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随企出海"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4-0057-08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随着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正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的支撑点[1]。中国已有200多所职业院校与70个国家和地区合作设立了400多个办学机构和项目，形成了鲁班工坊、丝路学院、詹天佑学院等一批“职教出海”品牌项目。然而，随着中资企业海外基建、产能合作项目的规模化推进，“走出去”企业对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的复合型需求也持续升级，职业教育规范化“随企出海”也面临新要求和新挑战。基于此，本文将从“一带一路"背景出发，分析职业教育“随企出海”的现状及问题，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随企出海”路径。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随企出海"的时代价值

（一）宏观层面：服务国家战略的现实需要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及地缘紧张局势冲击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链条，国际局势复杂严峻，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引领全球合作潮流的典范。职业教育“随企出海"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载体，也是职业院校践行教育强国战略、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重要举措。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有9400家企业参与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金额1438.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5% ，投资范围涉及151个国家和地区[3]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第二个黄金十年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向世界，海外中资企业对运营和管理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最大供给方，推动职业教育“随企出海”，培养一批在海外生产经营急需的、具有国际视野并通晓国际规则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效服务属地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服务我国外交大局的现实需要。

（二）中观层面：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对外交流是驱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更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品牌，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大批职业院校纷纷响应国家号召，通过“教随产出”、校企同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紧密接轨世界产业发展，多项目、多品牌“随企出海"开展跨境教育，有力促进了专业的国际化认证、职教资源和标准的国际推广。借由标准互认、资源互通等制度型开放实践，中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从单向输出转向共建共享4，职业教育标准从适应性接轨转向创造性引领。这不仅推动职业教育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革命的跨越，更拓展了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格局，为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适切性的实践方案。

（三）微观层面：助力职业院校发展的内在需求

“随企出海”是职业院校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业需求，职业院校动态优化专业布局，将国际技术标准与产业规范融入课程体系，推动专业建设从本土适配向全球协同升级。职业院校教师在参与海外企业技术服务的过程中，需要突破传统教学边界，深入理解不同国家的产业标准与技术规范，实现从知识传授向跨文化产教融合的角色转型，进而提升“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国际化能力。同时，职业院校与海外企业共建跨国人才培养载体，建立形成“需求调研—培养方案优化—人才定向输送"的完整育人链条，既增强人才培养与国际产业需求的适配度，又通过标准输出、资源共享等路径，逐步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职业教育合作生态，为职业院校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奠定基础。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随企出海"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人实施，我国铁路、公路、电力、港口、通信等产业相继走出国门，开始在全球各地承接对外工程项目，年均完成营业额1600亿美元以上，新签合同额2500亿美元以上[5]。与此同时，我国职业教育坚持“教随产出、校企同行”，在培养海外本土技能人才、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密切中外人文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不仅有效解决了中资企业属地化发展的问题，也为当地百姓带去优质的教育、实用的技术和丰富的就业机会，为提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发挥了重要作用，树立了中国职业教育良好的国际形象，呈现出跨境教育点多面广、办学模式灵活多样、国际影响广泛深刻的特点。

（一）跨境教育点多面广

中国对外投资整体上呈现“规模大、范围广、领域宽”三大特点，而与企业结伴而行的职业院校所开展的海外办学，也表现出点多面广的显著特征。《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3年度）》显示，2023年中国高等职业学校在国外开办学校543所，较上一年度增长 68% ；开设专业795个，较上一年度增长 76% 。以铁路行业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轨道交通职业院校在“一带一路”共建18个国家开设詹天佑学院3所、鲁班工坊5所，海外分校（培训中心）17所，对口援建学校1所，承担各类人员培训和技术服务项目300批以上，累计培训各类人员2万余人次，开发职业标准、专业标准、课程标准、项目化教材等各类教学资源1000余项，为海外中资企业属地化运营战略的顺利实施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办学模式灵活多样

职业院校在开展跨境教育服务时，充分对接海外职业教育需求，结合自身特色专业优势，形成了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其中最常见的是校企合作模式，即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同在国（境）外合作办学或共建培训中心，如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共建马来西亚“高铁工坊”与埃塞俄比亚一吉布提标准轨距铁路公司共建"EDR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中心"等。校校合作模式也较为多见，通常由外方院校提供场地与设备支持，中方院校输出专业标准、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及师资等，如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埃塞俄比亚等国职业院校共建多所“大禹学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柬埔寨柬华理事会合作共建柬华应用科技大学。

