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政治

【摘 要】教科书政治是百年中共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基本政治形态。自延安时期至过渡时期，中共借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实施教科书政治，既因寄身于干部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共党史书写而呈现出多重历史面相，又因蕴含着党的理论建设的进路、政治领袖权威的建构、社会主义意识的渗透、党史教育观念的形塑而具有多重价值意涵。整体考量中共教科书政治的成功实践之所在，契合于世情、国情和党情，得益于文本经典化、主体精英化、学习课程化、内容实践化的策略实施。如此操作，实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的学习、宣传和推介，亦有益于借助域外经验建党、建国和建制。而个中呈现的经验教训对当下继续推进教科书政治仍具有一定的镜鉴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科书政治;政治形态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3-0044-12

考察中共政治发展进程，教科书政治实际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政治形态。从教科书视角看，中共教科书政治具有多重历史面相，既寄身于党政教育运动，亦彰显于国民教育系统，更投射于中共党史书写;从政治视角看，中共教科书政治具有多重内涵，蕴含着科学知识的传递、政治意识的培育、价值观念的建构、政党形象的塑造和政治权力的生产。虽受时代条件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自中共建党以来的教科书政治始终循着政治性和规制化的方向演进。及至实践领域，基于中苏两党在组织与信仰、革命与建设、内政与外交上的过密关联，中共教科书政治既曾积极仿效苏共教科书政治的传统与经验，也曾直接借用苏联经典教科书。而论及此中典型，当属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称《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教科书政治。就其规划部署、宣教学习和政治实践来看，真可谓既系统又完备，既深入又深刻。这说明，中共教科书政治绝非某种偶发的政治现象，实为中共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构成中共政治形态的基本类型。为此，本文拟从历史面相、价值意涵、策略路径等层面就本论题作一简要考察，以期管窥中共教科书政治的经验得失。

一、中共教科书政治的多重历史面相

教科书是文化政治的重要构成，借助教科书传达政治意义和推进政治发展，务须寄身于多维社会政治场域，也必将因此而呈现出多重面相。中共借助《联共党史》嵌入干部教育运动、延安整风、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共党史书写，不只提供了教科书政治的文本依据，同时也丰富了中共党史的历史面相。

（一）干部教育运动中的教科书政治

教科书是传递科学知识、民族文化、政治倾向与价值观念的手段，可化作党的宣传教育工具，助力达成党的阶段性教育目标。1938年，中共发起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同年《联共党史》问世。中共借此实施教科书政治，对解决党内长期匮乏理论教材问题，特别是打通各级干部“精通马列主义任务的最重要的道路”价值斐然。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开始设置“联共党史与马列主义”中级课程，要求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按初、中、高的程序展开研读;1940年1月，中共中央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联共党史”被列为中级课程，并同时适用于中级党校课程的一般标准;2月，中央指示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办理党校，意在“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达到“巩固与发展党”的目的，“联共党史”由此正式成为党校的中级课程;3月，中共中央发出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联共党史”成为甲类（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的学习课程。同期，与课程分级设置相伴而生的，还有教育制度和学习方法的逐步建设和规范，包括“小组与大课之间相辅而行，指导员与支部教育干部的确立，巡回教育制与顾问团制的采用，各种研究组与研究会的推行，一般大讲演的举行与教育干部中有计划的策略教育的开始等等”。上述规范，保证了“联共党史”课程教学和干部学习的效果。此后，该课程开始陆续进入抗日根据地党的支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和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晋察冀军区、一二〇师等，也在营团一级及以上组织开展学习，据以“加强干部的阶级教育及有系统的理论教育”。截至1940年6月，仅甲类学员就有837位老干部学完“联共党史”必修课，且收效甚大，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均较以前得到提高，并且建立或养成了系列性学习制度、习惯以及方法。由此可见，《联共党史》是以干部教育“联共党史”课程设置的形式，以及“干部必读书目”的学习规范，首先介入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政治，并成为党的干部教育和理论建设的关键性文本要素。

（二）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教科书政治

教科书具有教诲性或规训性，这源于教科书自身的意识形态性，它不仅传递意识形态，而且还塑造意识形态。历史地考量延安整风发现，这项运动实际意味着中共意识形态体系的一次重构，而《联共党史》无疑为这次重构提供了最合价值的内容体系和最合逻辑的技术路线，进而也规范着中共教科书政治的基本样态。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议，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教育既应“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又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材料”来研究马列主义。连同《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毛泽东意在借助一场整风运动解决全党“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党内路线分歧问题。在整风运动期间，他反复强调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据以将全党思想统一到遵义会议以来的正确路线上来。《联共党史》所以具有“中心”地位，并且“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实因整风运动高度关涉同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而这两点恰是《联共党史》的写作主旨和文本精髓。也正是基于此点，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组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11月，通知各地高级组学习含“《联共党史》结束语”在内的理论资料;12月，要求党的地委和军队团级以上干部“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极端恶劣的毛病”。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参照《联共党史》编撰《六大以来》等文献，以供高级干部学习并结合实际讨论之用，借以区分党内正确和错误的路线，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1942年至1944年，随着整风运动的持续深入，中共中央屡发文件并指定阅读书目，要求借助学习《联共党史》及其结束语，领会贯通全党整风的“精神与实质”，“把主观主义反倒”，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种学习一直持续到整风运动结束，而融汇于《联共党史》的苏共教科书政治传统与经验、方法与逻辑，几乎在此次运动中得到系统、具体地实践。

