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合与摇摆：谌小岑与中共关系探微

【摘 要】谌小岑早年奉李大钊之命参与建立中共早期组织。然而，因其个人思想不坚定、信仰认知模糊和对中共开展革命方式的怀疑，他逐渐脱离革命。九一八事变后，谌小岑在人事变化与左翼人际网络的浸润下，对中共政治纲领、思想理论产生新认识，并受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开始在不自觉中实现自身转型，逐步从思想和行动上亲近中共。抗战初期，谌小岑的亲共自觉与中共广东党组织对其统战工作相交汇，形成“双向奔赴”的良好局面，甚至一定程度上促进广东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1938年初，谌小岑被蒋介石扣押，与中共政治立场的短暂契合在国民党的警告下，周旋于思想亲共与组织反共之间，其挣扎与无奈体现出个体在变局下的“摇摆”特性。

【关键词】谌小岑；广东党组织；统一战线；亲共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5-0067-13

七七事变爆发前后，随着国共合作全面展开，部分国民党人对中共摆出开明甚至“亲近”姿态，使政局气象一新。国民党开明人士与中共的契合点成为双方在战时良性互动，甚至“双向奔赴”的重要前提。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由于意识形态、政党利益等诸多原因，这种契合点的形成伴随着双方艰难漫长的摸索与磨合，亦随着整体环境及个体利益的变化而变化。以往的历史叙事多强调中共的统战工作或是激变的外部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而忽略个体所处空间中的人事轨迹、思想理路与人际关系。这些作为个人生命史的关键变量，在不起眼的角落以隐秘的姿态，与宏观磅礴的历史脉络相交，构成统战大局下的纵横经纬。广东被称为抗战初期“统一战线的模范省区”和仅次于汉口的国统区救亡运动中心，离不开部分国民党开明人士的鼎力支持。谌小岑身为其中的重要一员，长期游离于国共之间，其个人生命史的演进过程蕴含着上文所述的关键变量，映射出国民党开明人士与中共“双向奔赴”过程中的各种交织互动及在思想亲共与组织反共之间的挣扎犹豫。

1920年，谌小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奉李大钊之命参与建立中共早期组织，后因各种缘故退出。1932年至1936年，谌小岑在与中共及左派人士交往过程中，思想逐渐亲共。两广事变后，谌小岑赴任广东，成为中共在广东的主要统战对象，并与中共建立起良好关系。当时，广东党组织力量还极为薄弱，谌小岑的亲共之举为中共开展工作、打开局面创造有利条件。对此，国民党顽固派曾讥称其为“共产党的书记长”。1938年2月，谌小岑因泄密疑云和过度亲共被蒋介石密令扣押，软禁于汉口数月。本文立足于国共双方资料，通过分析谌小岑个体生命历程的演进，尝试对其思想转变、在粤亲共之举及中共对其统战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借以展现谌小岑是如何在统战趋势下逐步实现自身转型，最终嵌入地方统战大局的历史面貌。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谌小岑与中共关系之起落

谌小岑，号伊勋，湖南安化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与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等人均为同学。1919年，历经五四运动的洗礼后，谌小岑加入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在“觉悟社”的内部集会上，谌小岑首次聆听到李大钊的演讲，对李大钊“和蔼可亲、虚怀若谷的长者风度”留下深刻印象。从此，开始阅读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的文章，逐渐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立志从事工人运动”。

在中共早期组织建立的过程中，谌小岑是一位重要人物。1920年10月，受李大钊委派，谌小岑与张太雷共同筹建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初，李大钊安排谌小岑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见面，并把谌小岑介绍到刚成立的华俄通讯社北京分社任翻译。同年秋，谌小岑被调往上海任该社中文部主任，其间多次出席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内部会议，与施存统、陈独秀相识。1920年至1922年间，谌小岑还三赴唐山，与张国焘、邓培、邓中夏等人共同领导唐山工人运动并建立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作为中共建党活动的最初参与者之一，谌小岑“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成为一个忠实的S.Y.成员”，为中共的早期事业作出不少贡献，日本情报部门还一度将谌小岑视为中共的主要成员。然而，怀着革命热情却又不谙中共革命理论的谌小岑，不久就与中共决裂。

