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贫知命室读书记

“碑铭”与“原稿”略异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字，较陈寅恪原稿略异。检《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卞僧慧）并比对上海古籍和三联版《金明馆丛稿二编》原文，均未涉及，略述如下：

陈寅恪原稿名为《拟海宁王先生纪念碑文》，因目前未见陈寅恪手迹，此为最近原稿文字。碑文原稿：“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前另有文句：“人类之不同于禽兽者，以其具能思想之特长。能思想矣，而不能自由焉，不能独立焉，则又何以异乎牛马而冠裳。”（刊1929年6月7日第78期《国立清华大学校刊》，见“清华校刊平台”网，吕瑞哲先生提供）

此段文字为碑铭所无，推测是因碑制格式，文字受限，不得已删去。直接以“士之读书治学”起句，略感突兀。另“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且二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句中，已勒碑文“且二”，易为“有”字。

细读陈寅恪原稿，可知结撰此文思路及情感，以思想和自由起笔，止于确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首尾呼应，前后贯通。“又何以异乎牛马而冠裳”一句，更具深意，就文章整体论，似更严谨，应视为碑铭另一版本。

陈乃乾记鲁迅寄书

《陈乃乾日记》对研究中国现代藏书史极有帮助，因作者交游多为书贾、藏家和学者，书中现代藏书史实极为丰富，许多掌故为以往未见，如记唐文治作陈衍墓志、柳亚子登报寻旧情人及处分赵家璧等，因多涉私事，不克抄引，仅录与鲁迅相关事一例，以存掌故。

1951年11月10日记：“晚归，看鲁迅杂文。鲁迅在日，曾经从北京寄赠《小说史考证》一册，自序有‘呜呼，于此谢之’，同人以此为谑笑之辞。其它著作皆从未购阅，后来蒋匪禁鲁迅书，及共产党尊鲁迅，我均莫名其妙。今读散文，其思想自不可及。”（虞坤林整理《陈乃乾日记》第210页，中华书局，2018年）

此处《小说史考证》，指《中国小说史略》，其时陈乃乾在上海编书教书。鲁迅原文：“自编辑写印以来，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或助为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呜呼，于此谢之！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鲁迅记于北京。”“同人以此为谑笑之辞”一语，颇耐人寻味。陈乃乾言论，涉及鲁迅著作流传情况，可作著作传播史料。隔了两天，陈乃乾又记：“《鲁迅全集》误字极多，最显著者‘近代美术史潮论’总目及封面‘史潮’皆误作‘思潮’，初看总以‘思潮’为是，询之通日文徐、林两君，皆以为然。及查阅本书，则当作‘史潮’，盖所论者为‘美术史的潮’。《山民牧唱》原作者‘巴罗哈’，封面误作‘巴哈罗’，卷首有小像签名可据。”

《鲁迅全集》指1938年旧版，后出《鲁迅全集》，这些编校失误，应当都改过来了。近年上海重视鲁迅手稿研究，陈乃乾日记，可助此事。

此日记未作索引。有索引日记，可直奔目标，无索引日记，需细读原书，方能钩沉史料;有索引方便，却也易懒人为文。

顾廷龙记陈寅恪失书事

近读中华书局新出《顾廷龙日记》，见1942年11月3日，记有陈寅恪早年失书事，内容似可补已知史料之不足。

此事最早见于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55年条下。

1938年，陈寅恪转道去昆明时，有两木箱书交由滇越铁路托运，不幸失窃。其中多是陈寅恪读书的批注本。据陈寅恪给蒋天枢的信中说，后来有位越南华侨彭禹铭，曾在海防旧书店意外买到失窃失书中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本想寄还陈先生，无奈越南政府禁书籍出口，此事未成。后彭家失火，所藏古籍数千卷，尽付一炬。信中还提到，有一位梁秩风，也买到失窃书中的一部《论衡》，陈寅恪说这是填箱之物，偶放其中，实非欲带之书。陈寅恪记忆所及，两箱书中是古代东方书籍及拓本和照片。

