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吹过青瓦房

听说有一场演出

父亲是在梁村村口骑摩托车接我回麦村的。我们单位正好在梁村有公事，忙毕，给母亲打电话，让父亲接我。

我们家摩托车用了十年。嘉陵，七千多元。那可是我们家当时一年的积蓄。父亲是个细心人，摩托车总是擦得干净锃亮，停在厦房里，盖上旧衣服，遮挡灰尘，不定期抹点儿机油，保养一下。

摩托车载着我们父子，沿着盘旋路上山。好多年了，父亲都骑摩托车载着我上山。路依旧是那条路，除了水泥硬化，再没有变化。可我们却在一次次上山的路上，把十年时光跑丢了。

在村口拐角处，遇见了村里一群女人，五六个。土生妈、雨轩婆、爱平妈、解放的老伴等，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站在路边的土埂上，裹着大红的、葱绿的、粉红的头巾。野风吹来，头巾的角飘着。在黑色和黄色涂染的大地上，她们裹着彩色头巾的脑袋，像一颗颗蘑菇，鲜艳，却正在衰败。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最后背影。

她们撺成一堆，袖着手，瞅着对面的村庄，似乎说着什么。野风依旧吹着她们宽大的沾满柴草的裤腿，吹着头巾下漏出来的灰头发，也吹着她们坚硬的双颊，吹成了酱紫色。真的是酱紫色。西秦岭的风，像粗糙磨刀石，磨过万物，磨过时间的门牙，磨过每一寸深沉的梦境。磨掉人们的脾气、磨掉折腾的欲望、磨掉山河的棱角、磨掉塞满心窝的爱恨，把曾经柔润的脸庞，磨掉光泽，磨掉轮廓，磨出了酱紫色——光阴真正的底色。

我们经过她们时，摩托车很快，只能笼统地问候。她们说，选选回来了。我说，嗯，风很大，站这里干啥？

听说……有演出……风把她们的话，吹成了两截子。

父亲说，好像张村今天有演出，村里的女人聚到一起，准备去看，走到这，咋看着没动静，就一直等着，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了。

我们沿路上来，没有看到张村有演出的迹象。现在的演出，大多是在城里拉一车广场舞大妈，站在台子上，穿得花里胡哨，涂着墙皮般厚实的脂粉，扭拧一番罢了。也有其他节目，但多是城里人已经看反胃的表演，拉到乡下凑个热闹而已。冬至时分，正是农闲，不过现在不怎么种地了，又不养猪，不喂牲口，没有鸡鸭，平日里，也没啥活，就不存在农忙农闲一说了。每天吃完饭，除了串门子，看电视，便无事可做。在一些偏远山村，像麦村一样，农民的文化生活也是极为单调的。以前，村里人多，还会组织个篮球对抗赛，女人们凑一起扭个秧歌，跑十里路看场电影，唱几本大戏、灯影子戏等，日子苦点儿，心里却是欢畅的。现在真是相安无事。

张村为什么会有演出？听说张村有一个项目要落地。借助那里的文化底子，搞文化旅游产业。可能要启动，所以上面组织了文艺演出。这个消息，几天前就在麦村传开了。人们等着这一天，去瞅一眼，也是个事儿，反正闲得慌。这个项目据说有老板要投资几十亿，这在麦村一带的历史上，可能绝无仅有。据说，到时候，将建成游客服务区、民俗展演区、仿古购物区、民俗院落区等几个功能区，有休闲购物、地域美食、文化展示、民俗住宿、娱乐体验等主题。这些新鲜到冒着热气的词语，第一次出现在张村和麦村这些地方，人们还无法理解这些词语所蕴含的意义，也想不来多年以后项目真的建成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留在村里的老人，会败给时间，或许看不到那一天。而年轻一辈，不太关心这事。去看演出的人，也似乎更关心热闹喧嚣的节目，对于项目本身，含含糊糊。

乡村发展，一言难尽。每一座村庄，都和人一样，有自己的性格，这便要求每座村庄要找到符合自己脾性的发展方式。打文化旅游牌，在经济快速发展、第三产业比重日渐提升的今天，是一副好牌，国内成功的模板也很多。但要打好，真不容易，综合因素很多。但愿落户在张村的项目，能打出一副“金链子”或者“炸弹”，让张村和周围的父老乡亲，靠着老祖先留下的一点儿底子，过上更好的日子。而不是虚晃一枪，老板捞一笔后，屁股一拍，溜了，留下个烂摊子，成了众人笑柄。

我们回到家，过了许久，有人来串门子。母亲问演出的事，来人说，压根就没演出，等了半天，冻得鼻涕都衔不住。

人们终究没有等到演出，败兴而归，走到半路，有人提议，拾地软去。她们爬上坡，在枯黄的荒草深处，捡拾着地软。地软，又叫地皮菜。冬春季节才有，粘在土皮上，黑褐色，像大地的薄耳朵。

