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共生发展的逻辑理路与推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4-0074-08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1]。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繁荣乡村文化，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大力培养乡村人才，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文化素养，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头脑思想”

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继续教育作为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支柱，与乡村文化振兴这一涵养乡风文明、重塑乡村认同的系统工程，形成双向赋能的共生发展格局：一方面，继续教育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在培育新时代乡风文明方面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繁荣乡村文化、提升农村居民的综合文明素养均离不开继续教育。另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也为继续教育提供了内容依托和现实载体。Y市A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的梅山文化、湖湘文化、黑茶文化、生态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这“五大文化”成为该县以文化人、以文促兴的重要抓手，形成了以文化振兴引领乡村振兴的“AH模式”。基于此，本研究依托共生理论，分析继续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之间的共生关系，结合Y市A县的典型案例，探寻继续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共生发展的逻辑理路与推进路径，以期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案例选择与研究设计

《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报告（2024—2025）》[2]一书从文化振兴引领乡村振兴的视角出发，全面系统地分析了2024—2025年文化振兴引领乡村振兴的主要进展、机遇、挑战与发展趋势，深入探讨其实现路径与策略，并结合具体案例展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振兴引领乡村振兴的模式。本研究选取其中Y市A县作为分析案例，结合红网、学习强国、《人民日报》等媒体的相关报道作为辅助资料。A县共有362个村、71个社区，23个乡村振兴人才服务站，本研究选取A县的YX村、XJ村、MXK村、CXHH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共约2400户人口、9000名村民。这些村庄和社区均致力于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基地，并建立了多种多样的群众组织、举办了各类文化活动。基于此，本研究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文本资料进行深人解读。通过对Y市A县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剖析，探究继续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阐明二者共生发展的逻辑框架与推进策略。

二、共生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一）共生理论阐释

“共生"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879年，由德国生物学家安通·德里贝（AtondeBray）在《共生现象》一书中提出[3]，意指不同种属之间的生物按照某种物质联系协同进化，处于一种相互依赖、互惠共存的共生关系[4]。1998年，该理论由袁纯清引人我国，其在《共生理论一一兼论小型经济》一书中指出，共生是指在特定的共生环境下，共生单元之间依据某种共生模式所构建的相互关系，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个要素[5]。其中，共生单元是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础单元，其核心作用在于进行能量生产与交换，构成了共生体的物质基础。共生单元的性质会随着研究层次的变动而变化。共生模式（也称共生关系）体现了共生单元之间及其结构与层次相互作用的机制。各单元处于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和依赖的状态中。共生模式不仅体现单元间物质与信息的传递关系，同时也表征了其能量关联，依存于特定的环境而形成和发展。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以外所有因素的总和。共生体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信息及能量交换，构成了双方互动的核心媒介。

随着共生理论的发展，其也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组织学、管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在教育领域，学者将共生理论应用于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城乡教育资源、职业教育与非遗产业[8]产教融合[9]等。

（二）共生理论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借鉴生物学共生理论蕴含的相互依存、协同进化思想，乡村文化振兴与继续教育存在资源互补与功能协同的关系。继续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托乡村资源的非正规文化教育、非正式文化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相同的功能指向性，即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二者存在密切的共生关联。

从共生单元视角来看，继续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是两个共生单元，二者相互独立又互补。在共生发展过程中，共生单元可分为显性主体和隐性主体，涉及企业、社会机构、学校、政府等。其中，显性主体主要指企业、乡村振兴人才服务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隐性主体通常指乡村文化传承者与受教育者等，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物质、信息或能量交换。

共生模式是推动城乡资源融合、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继续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共生模式呈现出从“偏利共生"向“互惠共生"演进的特征。继续教育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工具性载体，凸显了继续教育的工具理性，即为了达成特定目标而采取的理性行为，其基于效率和效果最大化，关注如何最有效地达到目标[1]。这种共生模式会存在资源投入与效益产出的非对称性。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深入推进，继续教育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角色逐渐从工具性载体转变为共生主体，强调继续教育的价值理性，关注在此过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共生环境主要包括政策与制度环境、社会与文化环境、生态与技术环境等。政策与制度环境包括国家层面的乡村振兴战略、地方层面的文化保护法规等，这些政策为共生单元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社会与文化环境是指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地方特有的人情网络关系以及城乡间文化平等互惠的核心理念，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维系共生关系的情感纽带，确保共生关系的稳定；生态与技术环境包括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有效介人，为共生体注入可持续发展动力。

三、继续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共生关系的缔结

共生关系形成的前提是共生单元间存在各类资源互补或协同促进效应。继续教育在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同时，乡村文化振兴也在反哺继续教育。

