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职产业学院建设的困境与反思
作者: 刘志文 孙延杰 寿丽君[作者简介](1972-),男,江西余干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女,山东德州人,在读博士。( )(1976-),女,湖南永顺人,主任,高级讲师。广州51042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广州市工贸技师委托项目“六边形底座能力培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M2025054,项目主持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6-0014-08
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1],其底层逻辑是“教育助推中国成为世界强国”2]。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既是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也是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依托人口红利优势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但仍面临瓶颈。一方面,产业核心竞争力尚未突破技术链、创新链的中低端锁定,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亟待破解[3]。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不足4,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撑效能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在此背景下,相较于普通本科高校的产业学院建设,高职产业学院在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治理、推动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5。高职产业学院作为产教融合的新型组织形态,通过创新办学体制构建“教育链一人才链一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通的协同机制,不仅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场域,更成为驱动高职教育体系现代化、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因此,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探讨高职产业学院的应然功能定位与现实困境,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而助力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内涵阐释
本研究借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从功能分化的角度试图解释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建设和发展。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框架
结构功能主义发端于社会学领域,由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奠基,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系统化发展,最终由帕森斯(Parsons)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受斯宾塞的影响,帕森斯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体系》一书中明确提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建构了一个与总体社会系统相关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社会结构是由具备特定功能的各种子系统协同运作的“总体社会系统”,无论是宏观社会系统还是微观社会组织,任何行动系统的运行及发展都离不开四个功能要件,即适应(Adap-tion)、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即“AGIL”模型,各子系统通过不断的功能分化与整合实现社会动态平衡[。对应这四项基本功能,帕森斯将社会系统分为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和行为有机系统四个子系统。从帕森斯的结构理论可以看出,其不仅追求宏观层面的结构建构,而且从功能实现层面来确证结构实体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将结构分析与功能主义进行有机结合,确立了“系统”作为社会分析的核心概念。这种系统功能论为理解社会秩序的形成机制与维持逻辑提供了具备可操作性的理论工具。
(二)结构功能主义对高职产业学院建设的适切性
传统产教融合主要聚焦于教学层面,即人才培养的“技术”维度,但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深化产教融合亟待实现从教学层面向教育层面的跃升,并进一步拓展至办学层面。这需要从办学理念革新、科技创新驱动、组织结构优化以及文化建设涵育等多维度进行系统性推进[8。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组织载体,高职产业学院的功能定位及其系统性建设亟须持续优化,以有效服务教育强国建设自标。因此,本研究借鉴结构功能主义,将高职产业学院视为一个整体系统,基于“适应”“目的达成”“整合”“模式维护”四项基本功能,来构建高职产业学院实体化运行的系统性分析模型。具体来讲,在“适应”功能维度,高职产业学院应响应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的外部挑战,重点评估其课程体系、专业设置、实训平台的迭代速率与人才培养的契合度;在“目标达成"维度,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的全面发展与服务产业、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在“整合"维度,构建产教协同机制,着重考察其组织间的资源交换网络;在“模式维持”维度,保持教育属性与市场逻辑的动态平衡,关注企业、学校的文化认知与核心价值追求,促进多方主体的共商共建共享。值得强调的是,本研究在应用AGIL模型时特别注意规避结构决定论倾向,同步追踪了环境变化与组织能动的双向建构过程,克服静态分析的局限性,使研究框架兼具系统观与过程性的特征。
二、教育强国背景下高职产业学院的功能定位
教育强国建设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本源功能和政治责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性任务[9]。产业学院作为产教融合实体化运行的关键载体,承担着培养高技能人才、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等任务,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器。为此,产业学院应实现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四项关键功能。