蒋天枢说：“昔年曾闻友人言，先生此次所失书中，尚有多部批注之《世说新语》，本欲携出据以为文者。是安南丧失大批中外文书籍事，不但影响后来著述，而所谓‘古代东方文书籍、照片、拓片’者，殆皆有关外族史料，如《诗存》中所谓‘尝取唐代突厥、回纥、吐蕃石刻补正史事’者，实先生生平所存文物之浩劫也。”（见该书第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顾廷龙日记说，他和潘景郑曾访叶遐庵，畅谈时提到：“陈寅恪所著《唐书外国传注》《世说新语注》《蒙古游牧记注》及校订佛经译本（据梵文等）数种，装入行箧，交旅行社寄安南，不意误交人家，以致遗失，无可追询，一生心血尽付东流。以此心殊抑郁，体遂益坏，无三日不病。在港沦陷后，米面时向叶氏告贷。”（见该书第273页，中华书局，2022年）

顾廷龙日记去事情发生时间不远，真实性自然亦高，日记所述内容，恰证蒋天枢记忆不误，所列书名为以往未曾提及，更有陈寅恪在港处境的真实记录以及失书事对他精神的影响，对丰富陈寅恪传记史料极有帮助。1950年陈寅恪有一首《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其中最后两句是“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正是叶遐庵和陈寅恪交谊的写照，顾廷龙日记所述，也为理解陈诗多一条材料。

最后附带说一句，《顾廷龙日记》，记钱锺书和冒效鲁事最富，因日记未编索引，有心读者不妨细读后一一钩沉，或可知钱锺书在上海孤岛时期的读书交游情况，另有钱锺书借书及捐赠杂志情况，对了解他的学术兴趣及阅读范围多有帮助，这些均是钱锺书传记的好材料。

陈钱用典

往年曾撰《陈寅恪钱锺书诗共用一典八例》，今又见二例。共用一典，或属偶然，但也见知识背景及心理同构。

1954年陈寅恪《答龙榆生》绝句：“难同夷惠论通介，绝异韩苏感谪迁。珍重盖头茅一把，西天不住住南天。”

“盖头茅”亦称“茅盖头”，佛典，意为无奈中勉强得来贱物。旧版《谈艺录》序言结句：“立锥之地，盖头之茅，皆非吾有。知者识言外有哀江南在，而非自比昭代婵娟子也。”

1964年陈寅恪《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绝》第一首：“慈恩顶骨已三分，西竺遥闻造塔坟。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丰干人名，丰干饶舌是古书常用典故，有言多必失之意。

据网上“视昔犹今”释读钱锺书《中文笔记》，钱锺书曾引梁同书《频罗庵遗集》卷二中诗“丰干莫漫从饶舌，匡鼎徒烦为解颐”，可知钱锺书也留意此典。

陈寅恪引书

新见刘梦溪先生主编《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文辉兄《陈寅恪征引史料未尽之例及其它》一文，举证详赡，见解平实通达，极有说服力。

后人对陈寅恪史学成绩的敬意，其实主要不在史料周全，而在他的“巧”与“妙”（史学亦可视为高级智力游戏）。网络时代，发现陈先生引书不周之处似乎并不很难，但在史学研究中有陈先生的“巧”与“妙”却极不容易，他的“巧”与“妙”，简单说就是“他怎么会想到那样的问题？”“他怎么能把表面完全不相关的事联在一起？”“他怎么能在历史中发现和今天结构、事实极为类似的现象”等等，陈先生研究的是大问题，但从来不失趣味。陈先生早年有一篇文章《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很能见出他的思维习惯，他在已知史料中用自己独特的思维发现问题，然后解释，虽然此文后来因白居易和诗写作时间确定而不成立，陈先生舍弃了此篇论文，但陈先生发现问题的逻辑与视角，也就是他“巧”与“妙”的思维习惯却还是能看得出来。另外，陈先生引书不周，可能还有个习惯问题，明以后的类书，印象中陈先生就不引。

中国老辈读书人对类书的评价一般不高，他们认为这些书都是东抄西抄凑成的。往前的类书尚有价值，如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宋代《太平御览》《玉海》等，因为收古书多，这些古书又没有保存下来，后世只能依赖类书中的史料，明以后的类书则基本不看了。陈寅恪可能也受这个习惯影响，他著作中一般不用明以后类书中的材料，比如郎瑛《七修类稿》是很有名的书，但印象中陈寅恪没有引过（或引过我没有注意到），而《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玉海》等，则是陈寅恪常引的古书。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讲白居易《七德舞》时说过，类书为便利属文，白乐天尤喜编纂类书，可知陈寅恪对类书体例及功用非常留意。

