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识字：妇女从“被动”到“主动”的思想与行为转变

【摘 要】在中共革命的宏大叙事场景中，妇女以其特有的作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妇女角色意识的唤醒以及活动的实践，自然不能仅以“政策—效果”的模式进行解读，而必须意识到其背后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所蕴藏的革命理念、动员机制、心理反应等持续作用又交织相融。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晋察冀日报》，曾以“读书识字”为主要内容对妇女活动进行过相关报道，不仅起到了极大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作用，也见证了妇女从“被动”到“主动”的思想与行为转变。从一定意义上说，妇女读书为观察更长时段更宽广范围下的中共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变迁与“人”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意蕴深远又别有意味的视角。

【关键词】妇女读书；《晋察冀日报》；革命；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6； 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6-0024-0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斗争，在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的交汇交融中推动了社会的大变迁。其中，曾长时间被认为是“失语者”的妇女群体，从漠然、懵懂到醒悟、斗争，在革命的动员中经历了一场思想、行为以及身体诸多层面的改变与形象建构。但是，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妇女在生活、生产、参政等方面的变化，而对于妇女读书的重视与解读却较为薄弱。实则，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妇女读书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如1940年“晋察冀的识字班中，有四千妇女，下级干训班有四百妇女”，特别是“在冀中，半数以上的村庄都有妇女识字班，每村平均有五十至六十个妇女上课”，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妇女的状态以及根据地的生态。被称为“全边区人民最忠实的喉舌和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正规化的党军”的《晋察冀日报》，客观全面地记载了妇女在革命中的思想与行为变化。在以“妇女读书”为关键词的信息检索与资料分析中，《晋察冀日报》的相关报道提供了一个问题讨论的时空情境，由此亦可管窥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在大时代的碰撞和交融，进而深刻体会中共革命的丰富性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一、失语者觉醒：妇女为什么要读书

中共革命中的“妇女要读书”，自然不能仅在革命的宏大场景中观察，而必须要放到历史语境中与“妇女不读书”进行对比来加以审视。“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无论是作为主体抑或客体的妇女，透过“是否读书”的思想发生与发展也是个历史过程。那么，“妇女不读书”与“妇女要读书”的寓意如何，又是在怎样的情境中经历了变化，其中反映出的社会生态及思想感情又应怎样看待？

“妇女不读书”，与其说是近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现实，莫如说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抑或长期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实则，在历史发展中，曾创造并见证了中华文明进程的妇女，在社会生产以及封建专制统治的嬗变中逐渐异化，导致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却被遮蔽了应有的声音。“妇女不读书”被纳入了伦理纲常的范畴，在封建专制文化浸渍的社会中成为人们习以为然的常态。封建统治下的生活周而复始，尤其是宋朝理学日盛，明清之际专制更甚，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受诸多藩篱所束，读书几与天方夜谭无异。“不使女子识字，不叫她有一点点知识，其思想之浅狭，生活之卑陋，该有多么可怜。”但正是这些制造“可怜”的话语权掌控者，却不知造就了多少妇女的“可怜”命运，更耐人寻味的是，或许双方皆未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意味。毛泽东指出，妇女解放的目的“就是女子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而长期以来无办事、开会、讲话权利的妇女，并未意识到这与自由平等有何干系，更何况去翻阅、攻读男子用来考取功名的专属书籍。那么，“妇女要读书”又是如何进入人们讨论范畴的呢？

