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卸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再析

【摘 要】遵义会议没有把调整博古最高领导职务列入议程。土城之战后，紧张的形势和中共中央实际状况促使中央政治局成员形成调整博古领导岗位的共识。1935年2月4日，在叙永石厢子，经过周恩来的开导，博古最终同意辞去最高领导职务。卸任后，博古一度比较消沉。遵义大捷后，博古对毛泽东军事才能有所认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后，博古转变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并且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的革命工作。当张国焘挑战、威逼中共中央时，博古坚决捍卫中共中央的权威。当瓦窑堡会议召开时，博古已经站到“我大中华民族”的立场之上，客观上已经与王明的“国际主义”划清了界限。

【关键词】博古；周恩来；中共中央；领导职务；卸任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5-0019-13

由于资料的匮乏，除了个别学者曾讨论过博古与洛甫权力交接“关键是周恩来石厢子谈话”，多数的有关文章都集中在博古与洛甫权力交接地点“鸡鸣三省”归属地的争论上。 迄今为止，尚无专文对博古卸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过程进行系统考察，笔者现根据多年收集的资料就此进行探讨。

一、遵义会议没有将调整博古最高领导职务列入议程

1986年8月，杨尚昆对刘英（洛甫夫人）说：“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后来，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又写道：“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同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杨尚昆是遵义会议参加者，他的说法无疑值得重视。可是，他写作回忆录时毕竟年事已高，从把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下文简称《传达提纲》）中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当成遵义会议决议中内容来看，杨尚昆已经很难准确回忆几十年前的细节。经过反复推敲，笔者认为杨尚昆回忆有待商榷。

第一，遵义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改选最高领导人。《传达提纲》记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目的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1944年陆定一在中共中央党校给学员作的报告中说：“白区搞光了，苏区脱离了，当时剩下的只有军队。党也好，群众也好，都在军队里。决定我们死活的问题是军队。所以军事问题的讨论是放在第一位的。”“当时党的一切在军队，军队打了败仗一切都垮，打了胜仗一切都可以解决。遵义会议在军事问题上作了彻底的斗争，就起到了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性作用。”1972年6月，周恩来曾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此外，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朱德）说到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张国焘的说法不可全信，但可以证明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就是为了摆脱军事上的困境。秦福铨（博古侄儿）明确写道：张闻天坚决主张“让毛泽东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来”。 这几份资料足以证明遵义会议是一次高层次的军事问题检讨会议。调整军事领导人顺理成章，至于更换党的最高领导人，则与解决军事问题不存在必然联系。

第二，博古不认为自己有过错，正在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秦福铨写道：“黎平会议后，对李德的不满迅速扩散，对中央产生了一股极度不信任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博古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主观认为这是‘中央纵队小三人团’在惑乱军心，反对中央。……所以，博古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定要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政治局内绝对不准搞什么‘中央三人组’这种宗派小团体。这次会议就要以这些作为主要议题，团结全党”。秦福铨的说法得到了聂荣臻的佐证：“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后来的反省材料中，博古写道：“我在会议上并没有能够认识到中央苏区的军事路线是单独（纯）防御路线，更不用说没有认识到整个政治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性质；因之，在会议上我还是顽强地辩护错误坚持错误，将失败的原因推之于客观条件及次要的工作上的个别弱点。”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当时对于错误不了解，一方面觉得中央苏区的退出不完全是军事错误的缘故，将主要原因推在客观原因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力量之强）；另一方面，会议上肯定政治路线还是对的，对我尤其成了绊脚石，以为军事纵有错误，主要责任在李德，政治上路线还是对的。”1945年5月3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发言：“在这个会议（遵义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认识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然不认为自己有过错，而且正在试图解决存在的“问题”，博古不可能同意辞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

第三，根据共产国际规定，中共中央无权解除博古最高领导职务。研究者未注意到《共产国际章程》第30条明文规定：“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个别委员或成批委员放弃职权，应被认为是瓦解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党内任何领导职位都不属于被委托担任这种职位的人，而是属于整个共产国际。各支部经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只有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才能在改选前卸除委任。各支部中央委员会未经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而径自批准辞职，应属无效。”从《共产国际章程》中看出，各国共产党自主更换最高领导人违反《共产国际章程》，属于严重的“越权”行为，有关人员甚至整个党都将面临共产国际的严肃追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章程》。后来，博古反省：“在组织上因对错误的不认识，还企图继续恋栈。”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遵义之后，还继续想把持中央。”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按共产国际规定，博古放弃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碍于《共产国际章程》的限制，中共中央要解除博古最高领导职务谈何容易。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博古还是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人都十分清楚。