1922年夏，谌小岑与中共的矛盾开始凸显，相关分歧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谌小岑与陈独秀的不和。不少党、团的早期成员如沈定一、陈望道等都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颇为反感。同样，在谌小岑的描述中，陈独秀“偏听偏信、意气用事、阴阳怪气”，其为人远比不上李大钊，谌小岑不免对陈独秀心生失望。其二，还缘于谌小岑与中共“对工人运动之根本观念”的“大异”。谌小岑提倡缓进式、改良式的工人运动，把中共领导的革命式工人运动看作是少数人煽惑的结果。而中共在部分工人运动失败之后，未能对工人进行妥善安抚更令其对中共革命颇有微词。

以上并不意味着谌小岑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否决。事实上，谌小岑本人一直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研究，但他的思想却不断右倾，与中共渐行渐远。没有直接的资料显示谌小岑脱离中共后，是如何参与破坏工人运动的，可与“上海四大工贼”王光辉、马超俊等人的密切来往都向外界表明他的态度。1925年，陈独秀、罗亦农通过《向导》周报，连续点名批评谌小岑为“无政府派”“工贼”，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更是直斥谌小岑乃“堂堂的国家主义者，反共产的先锋，讨赤军的同志”。谌小岑与中共关系至此达到水火不容的态势。不久，谌小岑正式加入国民党。

谌小岑是怀着希望和憧憬加入国民党的，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很快又开始产生幻灭感。他曾愤怒地称南京国民政府为“新封建势力”，“三民主义之中国，我们只好在梦中去寻罢了”。从1931年开始，谌小岑的失落感愈发强烈。先是宁粤对峙，内战一触即发，谌小岑前往天津从事反蒋运动。而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政局动荡、内忧外患，谌小岑失望之余，思想与政治立场开始出现变化。当时，谌小岑与覃振、郭春涛等人因反蒋运动来往密切，并与翦伯赞熟识。也许是对时局皆有不满，抑或是对马克思主义均有研究，两人说话“投机”。1932年初，谌小岑与翦伯赞共同创办《丰台》旬刊，还特邀吕振羽撰稿，旨在“揭露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抵抗的卖国实质”。在此前后，谌小岑和吕振羽交往极其频繁。1934年，谌小岑创办《劳动季报》，主要刊登对各种经济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章或译作，该刊几乎每一期都收录有吕振羽的文章。次年，谌小岑又受吕振羽委托，帮忙营救被捕入狱的进步学生王禹夫、刘亚生等人。1935底至1936年，谌小岑、吕振羽分别作为国、共代表多次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初期谈判。

在吕振羽、谌小岑频繁交往的过程中，谌小岑的思想发生了较大转变。20世纪30年代，国内的思想理论界围绕中国社会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展开论战，谌小岑亦涉其中。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继续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转变的行程中”。此论涉及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前途问题，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极大关注。吕振羽曾撰文纠驳谌小岑的观点，指出中国是“封建关系占优势”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完成资产阶级所未能完成的任务而行的一种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而中国社会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谌小岑本身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加上吕振羽、翦伯赞等著名左翼人士数次将马列著作、进步书报介绍给他阅读。不久，谌小岑开始接受吕振羽的观点，成为国民党中较早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学者。1934年，谌小岑在文章中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来描述中国的革命局势，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脆弱，小资产阶级之动摇”，已不能承担反帝反封建的任务。1935年，谌小岑再度撰文明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人和农民。1936年，谌小岑在《国华半月刊》的发刊词上更是使用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对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危机下的中国经济情况进行剖析，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急需解决反帝的民族革命问题、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问题和建设国民经济的民生革命问题。

同一时期，谌小岑还受陈立夫、曾养甫指派，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谈判的关键联络人。

