻城市人口的压力，增强农村的劳动力；政治上是为了解决知识青年失学问题，防止青年思想变质变色，强化农村的连锁控制。有研究者指出，知青的下乡运动与毛泽东对待知青的态度有关，具体原因有三点：其一，缓和知青在城市失业与失学的情形，并限制城市人口的过度发展，减轻城市人口压力。其二，促进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希望城市知青到农村后能扮演扩散现代化态度、技能和知识的触媒角色。换言之，就是要下乡知青成为农民与城市居民间文化上和认知差距（cognitive gap）上的桥梁。其三，属于意识形态上的目的，由于毛泽东对城镇存在较为消极的态度，认为知识青年容易染上资产阶级的思想，而现实中城市在升学、就业等机会上的限制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知青的价值与期望取向。

有研究者则表示，发动知青运动是为了抑制“红卫兵”气焰，消除武斗；安置失学失业人口，维持社会稳定和贯彻移民实边政策，寓兵于农。另有研究者把其归纳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认为“文革”时期，大陆知识青年失学问题严重，“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吴彩光除了关注政治、经济上的动因外，还从教育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减轻升学压力和教育经费的负担，使学生与“阶级教育”相结合，既便于管理又可发挥学生改造农村固有文化的作用。汤景德则认为知青运动发动的原因是：消除“三大差别”；发挥知识青年的脑力与体力，进而发展农业，支持工业；借以移民实边，调节人口分布，实现寓兵于农的构想；着眼于减低城市人口压力，鼓励知识青年“不在城市吃闲饭”，投向“支农”前线；藉图以集体方式控制知识青年的思想和行动，以消弭“红卫兵”式的反现实造反。与上述研究者多重因素论不同的是，杨克在对《人民日报》的典型人物梳理分析后认为“反修防修不变色”的政治因素是知青运动的主导原因，而不是为了促使农村现代化，他认为“这批青年在短期内不可能在生产斗争上发生作用的”。熊树忠、袁伯平和蔡国宾则从马克思、列宁、基洛夫、斯大林、毛泽东身上找寻知青下乡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可见，除杨克等人对上山下乡运动持单方面因素外，多数研究者均认为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较为复杂，是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的结果。

（二）知青运动的历史分期问题

台湾地区的多数研究者注意到，上山下乡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直至1968年才演变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如何从时间上对长达数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分期，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界曾对此进行过激烈讨论。与许多台湾地区的研究者一样，袁伯平也把1955年8月北京志愿垦荒队作为知青运动的开端，认为此举系为解决一部分学生“不能升学的又难以获得工作机会”的措施。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他认为知青运动大致可划分“文革”前后两个时期，“文革”前的知青运动（1955—1965年）又可细分为三个阶段，即农业合作化时期（1955—1957年），下乡、上山、支农、支边时期（1958—1969年）和“三面红旗”失败时期（1961—1965年），“文革”后的知青运动则划分至1973年。有研究者则提出应该把上山下乡运动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5—1959年）为推行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时期；第二阶段（1960—1965年）为“三面红旗”失败时期；第三阶段（1966—1968年）为知青运动陷于停顿时期；第四阶段（1968年以后）为“文革”以后再度掀起高潮时期。此外，一些研究者还敏锐地捕捉到知青运动关键的时间点，如1966年“文革”爆发，1968年毛泽东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1970年“五·六”指示，1973年“李庆霖事件”和华国锋上台。这些时间节点也往往成为知青政策调整与变化的界线，正如蔡国宾所言：“何以要以‘文革’作为分界线呢？因为青年下放运动到一九六六年爆发‘文革’以后，无论在政策、规模或性质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大体而言，上述学者的判断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