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领袖像与中国共产党的肖像政治

【摘 要】新中国初期，在“一边倒”以及“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重大政治议题框架下，中共着力构筑以苏联领袖像为中心的肖像政治。经由规范制备、仪式操演和轮换调适，苏联领袖像乃至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基本仪规得以确立，个中政治象征意涵得到释放，中共象征政治诉求也渐趋达成。然而，中共肖像政治及其“新传统”的形塑，迅即受到苏共二十大及其之后中苏关系演变的深刻影响。尽管在恪守原则的基础上，中共对肖像政治和中苏关系屡加调适，但中苏彼此间还是由渐生分歧走向最终裂变。统观新中国初期肖像政治历程，它既曾参与建构中苏友好关系，亦能直观鉴证中苏关系转轨。这说明，中共借助对苏联领袖像的政治操演，确实可以进行“政治的联想”，抑或征兆“政治的冲突”，并借此为新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着既可视又可靠的“历史的证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苏联领袖像；肖像政治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6-0005-19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苏联领导人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深远影响，其政治肖像被频繁使用于中国国内重大纪念活动，并由此构成中共肖像政治的独特镜像。从现实层面看，这是在“一边倒”以及“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政治议题框架之下，中共构筑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历史性选择。借此政治符号和仪式过程，苏联领袖像开始深度介入新中国的政治叙事，并广泛影响到新政权的政治生活、权力运行和对外交往。对此议题，相较学界在苏联政治图像或毛泽东像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相关研究亟待深化和拓展。究其缘由，实因它既关乎新中国肖像政治的价值判定，也关涉中苏关系演进规律的历史透视，而且还对当代继续推进中国象征政治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一、从承诺到践诺：苏联领袖像介入新中国肖像政治的缘起

领袖像作为一种象征性视觉语言符号，往往具有易于频繁复制再现和广为传布散播的鲜明特点，因而常“被用作教化的手段、崇拜的对象、唤起冥思的刺激物和争论的武器”，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发挥建构形象、寻获认同、塑造权威和协调关系等诸项功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积极构筑肖像政治，广泛使用苏联领袖像，核心诉求也正在于此。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可视作中共尝试在国家层面展示苏联领袖像的初步探索。它通过将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的油画像共同悬挂于大会主席台的上方，来向苏联申明新中国四个“不能忘记”之本心，言明中共将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学习苏联经验为指针、以“一边倒”作为中国基本外交方针和重大战略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于1949年10月7日和9日接连发布关于悬挂领袖像的规定。它除对公共空间的挂像选择、排列秩序和组合模式予以整体性规范外，还特别规定了苏联领袖像的使用规范：在党的一切机关中可以面向从右至左平列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像，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工会会场两旁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在中苏友好协会会堂从右至左悬挂毛泽东、孙中山、列宁和斯大林像。其中，列宁和斯大林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和世界革命导师，在新中国肖像政治领域享有如此角色定位和在场感，当属合情合理；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和孙中山，作为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领袖，其肖像政治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不足十日内，中共中央为何要两次发文规范挂像问题呢？细究两份文件间的内在关联，东北地区苏联领袖像的悬挂和处置问题是关键，而个中原委耐人寻味。

从字面解释看，鉴于国内出现粗制滥造领袖像、挂像方式不合规范（招致民主人士指责）以及苏联援华专家要求挂像等问题，中共中央才二度作出“补充”挂像规定的。但是，上述问题并非东北一地特有，全国各地也多有表现。若再度细究中共中央文件，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民主人士为何“有理由”指责挂像问题？二是“东北情况特殊”到底“特”在何处？根据苏联解密档案所示，爱国华侨陈嘉庚在1949年8月结束东北之行后，向中共中央报告（又说向毛泽东“哭诉”）：东北地区悬挂毛泽东领袖像的范围和数量，明显不及苏联领导人像。对此，东北局书记高岗认为，因陈嘉庚发出上述“挑衅性”言论，才促使毛泽东签署致东北局的电报，明确限定在苏军驻地、苏维埃学校、苏侨集中地、中东铁路区域内以及苏中友好协会驻地等范围内，可以悬挂列宁和斯大林像。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电文内容与10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补充”挂像规定一致。事后，根据高岗向苏联代表科瓦廖夫的转述，毛泽东为此还专门向苏方解释：“现在不是大规模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的时候，因为各地的反动分子会利用这些肖像来反对我们”。对此，斯大林反倒“颇为大度”，在“惊诧”高岗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挂像分歧之余，还表示“在中国越少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越好”。综上说明，东北地区挂像问题的复杂性，已完全不只牵涉到中苏关系的和谐，更从侧面说明肖像政治对新中国内政外交的极端重要性。再则，尽管现已无法验证斯大林的话语是否出自本心，但这种政治姿态随即得到中共领导人的认可与承诺：“那个时刻会来到的，到时我们将在各个地方悬挂上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在此基调下，两国领导人同时表示：双方应就挂像问题做好“解释”工作，务求自然、稳妥处置为上，勿使“如此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言及至此，悬挂苏联领袖像真的“如此简单”吗？若真如斯大林所言，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挂像问题缘何又会牵涉到中苏高层，进而又在中共党内造成分歧呢？