这自然与近代救亡图存背景下，女性意识的唤醒或回归有关。西风东渐，现代意识渐醒，妇女思想、行为、身体等多方面的被关注也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妇女不读书”，自然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之一，并以此对千年来妇女“苦难生活”进行反思与批判。必须要注意到，“散播女性苦难叙事的人，不论他们是男性国族主义改革者，还是站在男性主体位置的城市知识妇女，则占据了权力的制高点”。以此来观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女性叙事，至少说明一个曾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即妇女读书与否，已经不仅仅是妇女群体的自身之事，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主题与社会韵律，以及在此情境下或激烈反复或潜流涌动的政治活动。尽管此时女子学堂已在城市渐次出现，但广大农村妇女依然处于固有的惯性之中，尚未觉察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已渐成潮流或趋势。需要提醒的是，“要了解中国现代女性，我们需要知道的不仅是‘她’自己，还有她那些重要的‘他’者，无论他们是本土的，还是国外的；是男性，还是女性”。而这恰是当时在谈到妇女读书等敏感字眼时，世人常易忽略或漠视的妇女问题讨论应置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严格意义上，只有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将对“妇女的审视”置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场域后，妇女读书才被赋予了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内涵。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是应有之义，妇女解放既是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革命的重要手段。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上自始即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向警予的相关言论极具代表性：“男女两造为社会进化的两车轮。女子教育的现象恶劣如此，社会进化的两车轮将永远不能得着均齐协调的发展”，反映出将性别政治与社会变革相联系的初步思考。而当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后，更深刻认识到长期以来差序格局下妇女的真实生活状态，或者说，认识到这是个尚不自知创造了历史的“沉默”群体。“农村妇女尤其是年轻女性传统上认为不应该是‘会说话’的人，因为她们被认为应该限于家庭范围内活动，并从属于家庭中长辈和男人的控制。”这种异域“他者”的观察也有相通之处。对经历过生死考验而又面临着严峻挑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将蕴藏着巨大能量而又目不识丁、缺乏自我正确认知的妇女群体动员起来，是其重要任务。这种动员显然超越了“读书为了识字”的简单结论，因为“我们的母性观是和民族解放妇女解放联系起来的，是具有时代性和进步性的。我们主张应把母亲由狭隘的家庭牢笼中引出到社会抗战建国的大道上，参加救国的工作，参加各种生产事业，真正实行政府和职业机关的开放，解决她们的痛苦与困难，使她们进到广大的社会和集体生活中，以陶冶她们，使之养成伟大的性格”。这种母性观或妇女观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在与妇女群体的深入接触中而生成的了解、关心、认同、期待、支持等丰富情感的反映，预示着妇女运动（自然包括妇女读书）已经并将越来越深刻地被置于更为宽广的革命场域。

二、“上”与“下”的结合：妇女要怎么读书

近代以来，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皆曾关注过妇女群体的生存状态，世人也对妇女问题的解决抱有极大希望：“倘若政府与我们民众一致能下十年深刻的功夫，则十年以后，这民族的生活要大大改进，观念要大大变迁，也许国运的转机就在乎此”。然而在彼时激烈复杂的社会动荡中，看不清或不触及问题的根本，妇女形象的革新与处境的改变注定徒劳无功。而以“妇女解放”为号召的中国共产党，从文化、制度、阶级的高度关注妇女问题，真正让世人由此看到“国运的转机”，全民族抗战时期“妇女要怎么读书”即呈现出诸多意蕴深远之处。

妇女“怎么读书”不仅仅是方法的问题，更与中国共产党的机制构建和组织运作密切相关。对此，中共中央妇委有着明确要求：“用群众自己的力量和热诚，尽可能地设立识字班，夜校，小组，救亡室，话剧团等，以便经常的进行广泛的识字启蒙运动，启发妇女的民族意识、民主思想和基本的政治觉悟。”也就是说，妇女读书的明确目的性要以一定的组织运作来展开，从政治的高度明晰读书的目标、作用与意义所在。朱家营小学“这时期的课程，是随着生产的中心，讲了：粪的种类、用处、造法，还分别的给三个副业组讲：羊、羊毛的用处及北瓜大麻的种法等”，反映出组织读书时已经注意到绝大多数妇女处于抗战后方和生产一线的现实，从熟悉处着手自然事半功倍。定县识字班的课程设置有“农民识字课本，妇女问题，政治常识，持久战等”，既包括技术上的文字识记，又涉及切身相关问题的讨论，更有置于民族命运的情境分析，即较有代表性地反映出对现实的回应。有组织的读书产生了最直接的效果：“五区大台妇女拨工组变成今冬的识字组以后，学了好多与家务有关的字，她们稀奇而惊讶地问：‘什么事也有字呀’”，类似感慨形象而生动地说明妇女读书后“晓事”的生活表现。当然，初期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政治教育相对薄弱的现象：“这几个读报组都有一个同样的特点，就是读各地的典型、模范事实多，尤其读他们本村的事更为群众所欢迎；但读时事政治问题较少些。”必须要说明的是，如果仅是为了让妇女读书而读书，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易于操作上的展开，但或许会冲淡活动本身所蕴含的重大意义，这也说明妇女读书在目标达成的设计与实践上对组织性的要求极高。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已在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中锻炼了动员组织能力。因此，在组织妇女读书的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展现出日益纯熟的运作能力。其中，妇救会大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组织作用，而学校由官办向民办、官助民办转变的过程，也说明了在妇女读书上社会力量参与的程度。显而易见，妇女学校、夜校等机构依然是重要的读书阵地，如“按时到校，有事请假，多多识字，用心听讲”等校规已反映出日益规范的读书氛围。“去年的冬学已经从暂时性的季节性的学校而变成恒久的民众识字班与民众学校，使学习逐渐成为广大群众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一个经常的不可缺的部分。”这也意味着，当学校、读书、学习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妇女读书已被人们从思想上逐渐接受。当然，战时的特殊环境使学校等读书机构呈现出流动性的特点，如四专区“过去有巡回学校二十六座，都不甚健全，整理后巡回学校增加到一百零六座，并且都很健全”。如此般地面对面上课，手拉手识字，近距离无隔阂地送知识上门，无疑受到了尚未习惯走出家门的妇女们的欢迎。随之而来的影响可想而知，“现在的学校比过去好多了，又念书又学做活真是文武双全”“现在的学校真是庄稼人的学校了”。妇女读书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认知，对学校也由过去的“敬而远之”演变成了现在的“心向往之”。