（三）国际影响广泛深刻

我国职业院校坚持以“技术”为纽带，以“创新”为引领，依托建立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班·墨学院等一批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职业教育海外办学机构，广泛参与合作国职业标准制定、本土师资培训、教学资源开发和技能人才培养。通过技术培训、技术转移、技术开发等不断增强合作国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也吸引一批留学生来华留学，对合作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伴随职业教育“随企出海”，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职业教育海外办学品牌，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的职业教育标准、资源和装备，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3年度）》显示，2023年，我国高等职业学校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职业教育标准近8000个，资源近35000个，装备近3000个；我国高等职业学校近 99% 的来华留学生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充分彰显了中国职业教育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的突出贡献。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随企出海"的现实困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职业教育“随企出海”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办学格局。以鲁班工坊、丝路学院、詹天佑学院等品牌项目为代表的中国职业教育已经在海外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但在实践层面仍面临四大结构性挑战，即产教协同机制不够顺畅、制度保障供给相对不足、标准国际化推广路径不畅、人才培养范式创新乏力，成为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短板。

（一）校企深度协作机制不够健全

当前，职业院校跟随企业“走出去”多采用“点对点”校企合作的模式。这种碎片化的协作模式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导致学校之间、学校与产业链群之间难以建立常态化的高效沟通机制和协同联动体系，造成跨境教育资源在配置中的信息孤岛和协调障碍凸显。例如，不同学校在“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针对同一地区、同一产业布局相似的教育项目，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有部分职业院校存在概念泛化倾向，将常规的国际交流合作简单冠以“职教出海"标签，却未开展实质性产教协同项目。这种同质化、低质化的交流合作，既缺乏与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深度对接，也无法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反哺作用，更影响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品牌建设的成效。

（二）境外办学保障政策不够完善

良好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是破解境外办学制度性壁垒、优化政策执行效能的核心保障。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试行）》，从招生与学籍、教学与科研、教师与学生、教学质量评估、行政管理等环节，为高校境外办学提供了框架性指导。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制度性壁垒和执行层面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效能的充分发挥。一是制度性差异影响了管理效能的充分释放。例如，“联合管理委员会中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1/2”的要求，与部分国家强调的教育主权原则相悖。二是金融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健全。《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试行）》提出要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稳妥利用贷款和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增加办学经费”，但在跨境资金运作、风险管控等实际问题上的支持性政策和实施细则还需完善。三是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结构性断层。尽管国家已针对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系统化、常态化的政策落实机制尚需完善，政策的执行和监管需要进一步加强[6]。

（三）中国职教标准推广落地存在困难

技术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职业教育标准。由于欧美相关产业起步较早，在技术标准制定方面具有先发优势，我国工程建设的技术标准在国际推广应用中面临较大挑战。相关研究显示，我国工程建设标准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应用比例约为 35% ，且主要集中在援助类项目和企业投资类项目[。同时，由于中外双方的文化习惯、技术指标的差异等现实因素，也导致中国职教标准推广运用较为困难。例如，在教育实践的深层逻辑中，中国职业教育体系以统一化课程安排、标准化教学管理为特征，注重规模化人才培养的系统性与规范性，与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崇尚个体自主、强调差异化发展的个性化教育理念形成鲜明碰撞。在技术应用维度，因产业发展水平、行业标准体系不同，不同国家对同一专业领域的技术规范、参数指标设定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影响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的课程适配与教学实施，更成为阻碍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出去”的关键因素。

（四）海外本土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升

高水平的人才培养需要高质量的要素投入。职业院校开展境外办学普遍面临办学条件有限、教学资源不足、培养周期短暂、社会环境不稳定等问题，客观上制约了海外本土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例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国内国有资产的相关管理规定和境外投资限制，职业院校难以在海外建立完善的实验实训设施，只能有选择地开展实训项目，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由于语言、文化差异以及获取渠道有限，职业院校开展境外办学时可能也难以获取丰富且适配的教学资源。此外，由于培训成本和培训时长的制约，许多培训项目仅注重学员单项技能的培养，缺乏完整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必要的延伸拓展，不利于学员后续的职业发展。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随企出海"的路径优化

基于新时代“随企出海"要求及面临的现实困境，职业院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办学优势，坚持教随产出、校企同行，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多方联动的跨境协同机制；以海外办学机构及项目为纽带，构建相互支撑的跨境教育格局；以行业技术创新为引领，开发国际认可的职业教育标准；以服务国际产能合作为目标，构建多元贯通的海外人才培养体系，深人探索新时代职业教育“随企出海”的有效路径。

（一）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建立多方联动的跨境协同机制

职业教育是与产业经济关联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之一。职业教育“随企出海”战略的实施必须深度契合产业发展需求，以产业国际化战略为行动纲领，坚持“教随产出""校企同行”，在高水平服务“走出去”企业属地化发展的同时，促进自身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