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职业教育办学定位的关系逻辑、现实挑战与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4-0033-08

当前，办学方向的模糊和不明确已经对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中职”）的改革发展产生了普遍的负面影响，不仅导致中职规模日趋缩小，其办学质量也难以得到社会认可。广大中职学校陷入普遍的迷惘与焦虑之中[]，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朝哪个方向改。中职要不要存在、以什么样态存在[2]，迫切需要得到理性而确定的回答。需要指出的是，中职的办学定位并非完全“自我决定”3]，而是受多种“关系”[4]影响，“关系”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中职办学定位的变化。

一、中职办学定位的关系逻辑

办学定位，也称办学方向定位，是对于自身办学类型和办学道路的选择[5，涵盖办学类型、层次、规模、功能、人才培养目标等多个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在法律层面决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中职处于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其办学规模、功能和人才培养目标等办学维度随多重关系演变而嬗变。

（一）中职办学规模受职教与普教的比例关系影响

现实是关系的生成过程[6，中职办学规模与普通高中办学规模始终处于动态生成、相互作用的状态，并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中职与普通高中应保持怎样的比例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政策决定的，而教育政策的每次调整都是对现实的回应和引导，取决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合流。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职普比例关系的变化态势，中职办学规模经历了“边缘化一大体相当一协调发展一少而精"等阶段。1978年，我国中职招生仅44.7万人，普通高中招生692.9万人，中职仅占高中阶段招生规模的 6% ，呈现出“边缘化"样态。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高中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招生数“大体相当”。经“加快"和“大力"发展，至1991年，中职招生数311.7万人，普通高中招生数243.8万人，中职占高中阶段招生规模的 56%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要求高中阶段 50%～70% 的学生就读中职学校。至1998年，中职招生539.5万人，普通高中招生359.6万人，中职占高中阶段招生规模的 60% ，稳稳占据“半壁江山”。之后，随着教育结构的调整，中职招生规模开始缩小。至2021年，中职招生数只相当于普通高中招生数的 35.08% ，首次跌至 40% 以下。2022年，《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淡化了对职普比的约束，中职招生规模进一步下滑。至2023年，中职招生数只占普通高中招生数的 31.93% 。2024年，教育部提出要举办“少而精”的中等职业教育[8]，标志着中职办学规模进人新的调整期。

中职办学规模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偏正态”分布，从早期的“边缘化"到较长时期的“职普大体相当”，随着“职普协调发展”和“少而精”中职规模的新定位，中职办学规模及在高中阶段占比持续缩小。未来中职办学规模大概率会进一步缩小，叠加生源减少的现实问题，中职会不会重现改革开放初期的“边缘化”乃至如初等职业教育般逐渐消失已成为业界争论的话题。

（二）中职办学功能受就业与升学的强弱关系影响

事物的功能由内在属性和外部关系决定[9]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中职始终面临着就业与升学的功能抉择，加之政策供给出现的反复和摇摆，使得正确把握就业与升学的关系在现实中变得更为艰难。

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职的办学功能是单一而确定的，即“以就业为导向”，“谋生准备”成为职业教育的第一目标[1]。200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正式提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这种相对单一的办学功能使广大中职学校可以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订单班”“冠名班”“顶岗实习”等改革措施不断推出。这一时期，升学被认为与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不符，中职的升学功能弱化甚至边缘化。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中职的办学功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变。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将“以就业为导向"调整为“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标志着中职办学功能从单纯的就业转向“为当前或今后更好地就业”。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中职要注重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具有扎实技术技能基础和合格文化基础的生源。2022年2月，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将推动中职学校多样化发展，从单纯“以就业为导向"转变为“就业与升学并重”]。目前，绝大多数省份中职生升学率已在 60%～70% 以上，有些中等职业学校的升学率更是达到 90% 以上[2]。上海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提出“严格控制以直接就业为培养目标的纯粹中职教育规模”13]。从国际上看，2021年，OECD国家中职升学占比均值为 73.3% ，欧洲25国中职升学占比均值为 70%^[14] 。可以预见，升学将成为未来中职办学的重要功能。

中职办学功能呈现“就业为主一就业为主兼顾升学一就业与升学并重”的演变过程，在升学功能逐渐增强的情况下，中职办学功能会否与普通高中趋同，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又该如何凸显正持续引发学界热议。

（三）中职办学目标受教育与产业的供求关系影响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范畴，本质上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15]。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中职办学目标受制并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域产业结构决定了中职的专业结构，中职专业结构应成为区域产业技能人才需求在职业教育中的直接映射。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业结构升级转换加速，技术进步日新月异。随着产业的持续升级，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深入应用，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尤其是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2亿人，但是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优的问题，特别是初级技能人才多，高技能人才少[17]。据预测，2035年我国高级和中级技术技能人才需求量将分别达到450万人和1.4亿人，初级技术技能人才需求量则将下降至7200万人，且总体出现供过于求，年均过剩100万人左右[18]。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十四五'末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 30% 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 35% ”，也是在这种变化趋势下提出的目标任务。人力资本市场的变化自然会对中职办学目标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中职政策供给产生直接影响。马克思认为，政策是以现实的东西，而不是以可能的东西为依据的[19]。目前的现实是产业对初级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逐年减少且存在过剩，而中职学校的办学定位主要是为区域产业培养初级技术技能人才，这种供需不匹配客观上要求中职学校的办学目标发生变化。

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变化，使广大中职学校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问题，中职还需要将初级技术技能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吗？