今年天旱，久不见雨雪，地气干燥，自然是不生地软的。人们裹着头巾，心里和手里都是空落落的，回到了村里。

路灯亮了

正月的黄昏，暮色是一件黑棉袄，紧紧裹在西秦岭身上。

我站在村口，被汹涌的西北风拍打着，我的羽毛里，灌满了风声。远方，是绵延、重叠的群山，弓着背，留出了模糊的轮廓。山窝里，随意堆放的村庄，在黑暗中被一颗颗路灯像绳子一般串在一起。风吹，村庄在摇晃。

我的身后站着洋槐。洋槐身后，站着一颗路灯。雪白的灯光，把水泥路照得雪白，把呼啸而来的风也照得雪白。

一颗路灯，守在村口。天一黑，它就睁开眼。

2018年国庆前，听父亲说政府要在村里统一安装路灯。国庆回家，发现村里挖满坑，背篓大小。我家门口也有一个。应是安装路灯时浇筑水泥桩用的。

腊月底回家，村里已栽满了路灯。细长的铁杆，下端刷蓝漆，上端刷白漆，直愣愣站着，头顶一颗玻璃灯和一块太阳能电板。白天，电板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蓄满后，到晚上八点准时亮起。亮一晚上，第二天六点，准时灭掉。从上庄到下庄，大概安了二十来颗。

这几年，西秦岭一带的村庄在各种扶贫政策支持下，基础设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通了水泥路，后又硬化了巷道，接着盖了村委办公室，修了文化广场，通了自来水，现在又安装了路灯。

以前，每到天黑，村庄就被夜色裹住，越裹越紧。村庄犹如一枚枚石子，投入了群山的大海，湮没期间，毫无声息。每家十五瓦的灯泡悬在屋顶，昏暗不堪，人影晃动，日子过得亦是黯淡。老人们节俭，十五瓦的灯都嫌费电，每到夜幕降临，草草吃罢，便上炕关灯，躺在黑暗中絮叨家常。而屋外，是深沉下来的夜色。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了借月而出的生活。踩着月色，去串门，去玩耍，去商量事，去说是非，去喝一场无所谓的酒，又踩着月色，摇摇晃晃回了家。偶尔，也会捏一把手电，可手电总有没电的时候，总有坏掉的时候，人们依然借着月光过日子。若没有月亮，就只得摸黑行走。麦村的夜，是我见过最黑的夜，钻进去，如入浓雾，被吞噬掉，被消化掉。村里多土崖，摸黑而行的人，稍有不慎，便跌落下去，不是骨折，就是头破。

没有路灯，走夜路，人心是虚的，怕鬼，怕人。我总是害怕村里的一些路段，听伙伴讲，那里曾有鬼出没。于是在黑夜里每一次经过，我都头发直立，浑身发麻，总感觉背后有人要拉我的衣襟。我一边用手拍打后面，防止被拉，一边放声歌唱，给自己壮胆，一边逃之夭夭，跑进家里，反手关上大门，大口喘气，挂在嘴边的心方才落定。有时，也怕人。天黑，不见人影，万物如漆，融为一体。老布鞋，轻，听不见脚步声。两个人面对面走过来，皆是悄无声息。撞个正着，啊呀！那一瞬间，双方魂飞魄散，几欲瘫倒。老话说，人吓人，吓死人。两个人，看不清对方面孔，伸手摸到对方，同问，你是谁啊？互相报了姓名，方才心安，于是摁住余悸，继续前行，如在泥浆中，摇摇晃晃，不知所向。

幸亏一个人在村里生活久了，会熟悉每一条路，每一处细节，才不至于在黑夜走错路，不至于在黑夜上错炕。但有时，失脚的事，偶尔发生。亚东祖母，七八十岁的一个老太太，留守在家，儿孙都在城里。某个夜晚，谁也不知道她出门要去干什么，但她一脚踩空，掉到了土崖下另一户人家房背后。第二天，被人发现时，老太太已经死了。

从祖先开始，麦村人就在黑夜里熬着，以至于谁也不会想到，某一天这里有了路灯。

当白晃晃的光线把村庄照亮时，留守老人们端着饭碗，站在灯下，隐隐看到对方所剩无几的牙齿上，绽放着光泽。他们扒拉着剩饭，而后仰起脖子，眼窝里盛满两汪光，讨论着这新鲜的玩意。他们对太阳能电板的蓄电功能，挤破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他们说，这灯，真亮，真亮，亮得能照见鬼脊背啊，这可麻烦啊。临进门时，他们还感慨，灯是个好灯，就是白花花地亮一晚上，真是个浪费啊。他们躺在炕上，隔窗房间洒满墙头的光，像一层霜，他们又感慨，要是路灯早点儿安上，亚东祖母就不会摔死了，哎，真是没个享福的命啊。

灯亮了，村庄终于从黑棉袄里挣脱了身。灯光如水，泼洒在村里，让瘦长的巷道和风声亮堂了起来，让苦涩的青瓦和灰墙温润了起来，让孤独的院落和草木清晰了起来。这灯光，把人影拉得很长很长，长过了流年。这灯光，映亮了老碗里盛着的光阴。这灯光，照见了男人和女人在屋里拾掇了半天的行囊。这灯光，也数清了留守老人越来越短的日子。

