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视角下中共人民思想在乡村社会的表述与传播

【摘 要】中共自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为“最大多数人”的革命宗旨。随着“人民”概念的启用和重构，为“最大多数人”的思想逐渐融入“人民”概念中，形成了人民思想，其大致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涵：“人民”的主体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让人民思想在乡村社会得以传播，中共极其重视教科书的编纂。解放战争初期，革命根据地的儿童教材通过整体与局部结合的方法，将抽象的“人民”变成了栩栩如生的阶层形象，将中共的人民思想具象起来，形成了符合民众文化水平状况的语义代码，从而有利于人民思想在乡村社会快速传播。而不同革命根据地的读者通过领会教科书中的人民思想，形成了共同的“人民”价值理念，成功地实现了人民思想在乡村受教育者间的传播;受教育者又构成了传播中共意识形态的新生主体，使教科书中的人民思想向乡村社会广泛传播。

【关键词】概念史;根据地;教科书;人民思想;传播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2-0032-12

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得益于中共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扬弃，形成了独具中共特色的人民思想，并成功将其传播和践行。学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人民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思想是抽象的、捉摸不定的，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来表述和传播，但从载体的角度对人民思想的传播进行研究尚未有专门的成果。在众多的载体中，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因其广泛的辐射性、严肃的权威性而成为思想表述和传播的重要载体。《红色星火·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广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出版，共6册），收录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编订的《陕甘宁边区初小国语课本》《晋察冀边区国语课本》《晋冀鲁豫边区初级新课本》3种教材。这些教材面向革命根据地儿童，以“农村儿童为主要对象，适当照顾中小学城市儿童”为目的，与新中国成立后所编的教科书明显不同。从范围来看，它收录了华北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地区的教科书，而陕甘宁边区的教科书又是其他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编写模板，“被各地大量翻印使用”，“成为根据地最有影响的教科书”。从内容上看，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教科书中有不少课文相似。如《晋冀鲁豫边区初级新课本》上册原课本第二册有一篇（缺题目）内容为：“八路军，新四军，都是人民的军队，他们爱人民，人民爱他们，朱德将军，是他们的总司令。”《晋察冀边区国语课本》上册原第二册《朱德司令》，内容为：“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他们救人民，人民爱他们。朱德将军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前者表达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容，后者将八路军、新四军换为人民解放军，表达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内容。显然，两个时期两种教材之间是有联系的，这在编者所言中可得到证实：各根据地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针对旧课本中（即抗日战争时期的课本）的缺点进行了改变，特别注意“以明确的阶级观点”来改编，重要目的之一是使学生“明白各种道理”。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教科书是对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继承和发展，一直持续使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因此，本文以该套教科书为视角，探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如何表述人民思想，并使其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得以传播的。

一、“人民”概念的选择和中共人民思想的内涵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成为近代政治团体存在和争夺权力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但是，随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实践在中国的失败，国人对民主共和的理想“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因此，政治团体欲得到民众的认可，需要对“民权”思想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造，这对于中共而言也不例外。在革命实践和探索中，中共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表述——人民思想。不过这种固定表述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中共对“人民”概念的阐释和建构才确立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隐蔽性，真正地实现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即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这就意味着“最大多数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服务主体。因此用什么词表述“最大多数人”是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与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最终选择了“无产阶级”作为其服务主体的表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急速传播，其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思想也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吸纳。李大钊说：“从前是以富佣贫，以资本掠夺劳工，以地主奴役佃户，是纵的组织。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张闻天介绍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时亦说：“是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组织一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的首要任务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其实就是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在政权形式上的表达。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名词——“无产阶级”被中共所吸纳，在实践中中共注重的亦是工人运动。但是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并不构成社会的主要部分，即“中国无产阶级至今还是全国人民中很少的成分”，在中共成立前“中国产业工人约有250万”。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共一方面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决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而劳动阶级处于幼稚时期，工人运动“尚未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必须和国民党联合起来，“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资产阶级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中共更多地使用“人民”或“国民”来表述革命主体，这两个词语都是包括多个阶层的复合名词。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成为反革命的因素”，由“人民”重要构成部分的“我者”变为“他者”“敌者”。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开始实行土地革命，为此几乎抛弃了“人民”一词，主要使用“工农”之类的词语（“国民”因为是国民党的表述也被抛弃）。这种“苏式”话语表述虽然表明中共革命的依靠和服务主体仍然是“最大多数人”，但在当时艰难的革命环境中，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革命力量，反而将本可以利用或者中立的力量推到了敌人的一方，给中共领导的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毛泽东说：“先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说要拿主要力量来打倒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乎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说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着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惨烈的革命现实使中共意识到必须改变原有的对革命依靠对象的认知和表述，将革命主体延伸到所有可能参与革命的人。1935年尤其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重拾“人民”一词并对其进行建构，形成了意识形态化的“人民”概念，“人民”的用法被固定下来。概念蕴含着思想，随着“人民”概念重构的成功，中共将建党之初即有的为“最大多数人”思想逐渐融入“人民”概念中，形成了以“人民”一词为核心的人民思想。

