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国史分期与研究探析

【摘 要】重大理论创新推动国史分期问题的深入探讨，进而推进国史学科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为国史分期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对国史分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立足国史学科的性质与特点，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出发，国史分期可以实行“三分法”：1949—1978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期奠基；1978—2012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形发展；2012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各有历史主线和基本特征。深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总体史研究，是当前史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国史分期；三分法；历史主线

【中图分类号】K201；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5-0005-11

朱佳木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领军者，率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的分期问题进行了严谨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再论国史分期问题》等著述，主张以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变化作为分期标准，并将迄今为止的 70 多年的当代史分为五个时期。“五分法”逻辑清晰，自成一家。本文充分尊重和吸收“五分法”的思想内核，提出“三分法”，即在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和中共二十大精神指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为主要依据，将国史划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8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期奠基；1978—2012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形发展；2012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时代。本文把“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史分期问题相结合，尚属初浅，敬请方家指正。

一、“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国史分期的新依据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简称《决议》）是立足于百年中共历史所做的经验总结和政治宣言，《决议》宣示了百年历程中的四个“伟大成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时间段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开创三大历史性成就，也就构成了三个历史时期，这是中共中央对于百年党史作出的政治判断。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政治判断背后包含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思想，这一思想得到学术界和思想界的高度关注，对中国式现代化学术思想的深入阐述有利于国史分期的理论思考。同样，深入讨论国史分期问题也有利于丰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范畴的学术内涵和外延，有助于其学术和话语体系发展。

（一）《决议》背后蕴含的中国式现代化学术思想

《决议》明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决议》立意高远，具备全球比较现代化的视野，学术思想深厚，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社会实践的继续，……产生了概念。”现代化实践与现代化概念首先在欧美国家产生，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现代化是一个诱人的概念，是进步、繁荣、文明、富裕的别名”。然而，这个“诱人的概念”在向全世界扩散时，往往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对外殖民、军事征服和掠夺，造成世界不平等的依附体系。西方的理论家们在西方实践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化理论。早期的现代化理论把“其它社会的历史看作是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下开始出现的”，“这种简单称为西方的或西方化的观点，往往在美国的高等和中等教育中占有优势”。后来的现代化理论家，如亨廷顿，强调“现代化过程与西方化过程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由于在非西方世界没有出现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可持续的现代化模式，“西方中心论”的幽灵始终存在，前有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性化”，后有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把西方式现代化看作终极模式。

近代以来中国受“现代化”影响既深且巨，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30年代掀起了一次关于“现代化”的思想讨论。《大公报》《申报》《独立评论》等当时重要报刊均参与讨论，推动“现代化”概念的流行，并运用于“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诉求，在内涵上有经历一个由空泛的文化问题向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等社会经济问题的转变。但是，缺乏成功的实践，“现代化”的大讨论总归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知识界的“现代化”思潮讨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有一定影响。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中国共产党将现代化的目标追求设定为工业化。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工业是“最有发展、最富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即着手“一五计划”的制定，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步骤的认识逐渐深化，从单一的“工业化”向“四个现代化”转变。1964年12月，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方向。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尽管中共中央提出“现代化”战略思想，但中国的学术界并没有给予“现代化”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研究。中国人民整体上对什么是现代化和怎样建设现代化这个问题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知。

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新的伟大实践开始了。邓小平承续了“文革”前“四个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等概念：“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思想解放打破了学术禁锢，中国学术界对时代命题进行积极的回应，现代化讨论应时而兴。罗荣渠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按生产力变革定义“现代”与“现代化”，将它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提出以生产力为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与中轴原理，打破了把现代西方社会作为超时空的现代化范式的西方现代工业化理论和其他各种史学观点。史学界的章开沅、姜义华等均对现代化理论有深入探索。不过，由于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正处于爬坡阶段，实践暂时没有给予理论强有力的支撑，因此，20世纪90年代热闹一时的现代化范式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有所沉寂。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成熟和定型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概念被正式提出来，习近平对此做了一定的解释：“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新时代提出的新命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国史分期的理论价值

中国学界迅速对“中国式现代化”给予极大热情的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正被各个学科所接受，并与之进行深度的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也在敲响国史学科的大门，国史学科必须主动对“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作出回应及应有的贡献，这是国史学科独立发展的重要契机。同时，可展示新时代国史学科的理论贡献。

贡献一：可与中国近代史形成一个连贯与超越的关系。一方面，历史有着内在联系和继承性，探讨国史分期问题有必要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保持某种连贯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曾引起两次大的讨论热潮，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这对于国史研究有重要启示作用。20世纪50年代的近代史分期问题大讨论，形成“基本上以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确立了革命史范式。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90年代，经过思想解放的洗礼，新的近代史分期大讨论形成，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均超过50年代，基本形成“近代化”也是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共识，确立近代化范式或称现代化范式。学界随后对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进行了激烈论争。学术讨论的结果是二者逐渐合一：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过程来看，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并非两种截然对立的范式，二者是可以相互包容作相互补充的。“历史地看，革命化和革命文化实已融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告别’，更不容舍弃。”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范式大讨论，为贯通国史和近代史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要看到两个时期的“现代化”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从洋务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近代化的核心内涵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但由于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阻碍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恶劣环境，中国的近代化宣告失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步入崭新阶段，即从资本主义近代化转换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阶段。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创造出伟大成就，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成演进的历史基础。

贡献二：促进新时代国史学科的学术、学科、话语体系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严格遵循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凸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国史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构成国史学科发展的战略机遇，有助于形成类似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发展的局面，从而把新时代国史学科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彰显国史分期的学科属性。处理好国史与中共历史的关系是国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国史通过中共的领导和执政而形成、发展，并与中共历史相辅相成。同时，国史学科建设需要彰显新中国史的学科特色，即新中国史“不能与党史的写法完全相同， 而要力求在历史阶段划分、标题、角度、内容等方面彰显新中国史的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非常契合国史分期问题研究。

习近平提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构成学术体系，成体系的概念构成话语体系。国史的学术体系建设体现在指导思想、国史分期、主题主线、功能特征、方法等一系列学科理论的创新发展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无疑给国史学术体系提供了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导和创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为国史的学术话语建构提供重要契机。重大理念的提出必然带来一些重要概念创新，以及对国史上一些理论话语的再思考和再确定。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解读中国实践，避免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盲从，新时代国史的学术话语建设理应体现出理论自信与历史自信。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政治论断，也是学术概念和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对时代之问的必答题。国史学科“守土有责”，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对国史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一次重要的战略机遇。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史分期“三分法”

国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融汇通贯国史学科的首要问题，关键又在把握好每个时期的历史主线与基本特征。历史分期需要体现历史事件比较完整的兴衰变化和阶段性的基本特征，以体现历史学科特性。有鉴于此，国史分期宜粗不宜过细。本文提倡的国史分期“三分法”，逻辑依据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三个时期的历史主线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展开，其历史表现分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以下结合史实进行论述。

（一）1949—1978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期奠基

本文主张将1949—1978年划分为一个时期，即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历史，或称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可以1956年为界，前一个时期为学习苏联模式时期，后一个时期为试图突破苏联模式时期。1956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但是，苏联式的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稳固地建立起来，1956年后只是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与建设中探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