先从外部因素考量，通过回溯苏联对华肖像政治输出的历史和诉求，或可发现个中端倪。早在抗战结束之初，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И.В.希金就曾向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建议，需在中国东北各大城市传递苏联真实信息、展示苏联伟大形象、巩固苏联在华影响，特别是要以广泛悬挂苏联领袖像作为核心传播手段。新中国成立后，来华援建中国空军的苏联专家也曾直接要求，让中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驱逐航空学校校部大门和外围围墙上悬挂永久性的苏联领袖像（斯大林像居中，毛泽东和朱德像分列左右，且斯大林像要比后二人像大）。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节点，缘何苏方均提出要在中国悬挂苏联领袖像？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政治领袖作为国家、政党和政权形象最有价值的代言人，具有独特的传播载体特质，以及被异化为符号的政治象征功能，其政治肖像已成为各国推行和推广政治理念、发展道路、制度文明的首要政治符号；同时，在中国广泛使用列宁和斯大林像，对强化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特别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指导者的角色地位，建构苏联形象和维护苏联在华利益等方面均价值斐然。

再从中国方面来看，作为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图像，苏联领袖像长期存在于中共政治符号系统，并在系列仪式实践与日常社会生活中，彰显出“使事物合法化，起导向作用的特性”。述及个中缘由，苏共对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多有襄助，苏联领导人及其政治图像早已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缺席的在场者”。民主革命时期，苏联领袖像就已频繁出现于中共各类公共政治空间和根据地的私人生活领域，并化作十月革命道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等多维政治象征。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先在较早解放的东北地区，后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广泛使用苏联领袖像，远非是在“另起炉灶”时建构起对中苏两国革命历史的“回忆”，而是着意于借此进行着有关“新中国”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和对外政策的“政治想象”，据以建构对“新政权”“新制度”“新道路”的政治认同。对此，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连续发文规范挂像问题仅系明证之一，而将苏联领袖像频繁操演于新中国重大纪念活动之中，才是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典型表征。

基于此，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到来的斯大林七十寿诞，就成为中共以苏联领袖像操演肖像政治的首次尝试。1949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为“迎接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七十大寿”，在头版刊登了斯大林大幅半身正面像，此时距其生日还有六天；12月21日，斯大林大幅半身侧面像刊登于《人民日报》头版，并配以《向伟大斯大林祝寿的献礼》的社论。那么，在如此登像规格之下，中共的政治诉求又何在呢？如其配图大字标题所示：一是祝贺“斯大林元帅万岁”，二是推进“中苏友好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日报》自新中国成立后还从未刊登过如此大幅的照片，单从其像高和所占版面空间看，几乎占据整个版面的四分之一，如此报纸登像仪规极为罕见。及至全国性的祝寿活动开启，斯大林的政治图像更是传遍各地：或是由集体举办斯大林像展览，或是在室内悬挂斯大林像庆贺，或是由工人群众绘制斯大林像来相互送礼。如此盛况，虽有少数群众疑惑为“斯大林祝寿，中国人为什么要挂外国人的像”，但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认为这是在“庆祝自己、庆祝全世界的生日”，是在借机感谢斯大林援助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也是在进一步巩固和平堡垒和中苏友谊，为此，更应该提升革命信心、努力工作学习和全力向胜利道路迈进。