在系统性地组织之外，妇女读书需要“领进门的师傅”，因为“农民们文化政治认识不足，这就需要小学教师们去帮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纲常礼教和传统习俗依然存续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教师的性别身份也在考虑范围：“冬学中应抓紧动员妇女同胞踊跃入学，一般的应男女分班，妇女班尽量请女教师任课”。这对教师的“德与学”皆提出了明确要求，使教师自身素养的提高成为十分迫切的事情。各地教师业务学习多“由教育科负责，征求教师、农委会的意见，统一布置，检查、汇报、督促亦由教育科负主要责任，以中心学区为单位划分学习小组。每天保证两小时学习，每两周开讨论会一次，每学期进行测验一次，各县作总结”。在如此“严密”的组织体系内，教师自身也大多经历了思想转变，九区口上中心小学区全体教员给县相关部门写信说：“我们本身思想和观点就有毛病，怎会有成就呢？……下了决心，绝不造就‘废物’（轻视劳动），我们要造就‘人才’（能写、能算、能生产），要造就新国民，要为群众政治服务。”教师用心的直接结果就是“坊里小学，甚至有好多青年妇女，也会要求到学校上学”。在乡村最基层的妇女读书中，读书班、读报小组也组织起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学活动。唐县三区下庄村的读报小组最初只有八九个人，后发展到二十人左右，“在读报之前，文救会员很好地进行帮助准备工作，如读什么材料，哪个为中心，哪些材料向哪些人读，分类整理”。此类文救会员的职责更接近于行政管理人员，他们和教师各司其职，营造出日益浓厚的妇女读书氛围。

194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对妇女读书时的政治教育方式有着明确要求：“应通过生产方式去进行，如提高生产技术，认识有关生产文字，编制在生产时的歌曲小调等。”这既是从抗战后方工作的需要出发，又是考虑到妇女所习惯的活动场域。各地从实际出发，引导妇女充分利用日常生活的环境、工具，有的“把识字牌挂在纺车面前，一面摇纺车，一面识字。还有在墙上写字，大家进出就认字，所用的生字都从眼前实际的字眼学起，如‘棉’、‘线’、‘纺车’等”，一幅幅读书的生动画面在根据地各地不断闪现。肃宁的生产模范吕桂荣将读书融进了生活：“在‘打夫’的时候，叫别人给他写上‘打夫了’；去街上时，就在手上写上‘上街’；去集上卖粮食时，就在手里写上‘卖粮食’；去打梨虫时，就把字写在木板上。……一年后她已经认识了四百个字。”曲阳16岁的女劳动英雄王秋芬在读书上甚至实现了由“学生”向“先生”的转变：“她小时候没有念成书，这时除了过光景外，还积极上民校，夏天四天上一次学，念一课书，她为了能天天识字，又不耽误时间起见，就想了新办法：把字写在纺车上，一边纺，一边认。她这样记得很快，就给别人也写到纺车上去教，现在她已认识三百多字，成为妇女们的小先生了。”从“我要读书”演变为“我教人读书”，或许只有在生活的课堂上才能看到这些妇女“小先生”。一段村教育委员在访谈中的叙述透露出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