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战士逃亡问题的认识及因应

【摘 要】解放战争时期，基于革命现实的需要，中共军队的兵源结构发生变化，部队成分不纯问题日渐凸显，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兵员逃亡现象较为普遍。面对战士逃亡问题，中共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政策理念及工作机制。具体而言，中共主要采取灵活包容的政策，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群众性动员、集中式教育、民主化管理等举措，积极对逃亡战士进行反复的思想教育，真正打通逃亡战士的思想顾虑，解决其实际困难。中共在动员归队工作中，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努力纠正以往工作中的偏差，最大程度争取逃亡战士自觉自愿归队。

【关键词】解放战争；兵员逃跑；思想教育；动员归队；民主管理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5-0029-12

战争年代兵员逃亡现象经常是部队非战斗减员的主要原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无论是正规军还是地方游击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士兵逃亡减员的问题。在中央苏区扩红时期，中共军队士兵逃跑的问题就已经凸显，“开小差”现象出现于从征集兵员到部队服役的各个阶段。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队战士逃亡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并一度成为困扰军队建设的重要问题。关于以上历史时期中共兵员逃亡及归队工作的情况，黄道炫和齐小林两位学者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共战士逃亡的原因和归队措施大同小异，中共对逃亡战士的政策也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细化和完善的，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政策理念和工作机制。目前学界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兵员逃亡及归队工作的专题研究较为匮乏，且多集中于区域性的历史考察。另外，以往学者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逃兵问题的研究，往往忽视了新形势下中共军队的成分变化。部队新成分特别是俘虏成分的急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逃亡现象的产生。有鉴于此，本文在吸收和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利用大量相关而零散的资料，对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士逃亡问题作一整体性研究，重点分析这一时间段部队士兵逃亡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原因，从宏观层面考察中共对待逃亡战士的政策原则及因应举措，以期拓展与深化解放战争史的研究。

一、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战士逃亡问题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军队的兵源结构发生变化，军队主要由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解放战士、老八路和土改后参军的新兵三种战士组成，其中解放战士是中共军队的主要兵力资源。战争环境下，许多战士仅仅是形式上加入到解放军的队伍中，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逃亡现象较为严重。

（一）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队兵源结构及成分的变化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兵力消耗巨大。关于兵源补充问题，毛泽东指示全军应“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兵员（十之八九的士兵和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主要向敌军和国民党区域求补充，只有一部分向老解放区求补充”。为了支持长期战争，中共中央明确强调：“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解放战争时期前线战争所需兵员大部分来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这些被中共军队吸收后的国民党士兵被称作“解放战士”，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兵源。关于解放战士在人民解放军中的具体比重，极少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一般只知道个概数。如1948年8月23日，朱德在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

解放战士大多数出身贫雇农，是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受害者。由于受国民党军队的反动教育和欺骗宣传，对人民解放军了解不够，存在着不少错误认识，有些人还比较严重地沾染旧社会、旧军队的一些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这些解放战士有一部分为地富子弟、流氓分子、国民党党员、三青团成员，甚至是隐藏身份混进中共军队等待逃队甚至“应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他们“享受思想浓厚，怕吃苦，留恋蒋伪军中的淫侈生活”。中共军队补充进大量俘虏兵后，部队成分变得更为复杂：“虽然我们也清洗了一部分有不良的嗜好的、残废的、当过胡子和地主雇来的流氓分子等，但是绝大部分的国兵和学生，他们的政治认识和参军动机是不正确的，怕打仗。”

解放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普遍不高，缺乏革命信仰。“不懂得革命军队与反动军队的根本区别，不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仍然存有‘当兵吃粮’的雇佣思想。”他们被俘参加解放军后，虽然组织上翻身入了伍，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翻身入伍，“两条心、半条心分子”普遍存在。这些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新兵在战争中大量逃亡，对部队的巩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1948年7月18日，舒同在华东军区第一届政工会议上指出：“新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战士（一般百分之五十以上），则常常敌我不分，充满着雇佣观念，以致在战斗中常常产生所谓保命思想（或三快思想）等，逃亡现象非常普遍与严重（例如渤海前年逃一万五千，后动员九万新兵逃亡五万），违犯纪律与破坏政策的行为常常不断发生。”解放战士多具有“多疑多虑、神经过敏”的特点，“总觉得自己和老战士不同，甚至在某些很小的地方也时常引起他们的怀疑和忧虑”。当时东北第四野战军的政工人员郑文翰认为部队士兵逃亡，“除主观原因外，外部居民与解放战士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他曾在日记中写到：“现在连队上对新解放来的战士感到落后、有不耐烦教育的样子，因此大部分新战士在情绪上尚未与我靠拢，情绪不安，逃亡严重。”

此外，从解放区参军的新战士中，也有因审查不严，混进少数逃避土改的投机分子和流氓分子。还有部分在参军动员运动中，由于某些地方党内工作作风的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等，发生许多强迫、收骗、徇私、雇佣等恶劣现象。如晋绥山阴五区曾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各村抽好，工作组一到就集合带走，结果逃亡甚多。这些农民并非自愿参军，其参军动机一般缺乏阶级的自觉性，因此在战争中多有逃亡。

由此观之，成分复杂的解放战士和参军动机不纯的新兵构成了解放战争时期逃亡战士的主体，这部分人没有经过系统的革命思想教育，缺乏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对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和军队纪律认识不足，所以在战争中更容易受到影响，从而出现逃亡问题。

（二）解放战争时期战士逃亡原因分析

造成战士逃亡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既有主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也有个体与群体之分。在这里，笔者主要是对整个士兵群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逃亡原因加以分析。

