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向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女工生活研究

【摘 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女工在物质待遇、生理优待、文化娱乐等方面均有了崭新面相，这种“新”兼具物质与精神之新，中共的社会组织力也在与个体行为的互动中得以体现。女工的日常生活流变虽曲折但前途向好，反映中共战时社会治理的底层进路：注重保障民众物质生活、深入塑造民众思想世界，并不断克服现实曲折性、努力弥合治理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张力。虽然边区对基层民众的生活关切有一定局限性，处理发展生产与改善女工生活的关系时也有过不当倾向，但这并非中共的工运指导思想有误所致，反而揭示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正确指示的重要性。中共在局部执政时期，给底层女工生活带来的极大改善不容忽视。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女工；生活史；底层观察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5-0016-13

有关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当下正为学者所呼吁。社会学层面的日常生活研究被视作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的结合，旨在考察社会秩序如何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行为与个体间的互动中建构出来。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新革命史”也注意到革命语境中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之主体性。这种研究范式对于强化革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改进传统史观均有裨益，相关成果或阐述抗日根据地的多种生活面相，或集中探讨中共强大政治体系与农民日常生活、乡村社会变迁的互动，或通过军人、复员军人的生活揭橥中共革命化社会的特质。然而，相比海外，中国大陆史学界对日常生活史这种学术理念的运用才刚刚开始，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的实证性研究还颇为少见，劳动生活史的研究近几年也才逐渐增多，女工关怀在中共革命时期的工人生活史探究中鲜有着墨，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女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更暂付阙如。

与抗战时期边区领导人及众多奔赴延安的左翼文人、国际友人不同，这里的女工名不见经传，她们大多数是来自陕北的农村妇女、随红军到此的女同志、军属及抗属，也有国统区和沦陷区来的女技师和女工。然而在边区的公营工厂中，女工达半数之众，私营工厂和工业生产合作社也都有她们的身影，其日常生活是考察中共战时社会治理效能的必要横截面。而且中共对基层女性、工人阶级的态度都能在这个较特殊的群体上找寻答案，其日常生活对于理解中共社会思想史在抗战时期的逻辑脉络不可或缺。本文因而聚焦于抗战时期日常生活史视域下的边区女工，希冀对裨补该问题的研究暂缺、回应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视野下女工日常生活的“缺席”有所增益。

一、女工生活“物”世界的保障

不驰于空想、骛于虚声，以求实的态度去改造基层民众的“物”生活，以确凿的物质供给回应国民党攻讦革命政权“杀人放火”“状如土匪”“破坏团结”等不实之词，这是中共战时社会治理的重要脉络，是其践行社会理想的必由之途。女工的衣、食、住、生理期、生育和养育等问题在边区均有保障，而且工人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生活待遇虽有量的不同但无质的差异。

（一）边区内外女工物质生活基本面横向比较

抗战时期，国民党颁布了“战时保护劳工方案”，但国统区的“女工、童工同样是毫无保障的”。女工们“在分娩前一日尚在工作，分娩后三日即来做工”。许多企业招工时排斥已婚妇女，即便接受她们的工厂也罕见照顾其生育、哺乳的规定或设施。从重庆传到延安的顺口溜便戏谑道：“自古未闻尿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沦陷区女工更饱经摧残，青岛的日本工厂“因为怕女工逃跑，夜里要女工裸体来伴着日本兵守卫”。上海纱厂工人每天要拼死拼活干足13个小时，女工钱秀贞做一顿饭要吃上两三天，而这吃上两三天的饭也不过是用开水冲碗泡饭就点酸菜。日军占领桂林时更是假借设厂招募女工，强迫她们为军队作娼妓。相比之下，陕甘宁边区女工可谓基本生活有保障，特殊利益有照顾，在某种意义上堪称相当幸福。

在更深处抗日前线的根据地中，女工生活也不如边区。1941年，新四军三师军工部为应对日军“扫荡”组成了一支海上流动兵工厂。兵工厂“煮饭是海水，喝的也是海水，同志们的嘴都烧烂了”，工人很憧憬去延安学习。