（一）继续教育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继续教育具有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职能，可以为乡村文化振兴注人现代文明要素，促进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创新。一方面，以文化人才培养赋能乡村文化建设，强化乡村文化支撑。首先，加强对高层次文化人才的培育，引进文化研究方面的高端人才。依托高等教育机构、专业研究机构以及文艺团体等，加大对传统文化领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其次，加强乡村非遗文化传承人的培育。依托非遗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学校、大师工作室、非遗工作坊、非遗实践基地等平台，建立“传帮带”机制，对有一定技艺基础和学习意愿的传承人进行培训。最后，壮大乡村文化队伍，定向培养基层文艺人才。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带动基层文化人员和民间文化能手积极参与培育。

另一方面，以资源整合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激活乡村文化活力。继续教育不仅承担着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的任务，还肩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使命。继续教育能够通过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激活各类文化空间，将承载地方文化的农家书屋、非遗工坊、文化主题公园等转化为乡村文化教育的实践基地，丰富农村居民的生活，促进地方文化传承与创新；举办读书会、送戏下乡、联欢会等，增强农村居民文化自信，使他们深入理解乡村文化内涵；利用数字技术对地方文化进行数字化保护与传播，为农村居民提供展示自我、交流思想的平台，以多种方式展现乡村文化，提高乡村文化的吸引力。

（二）乡村文化振兴对继续教育的反哺

继续教育通过融入地方优秀文化，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教育模式。一方面，乡村人才多元需求推动继续教育多元化发展。乡村文化振兴对继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继续教育不仅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各种专业技能，还要融入乡村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等内容，使受教育者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地方文化。乡村文化振兴需要通过继续教育培养大量具有乡土情怀和专业技能的人才。广大农村居民是乡村文化建设和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才能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另一方面，拓宽继续教育空间。乡村为继续教育教学实践提供了宽阔的场域，使继续教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教室和培训机构，而是扩展至田间地头、示范基地等乡村角落。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介人，使农村居民能够更便捷、更高效地获取教育资源。

四、继续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共生发展的逻辑理路

本研究依托Y市A县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典型案例，对其继续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共生发展进行深入剖析，将二者共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归纳如下。

（一）共生单元的质参量兼容，共担乡村振兴责任

共生体中，共生单元间存在固有的关联性，通常体现为共生单元质参量之间的相互映射关系，这种相互关联的特性称为质参量兼容。

其一，党政力量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通过弹性嵌入促进乡村社区集体文化行动的形成。党政力量的质参量核心在于政治引领和价值导向。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营造氛围，为其他共生主体参与文化振兴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和行动空间，使其活动与国家大政方针兼容。例如，YX村探索出“党建 + 合作社 + 社会资金 + 农户”的产业模式，通过党建提高农村居民的集体意识，催生出稳定的集体行动，发展集体经济。又如A县纪委监委引导各政府部门创新活动载体，开展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的廉洁文化活动。通过继续教育，党政的价值引领和政策主导力得以具象化和可操作化，为共生体提供了统一的精神内核。

其二，实施驻村帮扶行动。驻村帮扶是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抓手。驻村工作队伍将上级党委政策与基层的实际需求连接起来，对接外部教育资源，确保资源投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A县紧抓省直宣传系统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帮扶机遇，深挖该地文化底蕴，围绕“文化 + "开展宣传工作。在政策导向下，驻村工作队伍入驻社区，为其带来先进的文化教育理念和技术技能，助推社区深挖并利用乡土资源。同时，工作队利用新媒体平台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有效改善了该村居民的认知。驻村工作队将宏观政策与微观需求通过继续教育实践连接起来，确保教育内容精准兼容村民需求，提升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和发展能力。

其三，群众组织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农村志愿服务组织是乡村本土和国家力量协调作用的产物"，根植于农村日常生活。群众组织以社区凝聚力为核心要素，通过组织乡村社区活动，将外部的文化资源与内部的社区网络、文化认同深度融合，并将其转化为社区学习、交流的平台，进而发掘和培养本土人才。例如，组建下乡志愿支教队从培养农村居民的书法爱好人手，教授他们传统技艺，逐步提升其文化素养；组织青年公益讲师团入村开展党的二十大宣传教育活动。群众组织通过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增强内部凝聚力，保障了继续教育的参与度，也进一步激发了社区文化创造力，使教育成果内化为乡村社区共同的文化资本和行动力量。

其四，行业、企业对乡村文化教育的资源投入。村企合作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推动力，企业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是响应国家号召、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12]。企业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和乡村文化资源禀赋，为乡村文化教育提供物质和技术保障。同时，通过教育驱动乡村人力资本提升，构建企业发展与乡村繁荣互利共赢的兼容格局。例如，H企业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构建省级教育平台，精准输送优质教育资源，直接赋能乡村教育质量提升。A县制茶厂则创新性地将廉洁文化与乡土文化基因深度融入企业运营及全链条人才培训体系，促成了企业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深度互嵌与共生共荣。行业、企业的这种教育投入，超越了单向的帮扶，不仅赋能乡村关键的人力资本，更驱动乡村产业链的文化增值，构建了一种互利共赢的共生模式。

（二）共生模式的动态性耦合，实现供需精准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