其一，部分官兵对战争时局及前途认识不清，思想混乱，悲观厌战情绪泛滥。这些不良的思想和倾向在战争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如在战争初期轻敌速胜的思想，接着是阶级意识模糊，怕打内战的思想，战争规模日益扩大后，又发生所谓“报销思想”，有的表现为享乐厌战，有的表现为拼命主义，基本上是右倾思想。有的士兵对解放战争的目的和意义认识不清，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在解放战士中普遍存在着“变天思想”和“正统思想”。有的解放战士甚至怀疑自己被监视，不被信任，对前途悲观失望。因此不少人报假姓名、假籍贯，隐瞒职务，有的甚至组织小集团，企图逃跑。这种悲观厌战的情绪也存在于部队的少数基层干部中，“特别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厌战情绪”。1946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关于开展反退却逃跑斗争的决定》中强调，很多华中干部“没有认识目前人民自卫战争的性质”，“没有认识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甚至对人民自卫战争与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怀疑”，在工作中“悲观失望，消极怠工，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在接近战争胜利的时候，很多干部“认为战争快要完全胜利了，革命很有前途，但对个人前途则很悲观，不知何日报销（牺牲之意）”。这种思想情绪表现于革命的急性病，希望革命明天胜利，否则就等不到，不耐烦，害怕牺牲，顾虑死的问题，在前方部队中这种思想情绪较为普遍，造成一定程度的临战逃跑现象。

其二，有些部队管理方式缺乏民主，存在军阀作风，导致官兵关系趋于紧张。1945年10月，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指出：“军队中目前打骂现象与逃亡现象还很严重，固然与新战士增多、任务繁忙有关，但首先必须解决官兵关系问题”。郑文翰在日记中也分析：“除逃亡者主观原因外，主要的还是发生在关系上，特别是班排干部的管理方式上”。贺龙同样认为“干部的管理方法简单粗暴，这也是战士大量逃跑的一个重要原因”。1948年8月1日，徐光达在建军大会上表示：“今天我们部队还存在很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打骂战士，打骂群众，管理方式很坏，部队逃亡很严重，这就是军阀作风在里面作怪，不民主，官兵不团结”，部分军官瞧不起士兵，而又忽视检讨自己的领导，总之“哪个单位逃亡严重，哪个单位军阀主义就严重”。军阀主义的管理倾向严重破坏了部队的民主建设，使得官兵关系恶化。就如徐向前所强调的那样：“连队里缺乏民主，士兵的情况就不能反映，他有什么意见，也不敢讲，这就上下不通气。我们研究士兵逃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逼跑的。你不爱他，不把他当兄弟看，而把他看成奴隶，所以他只有跑。”

其三，战争残酷恶劣，部队物质条件艰苦，以及家庭、地域等观念的影响也会动摇官兵的战斗意志。解放战争规模巨大，人力物力消耗极大。陈毅认为：“今天的战争，从兵员的动员来说，从每日的伤亡来说，从其破坏的残酷性来说，无论北伐战争，二十年军阀论战，十年内战，八年抗战，都不能比拟。”中共士兵大多为拿起武器的农民群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人，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想家、怕苦、怕野战、怕牺牲等不良思想倾向”都会显现出来。有时引起战士逃亡的原因很简单，如郑文翰在日记中记录的那样：“他逃亡原因除想家外，因近来天冷无棉鞋，给以刺激。”部队的物质条件艰苦，有时满足不了士兵的基本需求。此外，战士参军后对家乡和家庭的眷恋，在思想上往往会产生很多顾虑，“担心家庭生活困难，担心优属是真是假”。军属的具体生活状况和思想觉悟直接影响战士在部队中的思想情绪变化。1949年3月，华北局反映：“近来军属来部队看望其子弟及丈夫者甚多，影响部队不断发生逃亡及请假现象。”

除以上原因外，地方政府为完成扩军指标进行强迫命令，也会造成参军战士的抵制情绪，最终演变成逃亡问题。总之，造成兵员逃亡的原因是多样且复杂的，抛去战争环境的客观因素以及逃跑官兵的个人因素，主要的就是部队管理方式的弊端和参军动员工作的某些偏差，这正是中共可以通过政策和实践加以弥补和改正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战士逃亡问题的认识及处理原则

解放战争时期针对部队的逃兵问题，中共一贯坚持“教育感化”“治病救人”的原则，通常以宽严相济的包容性政策教育与改造逃兵，旨在培养具有牺牲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人。

一方面，在中共看来，逃兵的行为是可耻的，是缺乏革命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表现。朱德曾指出：“革命的英雄主义，是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并且“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中共在人民解放军内部一直广泛宣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反对保命思想。“鼓励大家的前进心和战斗勇气，在各机关部队中造成参战是革命军人无限荣誉和光荣的空气”。中共希望通过对比性的荣辱观宣传让战士们从思想上形成“逃兵可耻”的观念，从而对逃亡的战士造成一定的心理冲击，帮助其主动认识到错误，早日迷途知返。如1946年10月，《新华日报》（华中版）刊登题为《英勇战士和可耻的逃兵》一文，针对自卫战争中两种不同的表现，强烈号召全体官兵尤其是党员干部，“行动上要完全符合于战争的利益，在任何困难条件之下，都应当坚守岗位，埋头苦干，不动摇消极，不退却逃跑”，在战争面前“要经得住战争和历史的考验”，“做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而不要做一个懦怯可耻的逃兵”。通过报纸等的舆论宣传，让解放军战士们深刻认识到“开小差是顶不体面的，是破坏中共军队的可耻行为”，“一切贪生怕死的怯懦可耻的表现，都应受到广大群众的唾弃。一切坐待胜利，个人打算，缺乏自我牺牲精神等等，都是渺小卑微的，不是一个革命战士应有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