（二）边区女工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主要方面

1.衣着

边区女工们“精神都很矫健，穿着很整齐的制服”。全面工资制前其衣物由厂方配发，像新华化学厂一年发一套新棉衣、两套新单衣。女工学徒李芝玉说：“我在家穿新衣服是比较少的，冬天多是穿老羊皮袄，现在太漂亮了，发的衣服总是穿不完。”据陈学昭1938年观察，在延安较常见穿军装的妇女，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1944年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坦因也称，延安女工和其他女性一起“穿着一样的服装，都戴着一顶受大众喜欢的军帽”。女工们留有干练的短发，穿着规整，军装外面的围裙还织有显眼的红星，颇有革命领导者般的气质和风范。

革命的集体主义生活对女工形象的塑造深刻而有力，新民主主义符号对生活用品的渗入裨益于形塑对革命的向心力。普通群众和政权领袖穿戴相似在旧社会是不可能允许的，但边区女工的军帽和毛泽东戴的区别不大，其衣着与同期培养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的女学员亦高度相似。

2.食宿

在供给制大环境下，边区工厂还为她们提供食宿，家具消耗和卫生设备也均出自厂方。据公营工厂集体合同暂行准则，“厂方应设置厨房及厨房内必须用具……应供给工人宿舍内必须卧具，如床铺、桌凳及公共灯火”。中央印刷厂在集体合同上更详细规定，工厂设食堂，宿舍备灯油、煤、水、冬季御寒炭火等生活用品。这种集体宿舍实指窑洞，有双层和单层两种床铺，每位工人能分到一个床位，一个窑洞可住四五人，虽然简陋但内部相当清洁整齐。“用镢头挖个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凉。”经过赵占魁运动和工资制改革，女工们的衣食待遇更为改善。印刷厂许多工人都说，这种生活“除了苏联，全世界也找不到”。

工厂副业对女工生活的改善起到不小作用。边区被服厂组织女工纺纱，充分利用人力又能解决原料问题。据边区财政厅1944年统计：“难民纺织工厂60个女工，除完成工厂生产任务外，种地25亩，全年菜蔬保证自给，还养猪45头，养鸡79只，还要带小孩，每天做3次饭，在这个生产努力下，全年除吃穿零用外，保证每人储蓄1石至4石向合作社入股。”各工厂合作社可供工人购物，交通不便处还设采买部，尤其方便了带孩子的女工。蔡畅等发起成立的边区妇女合作社也能供给妇女儿童日常用品。

3.生理

边区对女工的优待还蕴含对其生理特点的关怀。记者楚云在《陕行纪实》中记录，工人医药由厂方负责，治病照得工资。政府规定每月给女工生理假并发卫生费或草纸。新华化学合作社在女工保护条例中规定，“妇女每月应由厂方发给卫生费三角并得给生理期，工资照发”。纺织厂规定每月给女工发十张生理纸，放三天生理假。

抗战初期边区女工在生育前后便能带薪休息2个月，厂方或雇主还按产妇身体另发休养费。1942年5月颁布的公营工厂集体合同准则更是规定因分娩而致病或小产者以病假论，“婴儿哺乳时间，每三小时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半小时”，而且哺乳时间也计入工作时间。当然，女工的实际产假和规定产假之间有区别。边区规定女工产前产后各带薪休息一个月，但具体而言“要看这个女工做工的时间长短，假如总工只做三个月，便要顾主担负两个月的优待工资，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4.养育

女工的小孩可进托儿所和保育院，像在印刷厂，有四五个孩子的女工上工时把孩子们交给托儿所保姆，只需四个钟头来喂一次奶并在晚上带他们回去睡。但托儿所成立甫始“设备欠完备，儿童衣物用品缺乏”，又一时未普及，许多工厂便通融女工在自己房间兼顾做工与育儿。这些没进保育机构的小孩待遇亦颇好。女工们还通过大孩子带小孩子和看护队等互助的形式助力育儿。

随着边区经济好转，到1942年5月时大多数工厂均有托儿所，但为了方便生活，仍有女工在家边工作边带孩子。新保育条例也规定，育有3个6岁以下小孩的女工能停工，衣食住均由厂方供给。

（三）部分女工物质待遇过高问题及解决办法

抗战初期边区政府曾以更为充足的物质供应作为条件，和国民党政权、汪精卫伪政权争取沦陷区来的熟练技术工人。此时边区政府绝大部分收入是国民政府方面拨发的协议款，这种外源性的财政特征为提高技术工人收入创造了有利条件，工厂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是边区惟一最高的薪给生活者”，女工中也有少数外来女技师。随着皖南事变后外来收入的断源，技术女工生活水平降低，但与边区其他群体相比仍然是好的。“在1942年以前的延安。就账面工资标准比较，最高的是技术工人，其次是知识分子，再次是拿津贴的政府工作人员。”