（三）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教科书政治

教科书是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又“为民主政治、经济和文化安排提供了新的可能”。当中共在1949年后试图以苏联经验革新中国，借以跨越千年传统并一举跨入现代时，首选的路径是通过三大改造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而此时“党的总路线，基本上是联共党史第九章至十二章的路线”。所以，1953年至1955年中共开展《联共党史》学习运动，实为配合宣传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推行的教科书政治典范，意在借助苏联经典理论范本与苏联社会主义实体范本的互相映照，灌输中共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法令，据以建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根据中共中央1953年至1954年干部理论学习指示及补充通知的要求，党的高级组和中级组甚至“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的党员干部”，均应逐章学习《联共党史》第9章至12章的内容及其关联著作。该指示下发后，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传达中央要求、制定地区计划、培训理论教员、开设学习室和供给学习资料。如此擘画，为“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也决定了此次学习运动的重点及其方针。根据苏联经验和中共高层的权衡，前者务须领会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意义，以及以实现农业合作化来满足社会工业化需要的价值;后者要求即便学习经过实践验证的苏联经验，也不应“超历史”和“超现实”，务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从全局观点出发有重点地学习《联共党史》。经过近两年学习，全国42.4万名中高级党员干部学习了《联共党史》，并且“收获比较显著”。总体而论，此次学习虽然具有灌输性的鲜明特质，但借助《联共党史》来实施教科书政治，个中以强调权力集中、计划管理、思想统一为特征的苏联建设经验，确实为中共集中有限资源和力量实施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舆论发动、思想动员、模式仿照和经验镜鉴等多重效用。

（四）中共党史书写中的教科书政治

教科书除具有表面形式上的便捷性，更须在内容上得到权威的认证，借此成为“正式知识”的传承者，发挥建构教科书权力体系和“新文化世界”的功能。考量中共教科书政治发展历程，《联共党史》对中共政治文化影响深刻，一度成为中共党史书写的参照模板，规范着中共历史知识的生产、政治权力的建构和政党形象的塑造。从前期实践看，作为一种非典型性党史书写，它先是以编纂《六大以来》等整风文献为初次尝试，并以延安整风成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历史结晶。此中以领袖活动及其论著为中心的党史编撰模式，以及特质鲜明的路线斗争史观，实为斯大林借助编撰《联共党史》来一统对苏共党史的“唯一”解释，并据以强化理论权威和政治权威地位的运用。而借此生成的党史决议，旋即又得到中共七大从组织和理论上的双重权威认证。再至中共建党30周年，经毛泽东等人多次修改，并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问世，更从逻辑和内容上再度强化了前述决议的政治逻辑、叙述主旨和编撰模式，在成就党史上第一本总结中共30年历程的简明党史的同时，也对日后中共党史书写产生重要规范意义。特别是，中共党史编撰“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的思路形成，确系此阶段受《联共党史》编辑主旨、叙事模式、编撰体例影响之故。就其要义，路线斗争史观及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与社会根源的判定，“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的性质判定，均长期影响中共党史叙事及结论，甚至还一度把它们“作为党的一种意识形态固定下来”;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影响较大的三种党史（革命史）讲义，“从体例到内容都以《简明教程》为样板”，以至于“文革”后编写教材“仍以其为蓝本”。如此借鉴确有史学政治化之嫌，但通过理论的和批判的历史内容叙事，它与全党达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教科书政治诉求是一致的。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共借此传递党史知识、培育政治意识、塑造政党形象和生产政治权力，也将获得兼具简明性和权威性的文本依据。

客观而言，《联共党史》自传入中国起即介入教科书政治。它既发生于中共组织系统，亦践行于国家建设场域，还投射至历史知识生产。在多重教科书政治样态呈现的背后，既寄寓了中共对《联共党史》的多维政治诉求，也彰显出中共教科书政治鲜明的政治性、实践性和规训性的特质。

二、中共教科书政治的多维价值意涵

教科书政治呈现多重面相，是中共根据时代条件和实际需要，借助释放《联共党史》的知识理论价值和政治服务功能，来践行革命目标、政治理想和历史使命的基本表征。如此操作，契合推进党的理论建设、建构党的政治权威、渗透社会主义意识和形塑党史教育观念的需要，具有多维价值意涵。

（一）蕴含着党的理论建设的进路

教科书是系统知识的载体，既可在国民教育系统成为“教学之材”，亦可介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领域，成为理论建设的“中心材料”。从本质上看，《联共党史》并非规范意义的史学著作，而是把理论教育目的放在首位和按照理论学科要求来撰写的理论教科书，以便能够给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各国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指导。中共借助《联共党史》推行教科书政治，初始价值意涵即在于助力党的理论建设。从理论学习和教育上看，《联共党史》既可因应抗战时期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暨“巩固党的中心一环”的需要，也能满足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以系列理论学习运动为载体，消解党内缺乏理论和轻视理论的弱点。从理论创新和理论斗争上看，它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为立论的制高点，为毛泽东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命题提供了历史启迪和政治遵循，推动着全党“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在整风运动中“收到改进思想、转变作风的实效”，在党的历史决议和代表大会中阐明“左”倾错误、路线斗争以及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问题。从理论宣传和普及上看，它既可为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提供一部简明流畅、史论结合、易于接受的经典文献，亦能为党的高级干部肩负“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发展全党理论学习”主要责任，提供一本“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基于此点，毛泽东早在1948年就指出：不管是理论上要提高还是要普及，“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均须学习含《联共党史》在内的经典文献。而通观党的理论建设的基本进路，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功能。《联共党史》作为中共教科书政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文本，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而且还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完全的典型”。所以，以《联共党史》为核心要素的教科书政治实践，对党的思想理论、组织制度和作风建设，其实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