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习仲勋对群众工作的思考与实践

【摘 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里，习仲勋对如何做好群众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思考与探索。习仲勋艰苦的成长经历与对党群关系的深刻认识使得他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对于如何做好群众工作，习仲勋认为要明确“人民勤务员”的身份，坚定“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立场，坚持“深入到群众中去”的途径，明晰“引向正确的发展”的方向。习仲勋的群众工作深入人心，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支持，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素质，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习仲勋关于群众工作的思考与探索，对于和平年代的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极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习仲勋；陕甘边区；陕甘宁边区；西北局；群众工作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5-0080-09

习仲勋出身农民家庭，年仅十几岁就投身兵运工作，他在深刻总结兵变失败的教训时，第一条就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还有一条是“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可见，当时刚投身革命不久的他已经深刻认识到群众是革命的依靠力量，没有群众的支持革命不可能成功。在后来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革命实践中，他带领群众开辟根据地，通过经济建设、发展教育、土地改革等措施将群众工作落到实处。习仲勋出色的群众工作，使得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从群众口中的“娃娃主席”到主政一方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能够始终保持群众本色，处处为群众的利益着想。习仲勋围绕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一系列论述和实践，至今仍有极有益的启示。

一、为何重视群众工作

习仲勋出身贫困，成长的经历使得他时刻铭记人心向背的决定性意义，把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与老百姓的事情统一起来加以考虑，反映出他对党群关系的深刻理解。这些经历和认识不仅使得他对群众工作高度重视，同时体现出深厚的群众情怀。

（一）对群众疾苦亲身经历：“我出身贫困”

1913年，习仲勋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尝尽了生活的艰辛。正如其在《自传》坦言：“我出身贫困，当我幼年时，家境还不大好，我记得除自耕数十亩田地外，还耕种别人田地。”“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小小年纪的习仲勋和堂弟，加入了饥民驮盐进山换粮的人群之中”，“从县东四五十里的盐滩将盐驮回，又到百余里以外的旬邑县马栏一带，换些包谷之类的粗粮回来，勉强维持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生活的艰辛历练了他坚韧的性格，同时也正是对群众的悲惨境遇有深切体会，习仲勋时刻惦念着还没有翻身解放的人民群众。谢觉哉于1946年12月23日记录：“昨天仲勋同志说：一条黄河两个天地，比不得，一比更显得这边区是天堂。吕梁区耕地荒了三分之二，地主家蒿都有人高，吃米的几乎没有，吃糠、树叶普遍，找不到壮丁，只有些瑟缩褴褛的老孺、妇女。阎锡山统治的残酷，非外人所能想象”，“晋绥工作做得不好——翻身的不是农民而是干部，现在转变中”。身在陕西的习仲勋心中挂念的是对岸深受压迫的山西人民，他把群众的利益看得比干部的利益要高，所以他说晋绥工作需要转变，因为农民还没有翻身。

（二）对人心向背时刻铭记：“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习仲勋早在做兵运工作时就已经明白人心向背的道理。国民党军队中染有旧军队恶习，打骂群众、抢夺群众的现象时有发生，习仲勋便要求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带头爱护群众，起到表率作用，由此在群众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习仲勋向群众表明了共产党人的枪杆子不是用来压迫群众的，而是为了帮助劳苦大众的，赢得了群众支持。1948年7月，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份题为《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强调人心向背的强大力量，以表达他对在敌占区工作的信心，原因在于“虽仍旧是敌占区，但群众人心向我，游击队也显得神通广大，没有主力也可把敌严密地制服住”。

习仲勋后来在为纪念转战陕北胜利四十周年所写的文章《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中总结道：“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全边区的人民竭诚至亲的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处处支援和保护下，尽管敌人在天上有飞机侦察，地下有重兵搜索，还有美国最新式的电台测向仪昼夜监测，却始终找不到党中央机关的踪迹”，甚至“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边区群众真正把共产党当作自己的亲人，在后勤运输、情报传递、修筑工事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习仲勋强调人心向背能够决定战争胜负不是言过其实，而是经过战争检验的真理。

（三）对党群关系理解深刻：“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

1946年9月6日，习仲勋在西北局召开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鲜明指出，“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任弼时看过习仲勋的这篇发言稿后在信中建议：“最好能增加对‘群众路线’、‘群众观点’问题的说明，因为许多现象表示不少干部是缺乏群众观点的。”根据任弼时的建议，习仲勋在发言中增加了许多有关群众观点的内容，并且直指干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其中较为严重且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破坏法令、损害群众利益。习仲勋分析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还在于没有真正理解和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因此他在讲话中阐明了什么是群众观点，“所谓群众观点，就是立场和方法问题”，还阐明了如何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要“懂得党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要了解我们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此外，1948年1月，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党员干部大会上还说，“如果领导人不能代表人家的利益，不能解决人家的问题，人家就会推翻你的领导”，这是决定共产党能够实现对群众坚强领导的一个关键方面，“少数领导多数，贫雇农领导中农，就看你能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个观点同样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也即是把党的事情和老百姓的事情统一起来认识，体现出习仲勋对党群关系的深刻理解。

二、怎样做好群众工作

关于怎样做好群众工作，习仲勋在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指导意义的论断：明确“人民勤务员”的身份，坚定“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立场，坚持“到群众中去”的途径，明晰“引向正确的发展”的方向。

（一）身份之维：“人民勤务员”