事实上，这场发生于新中国成立不足百日的政治操演，当然不会仅为表达对斯大林的敬佩和祝福，在本质上寄寓着中共对“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特别期待，并与正在进行着的中苏谈判相呼应。与此同时，政务院还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这意味着苏联领袖像适用于中共肖像政治的仪式空间和法定时间也得以确定。由此，它在195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系列纪念活动中的使用规范就是：在“七一”纪念会场两侧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左）和列宁、斯大林（右）像，在“八一”纪念会场上居中悬挂毛泽东（右）和斯大林（左）像，在“十一”国庆游行中将斯大林像作为各国人民领袖像加以抬举。及至具体操演，“五一”纪念期间北京天安门门楼两侧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大幅肖像；上海市在“十一”国庆游行中将毛泽东和斯大林像列入第三列并行抬举；首都各界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33周年时，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像并排悬挂在会场主席台上方。如此处置，其实有“据”可循，因凡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肖像组合，多表达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治发展意涵；“毛泽东+斯大林”的肖像组合的频繁出现，多与新中国国家政治以及中苏党际和国际关系议题相互联系。若再就其政治操演的象征效果而言，其中一个比较直观的反映，是纪念活动后民众政治观念的转变：一是各界人士由此认识到“全世界都有共产党，你看好多大像不都是共产党领袖吗？毛主席的朋友真多，共产党的办法真好”；二是借此推动了广大群众在“政治思想上提前一步”，促使党员干部“对形势国际时局进一步认识”。

不难发现，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完整的纪念年份，1950年的肖像政治实践及其仪式规范，实际上为新中国相关政治操演奠定了基础。当1951年迎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周年纪念和中共成立30周年纪念时，中共中央对苏联领袖像的处置方式就更为成熟。从报纸登像、集会挂像和游行抬像三个维度看，1951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虽然只刊登了一幅叙事性图片（以毛泽东和斯大林为背景的中苏签约现场），却在整个第5版刊登了“中苏同盟是和平民主阵营的坚强堡垒”主题志庆图片；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庆祝大会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像被并排悬挂于主席台上方。同期，为规范“七一”纪念活动中的登像仪规，中共中央还规定一般报纸可在头版右侧刊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像，在左侧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在纪念会场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顺序悬挂八人肖像，“如此则毛斯两像居中”。对“五一”纪念和“十一”国庆中的肖像使用规范，中共中央规定集会挂像和游行抬像办法可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北京市在举行“五一”纪念游行时，“队伍的最前面是高举着国旗和绣有毛泽东主席像的红旗队，和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为前列的三十位各国人民领袖巨像”；上海市在举行“十一”国庆游行时，各单位游行队伍“多用毛主席、斯大林的像片”，并在游行队列第三排抬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此外，在直接涉及苏联的纪念活动中，《人民日报》先是在1月21日头版刊登列宁和斯大林的工作照，用以纪念“中国人民的朋友和导师”列宁逝世27周年，后是在11月7日头版刊登斯大林大幅肖像，作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34周年的主题图像。从整体上看，中共对1951年新中国纪念活动中的肖像使用，斯大林像是选择和使用的核心，几乎达到与毛泽东像等量齐观的程度。如此显著特征及其政治象征意蕴，在1952年的系列纪念活动中既有承续与放大，也有调整和轮换。

基于上述规范及实践，中共中央再度规定1952年“五一”纪念集会挂像和报纸登像的要求，与1951年建党30周年的处置办法相似，区别仅是在挂像时将前述八人肖像组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中间稍稍隔开，游行抬像方式也是根据“五一”纪念的特性，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肖像置于第一排抬行，据以征兆并强化中国人民群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国际主义问题的认识。在具体实践中，考虑到1952年“五一”纪念期间将有人数众多且身份不一的国外观礼者、参会者和参观者来华，中共中央随后又调整了游行抬像以及报纸宣传的相关策略，主要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置于第三排抬行，并要求各报在“五一”期间不再登像。如此处置，实因挂像、登像、抬像本就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它高度关联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对外关系。进一步而言，在面向社会主义阵营的涉外场合，不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特别是斯大林像），容易引发兄弟国家对中国是否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怀疑”；在涉及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或政党时，过多悬挂苏联领导人像或是在排序问题上产生认知分歧，容易催生误解甚至遭遇恶意中伤。所以，中共中央强调对此必须“仔细斟酌，安排得当”。及至建党31周年纪念和1952年国庆纪念期间，前者报纸登像和纪念会场挂像的办法，基本延续1951年的做法，后者仍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置于游行队伍的第三排加以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