第四，遵义会议强调政治路线正确，全然不是调整博古职务的架势。要把博古从党的最高领导位置上调整下来，必须充分论证必要性与合理性。除了博古所说“军事纵有错误，主要责任在李德，政治上路线还是对的”外，遵义会议决议记载：“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来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毫无疑问，这是对博古领导的党的工作的一种肯定。在这个前提下，“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这种错误的发展”。不难看出，遵义会议对博古的错误的批评仅限于对李德的过度倚重，并没有表示要严肃追究博古在这方面的责任。

第五，毛泽东指挥军事尚存争议，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条件尚未成熟。聂荣臻写道：“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同志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看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发表意见很有分寸，可以说是很谨慎的。与会者大多数沉默寡言，观望等待，他们的神情就像在接受命令。”李德难免夸大其词，但毛泽东的杰出才能尚未得到充分展示也是事实。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等的分歧。进入苏区前，对毛主席‘是不熟悉的，且听说是机会主义’。见面后，认识上有变化，感觉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懂军事，红军南渡乌江后，才佩服他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他‘才了解的完满’，认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应该说，陈云的看法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就不难理解杨尚昆说的“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而没有说“多数同志”了。

第六，杨尚昆的回忆属于孤证，并无得力资料证明遵义会议已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值得注意的是，洛甫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在同一份笔记中，张闻天又写道：“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推举”和“代替了”，哪一种说法可靠？《传达提纲》记录：“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连“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都已写入，如果已经决定更换党的最高领导人，《传达提纲》怎么可能不写入？再说，“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本身就意味着并没有决定更换最高领导人。此外，王稼祥回忆：“最后一天，会议讨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改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补选我为政治局委员。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继续指挥军事。”王稼祥特地强调了“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如果决定博古卸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王稼祥怎么可能只字不提？另外，如果要解除博古职务，可能让他一直主持会议吗？

秦福铨写道：“扩大会议完毕后，1月18日上午，博古召集中常委研究分工，确定博古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张闻天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提出总书记一职是否改选，毛泽东意见不急于改选，等大家都平静之后，在适当时候再考虑，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暂时仍由博古担任。”无论这些叙述的细节是否准确，可以肯定的是，遵义会议并没有将调整博古职务正式列入议程。遵义会议的人事变动就是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当时情况下，“只进不出”无疑是明智的选择，既有利于遵义会议决议的通过，也有利于领导集体的稳定与团结。由此断定，杨尚昆有关“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的说法属于记忆的误差。

二、中央政治局调整博古最高领导职务的地点、时间和场合

“中央红军打土城失利，损失红军近千人，这是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后所指挥的第一次战役，给刚刚鼓起来的部队情绪泼了一瓢凉水。”《杨尚昆回忆录》写道：“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但是博古却讽刺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如果所言不虚，博古在中央红军士气受挫的严重时刻说出这样的话，一来说明他对遵义会议受到的批评有很大情绪，二来说明他意气用事，确实不再适合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关于博古卸任的经过，秦福铨写道：“在一渡赤水河，向威信行军的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反映：现在部队情绪回落，很需要政治宣传鼓动，但中央没有领导核心，宣传工作也缺乏号召力，如果让博古继续占着总书记的位置，恐怕部队不服，时间一长就难以掌握了，应该抓紧时间开一个会改选一下。毛泽东回答：不急，再等等。给他点时间想一想，到时候博古会自己要求辞职的。”秦福铨提供的细节未必完全可靠，但应该基本属实。周恩来的谈话记录记载：“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周恩来特地强调：“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提出：“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在鸡鸣三省，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1985年10月，云南党史工作者在调查报告中提出“鸡鸣三省”“就是水田寨地域”。此后云、贵、川党史工作者就博古与洛甫权力交接地点的归属展开了激烈争论。在争论中，存在对史料过度解读的现象。如，钱江写道：“3日到（叙永）石相（厢）子（鸡鸣三省）。”石仲泉这样点评：“这篇日记的价值在于，它直接说明石厢子是‘鸡鸣三省’村庄。”其实，钱江的文稿不是日记，而是《长征中中央（革）军委行军日程回忆》。在争论中，还存在史料被曲解的现象。1972年7月5日，周恩来介绍：“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论者聚焦周恩来讲话中的“扎西”，却故意回避“住了一天”。当天住下，次日离开，是住一夜，第三天离开，才称 “住了一天”。查阅相关资料，笔者发现中革军委在石厢子住了一天，在水田寨花房子只是住了一夜。在争论中，还存在珍贵史料被忽视的现象。《传达提纲》记录：“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这本身就说明洛甫代替博古时尚未进入威信县境。由此断定，“鸡鸣三省”就是叙永石厢子。那么，“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如何解释？因为在战争环境下，谁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每一个村庄的归属地弄清楚。陈云在《英勇的西征》中说“我们于是渡过赤水上游占领黔边扎西”，既然陈云能把云南的扎西当成贵州属地，周恩来弄不清“鸡鸣三省”属地也就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