为了做好群众工作，习仲勋常常以“人民勤务员”的身份要求自己，把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据中央办公厅速记员马松林回忆：“有一次仲勋在征求意见的干部群众会上，看到一个妇女抱着小孩啃着全糠菜饼，当时他心如刀刺，含着泪说：边区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作为一名‘人民勤务员’，我应该向你们作检讨，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让那样小的孩子啃糠菜饼，这说明你们大家连这样的糠菜饼都吃不到，这使我感到万分的痛苦。他哭出了声，在场的我们眼中亦泪水直流。”与此同时，在陕甘宁边区还存在一些不良现象，比如“打骂群众，吃群众的粮食不给钱而只开一个不填名不盖章的空条子，派群众抬牛（晋西北三洋牛）”，因此习仲勋常强调的“人民勤务员”是具有现实指向的，他也用这句话提醒身边做群众工作的同志。

此外，为了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勤务员”，习仲勋走出窑洞直接服务群众。刘志丹曾在检查驻地的群众工作时，恰巧碰到满身汗水的习仲勋，刘志丹提醒他要注意身体，而习仲勋说：“这几天，苏区内正忙着分牲口，我怕出麻烦，把所有的干部都派下去了，到各地检查分牛羊的情况。我连着跑了几条川，群众的积极性非常高，还要求分配土地呢！”习仲勋的群众工作是沾满黄土和汗水的群众工作，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他心中也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解放日报》还曾号召大家学习习仲勋等同志的优点，“能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而毫无官僚主义的习气”，“在个人生活的切实朴素上尽是模范，他们不夸不骄，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二）立场之维：“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

立场问题就是明确“为了谁”的问题。1944年11月，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旧司法机关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是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习仲勋通过对比来阐明共产党人的立场根本区别于旧的反动势力，这不仅仅指涉司法工作，习仲勋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中都十分强调立场问题。解放战争后期，习仲勋发现随着边区斗争形势向好发展，干部中滋生出一股“骄”气，群众立场开始动摇。1948年8月，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关于土改整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抗战胜利后，全国各解放区都有飞跃发展，日新月异，边区在许多地方早已落在其他解放区的后面，但党里面的那股骄气则远未曾认真克服。特别是打退胡敌进攻后，这股骄气又逐渐发展起来”，“不少支部出现一些蜕化分子或混进流氓分子，思想作风不纯则发展到极严重程度。如强迫命令、打骂人、耍私情、贪污腐化、压迫群众等”，所以必须及时进行整顿，“目的就是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克服上述脱离群众现象，使党与群众通气，党员会做群众工作”。

习仲勋认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就是要时刻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而不是总去计较个人得失。1948年，他在西北局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人常常喜欢争执鼻子尖下面的小事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长那短，并不去想到千百万人的大事情。”1949年7月，习仲勋在西安各界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又提醒大家：“共产党员们必须坚决站稳人民大众的立场，团结广大群众和一切赞成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界人士。在进行团结的工作中，共产党员决不能自视特殊，脱离群众”。

（三）途径之维：“深入到群众中去”

“我们天天喊群众观点，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把群众看作自己的亲人”。“到群众中去”就要求干部走出“衙门”，为此，习仲勋在1948年西北局干部会议上尖锐指出：“领导人很少亲自参加调查情况与研究问题，报告大半是数字堆砌，现象罗列，没有做到正确地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针对一些干部脱离群众的“衙门”作风，他多次要求干部走到群众中去，在一些干部中得到良好反响。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在给习仲勋的报告中说：“群众工作亦有转变与创造，过去认为群众不愿组织，现在把很多地方群众组织起来了，群众欢迎，很好办事”，“张可夫同志思想上接受了西北局的精神与甘工委的指示”，“可夫同志认识到：‘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关键’与‘群众组织起来了，啥事都好办’等”。从前受“衙门”作风、命令主义影响的干部总觉得是群众不配合工作，而一旦真正走到群众中去，就发现事情好办了。

“深入到群众中去”不是喊口号、念文件，而是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诉求。陕甘宁边区党委的一份文件中反映：“对广大农村群众的宣传教育，常常是一般化，缺乏生动的实际内容。不会把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口号适时的与当时当地经济的政治的生活联系起来，因而在许多场合中常感到听众的没有兴趣”，在动员群众参加抗战时，“又向群众去背诵那一套：‘帮助政府，抗战……动员’的公式，以致走到群众一哄而散的失败结果”。走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却是一哄而散的结果，本质还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诉求。所以习仲勋说：“不用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就很难知道群众的疾苦，以及群众当前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无法熟悉群众，无法给群众服务。所以我们要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的意见。”例如，陕甘宁边区土改中出现了“左”的偏向，而习仲勋之所以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就在于他深入到村庄中，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才能将土改工作引向正轨。经过深入调研，习仲勋向中央写信详陈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比如群众不满意阶级成分的划定，一些地区硬去制造地主、脱离了群众等。信中的每一项内容都紧密围绕群众的切身利益展开，真实表达了群众的诉求和情绪。

此外，习仲勋还采用轻松活泼的形式到群众中去开展活动，贴近群众了解民情。当时的西北局俱乐部每周六晚上都组织舞会，干部群众踊跃参加，只要有时间，习仲勋都会参加，舞场上没有上下级，领导、群众相互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融洽，“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书记跳舞不只是为了放松身心，更主要的是利用娱乐的形式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体察民情，改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