三天，或五天，不会更久，年一过完，人们又一次将像候鸟一般迁徙进城市，带走生机，带走孩子，带走欢喜，带走去路，只留下一群年迈的老人，整夜和雪白的灯光为伴。真是雪白的灯光啊，如正月的雪，纷纷扬扬，落下来，在一个村庄的心坎上，制造寒冷。

颠簸而去的故乡

离开麦村，进城前，我和妻子去了趟舅婆家，探望她和舅爷。两位老人身体尚好，但十几亩山地、两头毛驴、一群鸡，加上繁忙的生活，让他们异常苍老。

两位老人，是中国最勤恳、受苦最多的一茬人。他们生在西秦岭的山堆里，然后长大，成家，生儿育女，最后又衰老在山堆里。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把整个生命都贴在了黄土里，甚至没坐过火车。

临近中午，我和妻子该回城了。

在舅婆家村口，坐班车，车上人不多。车到镇子上，停留一阵，等坐车的人。

我在镇子上走了半圈。小时候，我们曾经赶集的镇子，此刻，摆在眼前，竟然如此陌生。我甚至怀疑我站错了地方，或者记忆出现了差错。

小镇，从东到西，长约二三里。小时候赶集，会跟上大人来。从村里步行，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能到集上。镇子周围的人，或揪着化肥袋，背着背篓，或坐三轮车，骑摩托车，像溪流一般，汇聚到集上。扯花布的、卖衣裳的、贩牲口的、灌醋的、卖菜的、榨油的、售老鼠药的……农村所需的生活用品，统统摆在街道上。地摊背后，是掉皮的土墙、笨重的老式红漆门、统一的青瓦房。集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吆喝声、吵闹声、音响声，如一团云，罩在我年幼的头顶。我跟着父母来赶集，先靠右手，从西头走到东头。每到一个摊位，父母总是拿起一样东西，瞅一瞅，问个价，然后放下，要么不买，要么货比三家，觉得便宜了三四毛钱，才会买到手。走到尾，又靠左手，折回来。这么一圈，要买的东西也就差不多了。两把韭菜，一顶草帽，一块磨刀石，三斤桃子，一个十五瓦的灯泡，三十个装麦子用的化肥袋，一根牛鞍上的绳子。有时，也会给我买一顶凉帽，给妹妹买一双塑料凉鞋。

赶完集，临回家时，父母会买一个韭菜盒子给我吃。胡麻油煎的，真香。他们舍不得吃，只是看着。有时，也会买一碗凉粉，他们还是舍不得吃，只是看着。吃完韭菜盒子或凉粉，揩掉嘴角的油，抬头朝父母嘿嘿笑着，心满意足，抢过化肥袋背着，一步一步回家去。

这十年，长期在外，我再也没有赶过集，即便到镇子上走一趟的机会也很少。

镇子变了，焕然一新，楼房、水泥路、超市、行道树、花坛、酒店、饭馆、KTV、两元店、服饰店……俨然一副城镇模样。一切已物是人非，曾经低矮、破旧的两溜子土坯房，换成了二层小楼；曾经每到雨天脚底下和稀泥的街道，已被硬化；曾经用两条木凳撑一块破床板摆起的摊子，如今大多被超市饭店代替；曾经常年摆摊，守着鞋袜衣帽油饼面皮的人，如今早已过世，再也回不到烟火升腾、人流拥挤的人间。

没有逢集的日子，街道空空荡荡。舅爷说，即便逢集的日子，也空空荡荡。集上没啥年轻人，全是一些老人，背搭着手，喘着气，捏着零碎的钞票，打点儿豆腐、买两袋盐、称一斤菠菜、买几盒止疼药，便蹒跚而回了。集市再也没有曾经那般热火朝天、人声鼎沸了。

没有多少人来赶集的小镇，总是让人心里发虚。

临近十一点半，发车了。

毕竟是过端午节，有一部分人回家。过完节进城，得坐班车。车里很快就显得拥挤。

在麦村一带，通往城里的班车不多，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辆。一沟的人，包括司机，大多都互相认识。毕竟地方小，赶集、走亲戚、下地、进城，常碰面，一来二去，也就熟了。即便面生，问是哪个村的，随便聊几句，便熟络了，说不定互相还是个远亲戚。在乡村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一点，在西秦岭，尤为明显。虽然有些人叫不上名字，但乡村秩序严谨分明，通过一些亲戚或朋友，立马就能断定辈分，该称呼爸的，叫爸，该称呼爷的，叫爷，这个不能乱，也不会乱。祖祖辈辈，麦村一带人，都恪守着这种美好而传统的秩序，彼此以礼相待，绝不会平白无故或者为一些完全可以忍让的小事而做出过分的举动。如果谁破坏了这种秩序，便会遭到强大的道德谴责，传播开来，定会在这一带坏了名声。

车在山路上颠簸着，沿线是一些熟悉的村庄。这条乡村公路，像一根苦瓜藤，串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村庄。这村庄，与麦村何其相似，或许就是麦村的一个个翻版。五月打头的田野，绿意盎然。五月的人们，挤在进城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