但是，边区对于技术女工相对高水准的生活有承受限度。在严格的等级供给制里下级不知道上级情况，然而同级之间以及上级对下级的生活状况还是比较了解，来自农村的本地女工难免对外来女技师的高待遇心存芥蒂，经历过长征千磨万难的红军女同志更看不惯生活体面的外来女工，中共领导层也意识到这并不利于动员多数群众投身生产与革命队伍团结。

物质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出场。中共从重视均等的土地革命中发展壮大，经过长期斗争才获致相对稳定、和谐的中心根据地，多数党员又都出身贫苦农民。在革命的模范根据地“穿皮鞋，戴礼帽，哪里还有什么革命者的样子呢？革命者的样子应当是贫穷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工作不计报酬，革命不惜生命。整风运动中，正是以此对技术工人们进行着革命的人生改造”。

二、女工生活“心”境界的塑造

中共的基层社会治理未自满于改造日常生活的“物”世界，而又以政治、文化教育与娱乐供给等方式塑造民众的“心”世界，在外界社会的反衬下愈显革命。“这里的女孩子个个身体健康，活泼健谈，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和欢乐，和中国一般工厂里的那些愁眉苦脸，凄凄惨惨的女孩子大不相同。”而且“大多数年轻妇女每天做户外体操，不像过去那样老待在屋子里”。

（一）皖南事变前后女工精神改造的纵向比较

在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前，这里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初入工厂的女工缺乏无产阶级组织性的锻炼。光靠改善物质生活，难以完全在女工中建构起超越旧社会的组织力量。抗战时期国统区女工生活水平总体低下，但仍有少数模范工厂对女工物质待遇较重视。只有在解决物质需求的同时改造其心灵世界，党的组织力量才能真正深入边区女工。

在还未被国民党完全封锁时，边区外围形势就比较严峻了，延安不好进出了。杂文家何满子回忆：“我和黄桦是1939年的5月离开延安的。一走出苏区，我们才知道，与延安可自由进出的情况相反，这时国民党早就处心积虑来对付从延安出来的人了。苏区周围到处有国民党特务在检查扣留人”，走到咸阳城外过渭河时被扣了。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因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边区的进出更为不易，外界新闻也很少。这种客观环境一方面阻隔了抗日根据地的女工流动，另一方面形成了改造女工思想的相对密闭空间。她们难以离开边区，和党的各级干部、模范工人在相同时空长期生活后行为范式上也易逐渐被同化，由于外来故事的不在场而更易接受革命话语的“一元化”叙事。对于那些带孩子而行动更不便的女工而言，边区这种“因祸得福”的社会治理纹路体现得更为明显。

（二）边区女工精神生活得到改造的基本方面

1.娱乐

娱乐是女工日常生活的重要面相，彰显中共社会治理之深入。工人俱乐部每月至少举行一两次晚会，或有歌咏、杂耍和话剧表演，或组织工人跳舞，青年女工踊跃参加。女工们刚开始觉得害羞，但兴趣培养起来后“兴高采烈的成群结队的跳起来了”。交际舞初入延安时颇受诟病，但其后有强大的政治权威支撑。有些人议论当时的中央文化俱乐部主任萧三“把资产阶级的那套玩意儿搬到延安来了”，毛泽东见状对他说：“你也请我去跳跳舞好啦！”新华化学厂的俱乐部“有篮球、乒乓球、扑克、象棋、胡琴、笛子、鼓板各种娱乐玩具，每当工余，打球、排剧，吹、拉、打、唱、非常热闹……在过年过节时，很多青年离家很近不愿回去”。难民工厂在1944年除夕组织了“火炬晚会”，“本来没有参加的几个抱娃娃的女工，看见这样红火的队伍便也跟着走……女工常爱兰本来一个人闷坐在窑里想家，不愿跟大伙儿玩。后来看见太热闹，又被大家拖着，也就把心事放开一边，玩到很晚才睡觉”。

中共为边区女性提供的舞会之乐不只在于充实她们的精神生活，深层次的政治考量是“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在舞会上自己去选择男舞伴”也是革命女性显示自我解放的方式。工人俱乐部布置简单整洁但有装饰感，普遍存在于公营工厂和工人集中处，“对工人来讲，有些相当漂亮”，为革命情愫的生长创造了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