如果仍以培养初级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又如何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又何以融合；如果不再以培养初级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而当前中级、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任务又分属于高职专科和职业本科，中职与他们相比没有优势可言，很可能“生产的商品无市场”，这也成为“中职要不要办”的争论焦点。

二、中职办学定位的现实挑战

受多重关系的综合影响，中职办学定位开始逐渐“变焦”“失焦”，使得广大中职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职普比不断变化：中职会走向何处

中职发展始终绕不开职普比的话题。2023年，全国中职招生规模占高中阶段招生规模的比例已降至 31.93% ，未来大概率还会低于 30% 。但是，究竟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才能算是“协调发展”，恐怕很难有定论。作为治愈教育焦虑的“良方”，取消硬性职普比限制已成为社会的主流舆论[20]。根据多源流理论，“政策之窗"大概率会打开。如果取消硬性职普比限制，让学生在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之间自主选择，尤其是随着生源的锐减，中职能否避免“边缘化"并得以生存成为关注热点。

中职会走向何处，不仅广大中职学校处于迷茫之中，专家学者乃至教育行政部门也莫衷一是。虽然一些学者从学理、法理的角度论证中职存在并保持合理规模的必要性[21]，但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型劳动者的要求提高、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中职难以确立与普通高中的比较优势等多重因素叠加，使中职的办学定位越来越尴尬。加之普通高中的不断挤压，中职办学规模持续萎缩，进一步打击并削弱了中职学校的办学信心，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一是中职发展前景不明朗。虽然以前中职发展也历经曲折，但并没有触及中职生存的根基，只是争论“中职应该怎么办”“保持多大规模”，现在争论的焦点已经演变为“中职要不要办”“取消中职行不行”，中职存在的合理性遭受质疑。虽然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中职作为职业基础教育的地位依然稳固，在学界维持中职合理存在依然是主流取向，但中职以何种形式存在，是“边缘化存在”“基础性存在”还是“配套性存在”，目前并未形成共识。二是中职比较优势缺失。随着职普比的松绑，社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得以缓解或发生转移，学生将可以在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之间自由选择。中职学校何以吸引学生，如何以自身的特色确立与普通高中的比较优势，这是中职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普通高中的办学优势相比，中职学校的类型特色未能有效转化为办学优势，这导致中职办学的社会认同劣势难以得到扭转。如果不能确立比较优势、不能形成类型特色或类型特色不能获得社会认同，中职的生存处境就很难得到改善。三是中职政策支持相对弱化。在政策层面，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大力发展”“加快发展”“优先发展"等政策话语相比，目前出现更多的政策话语是“保持”“坚持”。在此影响下，一些省份开始不再保留省属中职学校[22]，一些地方开始建设“少而精”的中职学校[23]，现存的中职学校也很难制定出中长期发展规划。

（二）升学就业并重：中职将何以平衡

升学与就业一直是广大中职学校最为关注的问题。之前一段时期，升学曾被认为不符合中职的本质特征及办学方向。但是，随着中职“职业基础教育”定位的日渐明确，“升学与就业并重”成为政策主流，且现实中升学的权重越来越大，目前只有5个省份中职升学占比低于50% ，这种办学功能的根本性转变自然会对中职产生重大影响。

中职如何平衡升学与就业功能，这不仅关系办学比重的平衡，更为重要的是理念与实践上的平衡。广大中职学校显然难以把握好升学与就业的“平衡术”，办学功能的模糊不定给中职功能发挥带来了深层次的消极影响。一是人为地割裂丁开字与就业的链接。把升字切能当成了纯粹的升学教育，通过借鉴或复制普通高中的教育模式和管理方式，使中职学校“普通化”，一旦学生不能顺利升学，由于不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也难以实现高质量就业。同样的，将就业功能当成了纯粹的就业教育，进一步弱化文化和基础知识，突出职业技能的训练，学生就业了就难以再升学。这样人为地将升学与就业割裂，致使职业教育的“多样立交"变成了“多条单通道”。二是人为地“制造”了升学与就业的不同层级。一些中职学校在职普事实分层的基础上，再次将中职生按升学与就业进行分层，人为地制造了升学与就业的矛盾冲突，将升学当成基础教育。就业作为专业教育，即便同一个专业，升学与就业不同班级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迥异，呈现两套人才培养体系、两种人才培养模式。升学与就业不再是两种功能，而成为中职事实上的两个办学层次，客观上推动了中职就业功能的“边缘化”。三是客观上遮蔽了升学与就业的职业基础。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中职都属于职业基础教育，都应符合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定位，就业则以技能型人才就业，升学则实现技能型人才向高（端）技能型人才升级。一个核心问题是，中职的这种职业基础教育是否为升学必需。高职院校可以从普通高中招生，也可以从中职学校招生，两类学生升入高职院校谁更具竞争力、更受欢迎？根据笔者对部分高职院校领导和教师的访谈，事实上不少高职院校更欢迎普通高中学生。这就意味着学生不经过职业基础教育，也能培养成高（端）技能人才，这也是“ 3+3^…+3+4^′ 等中高职衔接项目“遇冷”的重要原因。如果同样升入高职院校，中职学生不具有竞争力，不具有与普通高中学生的相对优势，中职的职业基础教育定位就难以展现出必须或必然存在的正当性。

（三）产教供需矛盾凸显：中职将如何应对产教关系一直是影响中职办学的关键变量，“围绕产业办专业”“为区域产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也一直是中职办学的基本遵循。随着区域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规格要求也随之升级，中职人才培养规格已难以满足当下产业发展的需求，产教之间的供需矛盾日趋凸显，势必对中职办学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