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化发展背景下综合高中如何破局：实践逻辑与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4-0014-10

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与资格框架中，高中教育是联结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键教育类型。然而，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中等教育体系普遍面临着如何平衡学术培养与职业技能训练、如何回应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与社会多元化人才需求之间的张力等问题。因此，高中教育人学以及学习路径的多样化成为百年来教育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与实践探索。在这一宏大背景下，综合高中作为一种融合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诸多国家开展了综合高中探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2024年以来，在前期部分地区实验的基础上，综合高中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践。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综合高中发展模式，对于破解我国教育结构性矛盾、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何以可能：我国综合高中实践探索的历史演进

我国综合高中是在复杂国情与时代变迁中不断探索教育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实践，经历了初创摸索期、探索调整期、改革探索期三个阶段。

（一）初创摸索期（1922—1978年）

从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令》的颁布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综合高中在新学制改革与教育本土化实践的浪潮中萌发，尽管以停滞而告终，但综合性办学思想始终贯穿其中。

《学校系统改革令》明确规定“普通学校以‘分科选课’的形式开展职业教育活动；初级中学兼设各种职业课；高级中学分农、工、商、家事专科”。虽然新学制中未出现“综合中学"字样，但以“分科选科"形式将综合中学教育作为制度实行，彰显了综合高中的萌芽，引发部分中学探索多样化办学路径。例如，安徽省在安庆选定一所规模较大的高级中学作为试点，校内分设预备升学科与职业科，职业科细分为师范、商科等专业方向[1。由于未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加之人们对综合中学的认识不足、师资训练质量与职业教育水平下降等多重原因，此次改革仅维持10年便以失败告终[2]。1932年，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以“系统混杂，目标分歧”为由整顿全国中学教育，颁布《师范学校法》《职业学校法》《中学法》等政策文件，将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分别设立，废止了综合中学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中等教育体制陷人结构单一化困境。教育体系从初期普通中小学、工农速成初中级学校和业余初中级学校并行的"三轨制"逐步调整为“双轨制”，综合高中原有的综合性优势被弱化并逐渐丧失其在中等教育体系中的独特价值与定位[3]

（二）探索调整期（1979—2009年）

改革开放之后的近三十年间，综合高中迎来发展机遇。历经局部实验、逐步扩大试点以及在徘徊中曲折发展，政策支持与地方实践推动综合高中从探索办学模式走向实践落地。

20世纪80年代，我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被重新提上议程，多地开展综合高中改革实验，探索普通高中“综合化"教育模式。1980年，《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明确提出“改革普通高中的课程；普通高中要逐步增设职业（技术）教育课，学习科目可由学生自己选择”“职业（技术）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主要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同时开设有关普通文化课”“农业中学、职业中学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学校”。随后，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探索。1982年，辽宁海城通泽中学率先开展综合高中创办实验；1987年，原国家教委与河北省在阳原县等地开展教育综合改革实验，通过整合普通、职业、成人教育，在中小学开设劳动与职业技术课程；1989年，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扩至全国116个县，产生了山东平度“三教统筹”、山西临猗县“五个统筹"等先进典型[4]。这些探索促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从分离走向初步融合，为综合高中后期发展奠定实践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普通高中单一化办学模式与高中教育双重任务的矛盾以及普职发展失衡问题，我国推动综合高中从办学模式探索进入实体化发展阶段[5]。90年代前期，无论是政策还是实践均以探索综合高中办学模式为目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普通中学也要分别不同情况，适当开设职业技术教育课程”"普通高中的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要多样化”。199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要继续抓紧普通高中办学模式的改革，改变目前比较单一的升学预备教育模式，逐步实现多种模式办学”“大部分普通高中，可以通过分流，办成兼有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备教育为主的学校”。在各地的积极探索中，1995年上海市启动的“双学籍、双文凭"教育试点极具代表性。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首次提出“综合高中”，以及“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发展部分综合高中，推迟到高三年级分流”，这意味着综合高中试点进入关键节点。1999年，教育部工作要点强调“加快农村初中课程、高中综合课程改革，积极扩大综合高中办学模式的试点”。同年，《加强薄弱普通高级中学建设的十项措施（试行）》进一步明确"薄弱高中可以办成兼有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备教育的学校，或试办成以就业预备教育为主的学校，还可以继承和发扬本校的传统优势办成具有某种特色的学校”。上述综合高中实践可归为两类：一是职业高中以校内增设普通班转型为“综合中学”，上海和武汉等地均有实践；二是由实力较弱的普通高中转型为综合高中[，1999年，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山东、广东、河北、福建、湖南等10余个省市进行试点。次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其他大部分省（市、区）]。

进人21世纪，我国政策文件多次提及普职教育沟通融合和综合性办学思想，为综合高中发展埋下制度伏笔。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鼓励发展普职沟通的高级中学；2002年，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要点强调开展职普综合课程教育试验；2004年，《2003一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多种形式发展普通高中教育。但是，随后多地综合高中停办，综合高中再次进入调整期。