对左翼理论学说的接受和与中共的“破冰”接触，让谌小岑对国共双方的合作态度、界限有了新认识，更对中共的统战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1936年初，谌小岑深感谈判背后，有着国民党高层的秘密支持。在一封致周恩来的信中，他说：“幸当局者尚不为所蒙蔽，抗敌准备进度殊堪惊人。就耳目所及，已足知当局之决心，祛反对者之疑虑。”并将国共合作视为中共再次走向壮大的重要机会，“今以训练有素，革命意识坚强之队伍，同有机会散布于全国，取得宣传之方便，自不难化来自农村之抗日兵士为无产阶级之革命队伍”。1936年夏，谌小岑赴广东就职，开始呼吁建立“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来应对帝国主义侵略。此概念出自毛泽东写于1935年12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或可推断，在国共谈判及与左翼进步人士交往的过程中，谌小岑读到此文，并深表赞同。

有论者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左翼人际传播网兼具同质性与异质性，使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可吸引不同的社会角色，甚至是不同立场的成员。左翼人际传播网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同时，也为中共的统战政策及左翼进步思想在国民党内的传播、扩散提供了有效媒介。在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前，谌小岑就已被左翼人际传播网所影响。谌小岑创办的刊物，供稿群体基本都是左翼人士、进步学生甚至中共党员。如果说左翼人际圈只是让谌小岑对中共的方针政策有模糊认识，那么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就让他有直面中共，甚至是对话中共的机会。在双重外力的助推下，谌小岑的内心深处，也必然存在着对中共的再认识。

二、谌小岑亲共实践与广东党组织统战工作的良性互动

谌小岑与中共、左翼人士的密切接触，使其不断接受左的思想，不断对中共产生好感，这让他成为一个潜在的亲共者。早在1935年，谌小岑在李公朴家中看到《八一宣言》时，就认为这是正确的。1937年，他更是多次撰文极力认同中共的政治纲领。随着战争的步步紧逼，谌小岑与中共的政治立场逐渐契合，其亲共思想也孕育而生。赴广东就职，给予了谌小岑一个机会，他很快从思想亲共变成行动亲共。

（一）谌小岑初到广东的个人境遇

两广事变后，在CC系重要人物、广州市市长曾养甫的保荐下，谌小岑以幕僚身份出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不过，谌小岑所处的政治环境并不乐观。国民党对于民众训练、青年运动的管控和压制相当严厉，谌小岑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与环境。据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观察，“华南各省对学生救国运动仍然采取分化与压制政策”，“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主张，还不能影响华南各省的统治者”。

不仅如此，谌小岑本人也受到上级的遏制。谌小岑的工作内容牵涉青年运动、民众训练、党务、党宣等重要领域，关系到广东国民党党务的发展，因而受到陈立夫的高度重视。谌小岑曾回忆：到达广东后，陈立夫为广东办党一事曾和他谈话多次。然而，谌小岑设想的办党计划并未得到陈立夫同意，陈立夫且对谌小岑关于国民党党务工作所做的批评、建议不以为意。甚至之前声称放手支持谌小岑办党的曾养甫也受到上级警告而叮嘱他“不要乱动”。

除国民党上层的严格限制外，谌小岑在广东还面临着严峻的派系倾轧。粤省初归，代表中央与地方不同利益的省党部委员们明争暗斗、貌合神离。曾养甫和谌小岑作为中央派，深受地方实力派掣肘。双方曾对各县、市党部展开激烈争夺。最终，因地方派私下联合商决，以曾养甫、谌小岑为代表的中央势力仅控制约三成的县、市党部，其余则由地方派瓜分。

工作之外，谌小岑利用职务之便和文字特长创办刊物《国华半月刊》，并以此来密切与青年的联系。1936年底，该刊出现邓明达、卓炯等左翼进步青年的文章。邓明达当时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民训科就职，与谌小岑有上下级关系。而卓炯则在谌小岑之前主办的《劳动季报》上发表过文章，受到谌小岑的赏识，被邀请到《国华半月刊》当编辑。邓明达、卓炯二人与中共联系紧密，不久，均加入中共，在谌小岑随后的亲共实践中，他们扮演着关键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谌小岑此时还保持着与中共的联络。9月，吕振羽曾南下广州与曾养甫、谌小岑再度谈判。10月，谌小岑写信邀请周恩来、邓颖超赴穗参加国共合作谈判。直到西安事变后，谌小岑与中共中央的联络才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