没有引不等于没有看过，因为不引明以后类书中的材料，有时就会出现同样历史现象，陈寅恪的判断和类书史料相类的情况，试举两例：

陈寅恪讲元白诗，经常提到唐代女子很多用叠字为名，如“九九”“莺莺”之类（见《元白诗笺证稿》第113、375页，三联版，2009年），陈寅恪的判断是“莺莺虽非真名，然其真名为复字则可断言，鄙意唐代女子颇有以‘九九’为名者”。

《七修类稿》有《唐双名美人》条，原文如下：

元稹妾名莺莺，张祐妾名燕燕，柳将军爱妓名真真，张建封舞妓名盼盼，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端、灼灼、惜惜，钱塘杨氏曰爱爱，武氏曰赛赛，范氏曰燕燕，天宝中贵人妾曰盈盈，大历中才人张红红，薛琼琼，杨虞卿妾英英，不知唐时何以要取双名耶？（《七修类稿》第361页，台湾世界书局，1984年）

陈寅恪注意到的现象与《唐双名美人》为同一现象，虽强调唐女子多“九九”为名者与《七修类稿》略异，但《七修类稿》举例颇富。

陈寅恪讲《长恨歌》，特别注意考证“霓裳羽衣舞”（同上第26页）。陈寅恪认为“自来考证霓裳羽衣舞之作多矣”，远以宋代王灼《碧鸡漫志》“所论颇精”，近以日人远藤实夫《长恨歌研究》“征引甚繁”。陈寅恪总体认识是重要材料均出《唐会要》和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他依此思路进行了详细举证分析。举证过程未及《七修类稿》，而此书有“霓裳羽衣曲舞”条，抄出如下：

霓裳羽衣曲舞

霓裳羽衣曲舞不传于世久矣。虽学士知音之流。亦徒求想象而已。予以读过诗书有关斯曲者。会萃成文。述注于左。其舞律吕节奏。庶亦可知过半矣。按明皇游月中。见仙女素衣奏乐极妙。记其音。归而制之。（《渔樵闲谈》云。与罗公远游回。令伶人作。郑嵎诗注。与叶法善游。归于笛山写其音。）会西凉节度杨敬述进婆罗门曲。声调相符。遂合二者而制。名为霓裳羽衣。（《碧鸡漫志》云为创于敬述。润色于明皇。沈存中云。用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杨曲为腔。诸书皆同。）其音属黄钟。其调属商。（见前漫志。沈存中亦引。辨为商调。）其谱三十六段。（见《浑成集》。）其奏乐用女人三十。每番十人迭奏。而音极清高。（见《齐东野语》。《乐天》诗亦曰由来此舞难得人。须是倾城可怜女。）其舞服之饰。乐天诗曰。虹裳霞帔步摇冠。钿音累累佩珊珊。奏曲之数。白诗又曰。散序六奏未动衣。中序擘騞初八拍。繁音急节十二遍。唳鹤曲中长引声。（前漫志云。饰奏有二十二遍。余皆同。）惜文人往往指为亡国之音。（如杜牧诗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故弃而不传。然周草窗述之。真有注云落水之意。非人间曲也。（见《齐东野语》。）予因摘出。以告知音者。（《七修类稿》第362页，台湾世界书局，1984年）

陈寅恪未引《七修类稿》，但所扩展史料方向和《七修类稿》有相合处。陈寅恪解“惊破霓裳羽衣曲”，认为“破”字除一般“破散破坏之意”外，还是一个乐舞术语，但举例时未及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中“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而《七修类稿》已引。最后附说一句，钱锺书常引《七修类稿》，《容安馆札记》中时有所见。

钱锺书喜称古人小名

中国南北习俗，为小孩子健康成长，正名之外，喜以贱名呼之，所谓小名是也，如阿猫阿狗，镢柄狗蛋一类。

《围城》里有个情节：

方鹏图瞧见书上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郎等等，才知道儿子叫“丑儿”还算有体面的。（《围城》第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栾贵明《小说逸语——钱锺书〈围城〉九段》中说，钱锺书提到的这些奇特丑怪小名，其实都是历史真人的真实小名，斑兽是南朝宋战将刘湛，秃头是晋朝的慕容拔，龟儿是唐代白行简，獾郎是王安石。（《小说逸语》第29页，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