虽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意识的载体只能是城市无产阶级”，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意识是由组织高度集中、具有高度纪律的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自发’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农民在革命中只起到辅助作用”。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共接受的是列宁主义的思想，“所谓无产阶级者——工人，他们本身无知识无觉悟的居大多数，于施行独裁的最初期，不得不由主张这独裁制的共产党负指导的责任”，无产阶级并不一定就是共产党的“先生”。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的迅速发展与民众的支持分不开，特别是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表现出来的力量令国民党害怕。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责难，毛泽东在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革命的先锋是贫民的主张，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动性给予了肯定，不仅扩充了“人民”的范畴，而且提出了人民的特征——主动性问题。大革命失败后，针对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苏式”教条主义，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实际上提出了人民并不是被动的，而是“最终会自己产生出革命知识和革命创造性”的主体思想。人民群众的这种主体作用要求中共要当学生，虚心向人民学习，“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形成了更为经典的表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观点的发展。列宁指出：“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这实际上是从人民的主体性出发提出了谁能代表、维护人民的利益谁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激发出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能占有道义的制高点的主张。这就要求中共成为人民的代表。但是，“民治”同样是国民党所宣称的执政之基，“人民”也是国民党的常用之词。为了区别于国民党民治思想的话语表述，中共运用“人民”一词对人民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建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为人民服务”思想。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为人民服务”的说法，这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民治”表述。1944年，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一文，提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随后，中共七大发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复杂而丰富的人民思想以简单明了口号式的语言表述出来，既囊括了西方民治思想的内核和马列主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思想，又实现了超越，涵盖了最大多数的国人，还摆脱了国民党民治思想表述的弊端。而且，这种表述将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宗旨与目的浓缩为一句话，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意涵进入了“人民”概念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民”概念及其所蕴含的人民思想成为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化身，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处于主导地位，撑起了革命意识形态这个大厦。

尽管中共建构起了自身的人民思想，但是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人民思想是抽象的。欲实现民众对其的认同，需要政治团体或国家的主动介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同意’的民意社会”，这就需要借助各种载体。教科书因传统教育的神圣性和稀缺性使其既不同于活跃在民间的习俗、戏曲、小说等随意性媒介，也不同于家规村约、乡约等强制性媒介，而是一种魅力型媒介，比其他媒介更具有影响力、号召力和说服力，成为最具神圣性和效力的载体。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陆费速说：“立国的根本在乎教育，教育的根本实在教科书”，道出了教科书的独有作用。中共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就提出了针对广大民众的教育主张，要求“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毛泽东提出了“今后的教育，应该以农民之需要而定，这种教育，应该指示各种农民问题之来源及内容”，提出了教育应为大众服务的方针。为大众服务实际上是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宗旨在教育中的体现。教科书的内容既然是为大众的，教科书也就成为宣传作为“最大多数人”集合体的“人民”及其所含思想的重要载体。

二、革命根据地教科书对人民思想的表达

《红色星火·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收录的3种教科书中，《晋察冀边区国语课本》《晋冀鲁豫边区初级新课本》各包含原有课本8册，其中1—4册是国语常识合编，供初小一、二年级使用，5—8册为国语常识分编，供初小三、四年级使用。《陕甘宁边区初小国语》包含原课本6册内容，供边区一、二、三年级使用。书中内容按照类型可分为生产、公民（即思想品德）、自然、卫生、应用文、史地等。在这些内容中，除卫生、自然和应用文（这3种有的也含有意识形态）外，大部分具有宣传中共意识形态的功能。其中一年级上册的课文主要以认字为主，从一年级下册开始，课文中以人民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逐步加强。

人类对社会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由象征系统提供的”，象征系统可以让人们解释看到的世界，“也就是解释我们是谁”。而中共人民思想的象征系统是和“人民”概念密切相关的，对教科书中的人民思想进行认知，还必须借助中共对“人民”概念的定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人民”概念给予了明确定义：“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制，实行独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也就是说，“人民”并不是单一主体，其不仅是由多种阶级成分构成的、有层次的复合体，而且是通过“敌者”的身份来衬托其正义性的。这正符合概念史研究的要求。德国学者约尔丹认为：“每一个概念事实上都同它的上下文有关。特别是，假如没有反义概念、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同义概念与相近概念，任何概念都无法得到分析。”英国学者蒙克也认为：“概念式的认知对象并不是个体概念，而是整个相互自我支撑的‘概念性’。在一种结构化的概念图式中，‘概念’相互界定。”因此，对中共的人民思想进行认知，既要有“人民”概念所呈现出来的人民思想的全局观，也要有与“人民”相关的各种下位概念、反义概念等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的人民思想的局部观，并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