（三）改革探索期（2010年至今）

2010年后，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进入更加注重多样化办学和内涵式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综合高中更加聚焦于探索多样化发展路径和具体办学实践。

2010一2020年，国家明确鼓励探索综合高中发展模式，其发展模式进入多元化布局阶段且发展路径渐趋多样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索综合高中发展模式”。随着改革深入与政策持续出台，更多地区加入探索行列。例如，北京市探索“职普融通"综合高中办学模式，湖南省构建了示范高中、综合高中和特色高中共存的多样化格局。《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再次明确“推动学校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探索发展综合高中，完善课程实施、学籍管理、考试招生等方面支持政策”，为综合高中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导。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大型企业、产业园区周边试点建设普职融通的综合高中”，从产教融合视角将综合高中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需求紧密结合。江苏省积极响应政策，通过推动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学生双向交流、试点综合高中班等，成为综合高中多样化办学的生动缩影。

2020年后，综合高中的发展路径与目标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建立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合作机制，探索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互通，支持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举办综合高中”，更加突出普职融通理念从外部融合走向体系内部的深度衔接。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提出“探索发展以专项技能培养为主的特色综合高中”，并强调“推动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高等职业学校与应用型大学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构建多层次的教育衔接体系。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推进职普融通”提升至战略高度；《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再次提出“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探索发展综合高中”。2023年，《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明确指出“积极发展综合高中”，为综合高中普及化注入新的动力。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综合高中试点班成为我国目前落实普职融通、深化多样化办学的关键载体。2024年，全国多地积极响应，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开展探索。例如，《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综合高中班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晋教职成[2024]6号）明确规定“试点班新生入学后全部注册为试点中职学校普通高中学籍学习期满且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的，颁发试点中职学校《普通高级中学毕业证书》”；同时，学生也可自愿申请转人本校中职专业学习，“学生学习期满且通过相关课程考核的，颁发试点中职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此举不仅提供了实质性的学籍转换机制，也体现了教育体系内部的柔性与适应性。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办好综合高中”。随后，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推进会再次强调“探索职普融通有效途径，加强综合高中建设”。

纵观我国综合高中的百年探索，从综合性办学思想萌芽到模式探索，再到明确发展路径及推广综合试点班，其始终是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如今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其价值正被重新评估与强化，

二、何以可为：基于国际综合高中经验的实践逻辑

美、英、澳、日四国综合高中历经百年发展，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模式与经验，以下将从历史、实践与保障三个向度予以分析。

（一）历史向度：时代回应

追求教育公平的时代诉求、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以及回应民众多样化教育需求的社会期待等共同构成综合高中发展的历史语境，深刻影响着其变革轨迹。

1.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19世纪末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人发展以及民主思潮的广泛传播，底层人民及其他社会阶层对教育公平的诉求日益强烈，“二战”后达到新高度。然而，当时多数国家的中等教育体系多为“双轨制”或“多轨制”，这种过早将学生分流至不同轨道的制度性隔离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与教育机会不均，与社会对公平与民主的期待形成尖锐矛盾。综合高中作为一种制度性解决方案应运而生。

综合高中最先在美国出现，源于其经济发展需要以及民众对教育机会与地位平等理念的追求。1918年，中等教育改组委员会发布《中学教育的基本原则》，提出综合高中建设构想[8]“二战”后，日本为推动中等教育迈向公平化发展，以“综合制、男女共校、学区制”原则为改革方针，撤并调整职普两类高中、创建多所职普共存的新制高中[9]。20世纪60年代，为保障不同群体享有平等的中等教育机会，英国推进中等教育综合化改革，将传统的文法中学、技术中学和现代中学三种彼此隔离的三轨制中学合为综合高中，扭转了“11岁考试”所导致的机会不均等现象[10]。澳大利亚为满足青年需求和国家发展的人才需求，采用“温德姆计划”，将政府综合高中作为标准政府中学发展起来，并为国家发展提供必要的中学后教育[1]。尽管内部分轨依然存在，但综合高中的兴起为不同背景学生拓宽了发展路径，成为教育民主化进程中追求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的关键探索。

2.适应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需求。20世纪中叶以来，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过渡，传统的分流教育模式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对兼具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需求，综合高中被视为回应产业转型升级所需、培养适配人才的关键举措。

1958年，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要求加强自然科学、数学、现代外语及其他重要科目的教学；60年代推动各州综合高中加强外语、现代科学及计算机教学，使其成为应对产业升级的关键教育平台[12]。英国同样受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驱动而发展综合高中，到1980年，综合高中学生比例已达到公立学校学生的 88% ，成为英国中等教育的主流形式[13]。澳大利亚虽未明确采用“综合高中”一词，但在20世纪60年代起即在普通中学引入职业课程，到80年代更是通过“参与和平等计划"推动部分高中开设校本职业课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综合高中的办学理念应对产业升级的作用[14]。1991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关于应对新时代的教育诸制度的改革》报告中指出“高中教育…要与职业种类的专门化和新兴行业的人才需要相适应”；1993年，文部省通过的关于设立综合学科的通知及相关的文部省修正令，启动创建综合学科高中的改革试点工作[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