(一)适应功能:推进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认为,行为有机系统是指在宏观社会中对环境条件的适应,其适应功能揭示了社会系统通过资源转换实现环境调适的内在机理。产业学院的跨界性决定了其必然与区域产业发生联系,即学校通过与产业、企业的合作来获取资源以维持人才培养工作的稳定运行。我国高职产业学院的适应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宏观层面应达成专业集群与区域产业链结构的空间耦合,形成共生关系,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产业需求相适应;微观层面需实现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实训平台与产业技术迭代的匹配,促进人才培养有效支撑产业升级。但是,这种适应功能具有动态性和能动性,应通过预测、响应、调适的主动介入,使其课程内容、专业建设等与产业结构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适应人的职业生涯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最终实现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的动态平衡。由此,产业学院在运行过程中发挥适应功能,增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协作与联结,从而适应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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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达成: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发展的双重使命
高职产业学院作为产教深度融合的关键载体,承担着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在育人维度上,其核心任务在于实现技能传承与创新能力的协同发展,同时注意工匠精神的培育。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创新从“设备升级"向“人机协同"转变,要求培养具备数字素养的复合型人才,高职教育价值也从“技能传授”向“人的全面发展”演进,塑造集职业精神、职业素养、职业技能于一体的人才培养生态。在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层面,将个人职业规划融入区域产业链升级进程,不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帮助青年人完成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转移[10]。这种从单一技能形成到素养提升、价值实现的递进式培养模式,实质上是对技能型社会建设诉求的实践回应,更是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的战略路径。但是,“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孕育和生长于一定的文化土壤,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维度和缩影"[]。正因如此,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技术改革、技术创新所彰显的时代特征与产业发展对技术革新的实践需求相回应,还需要以人为本精神的注入与彰显,这是高职产业学院长效运行的坚实力量。
(三)资源整合:从“资源对接”向“生态共建”深化
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应以前瞻性、全局性与整体性思维为基础,重点解决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12]。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揭示了社会系统具有整合功能。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多元办学”指导原则,高职产业学院的运行需要企业、产业、行业、政府、学校、社会组织等的共同参与,目的是通过多元合作和协调来实现区域内的资源整合,并逐步发展区域组织间合作网络,建设产教深度融合生态系统。这一方式相较于单一主体办学,具有以下优势:一是通过多维联动,有效突破职业教育资源获取的路径依赖;二是依托区域产业布局形成要素集聚效应,推动教学资源与产业需求的动态适配;三是通过产学研合作,促进技术转化来实现产业学院办学效益的提升,以人才培养反哺产业发展,促进其转型升级。事实上,仅靠技术创造和发明无法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如果技术专利得不到转化落地和应用,就难以形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调动技术创造者的积极性。因此,在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产业学院建设需要突破传统的以资源对接为表象的资源整合,转向各方生态共建,弥补单一主体办学资源的局限,促使各方主体优势叠加,实现全新的功能与特性,不断催生各领域的集成创新,为产业学院的深度发展提供良好生态。
(四)模式维护:以价值共识达成产学研体系创新发展
模式维护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各利益主体之间共同价值观的形成。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文化系统的功能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通过价值内化实现模式维持的,而“和谐共生的文化氛围对人才和组织的共同成长和发展具有明显的推进作用”13]。在高职产业学院发展过程中,系统内成员通过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的不断内化产生“社会化”,以此实现社会的“制度化”,并催生出包含产教契约、质量标准和创新公约在内的制度体系,从而形成维持相对稳定运行的内在聚合力。基于此,高职产业学院的模式维护功能需包含价值、制度、技术三个核心维度。具体来讲,价值维度,通过工匠精神培育形成文化黏性,使校企价值理念在技能传授过程中达成默会整合;制度维度,建立包含产权配置、利益分配、风险共担的契约化治理体系;技术维度,构建研发中心、教学工场、孵化基地的实体化运行载体,通过“课证融通”模式提升技术转化效率,最终达到通过价值内化到各方主体,达成价值共识来维持系统内要素的存在和进化。同时,其系统的文化模式必须得到供给、维持和更新,进而对产教深度融合生态体系建设发挥最大作用。
三、教育强国背景下高职产业学院建设的问题表征
探讨教育强国背景下的高职产业学院建设,需厘清当前其在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困境。这不仅关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还决定教育强国内涵建设成效。
(一)社会适应功能失配:产业迭代与人才供给的时空错配
“十四五"时期,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释放出巨大的时代红利。在此背景下,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对技术技能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知识维度,需构建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认知;在技能维度,需掌握复合型能力;在素养维度,需强调数字伦理与跨界协同意识的培养。这种人才素质要求与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动态适配关系,构成了高职产业学院现代化建设的底层逻辑与核心命题。
智能时代数字技术的加速迭代推动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进而对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改革诉求。然而,受传统教育模式路径依赖的制约,当前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仍存在明显的时空错配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才培养的时间滞后性制约了产业升级的支撑能力。产业数字化与工业4.0技术对实体经济的深度渗透,引发了职业岗位群的技能谱系重构与新职业形态的持续涌现,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为支撑。但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实训平台建设等方面未能实现与产业技术迭代的同步演进,导致产业学院培养的人才入职后普遍存在知识结构老化、技能储备不足等问题,难以适应岗位需求,直接削弱了教育链对产业链的动态响应能力。其二,产业学院建设与区域产业链结构的空间耦合度偏低。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学院的设立尚未对提升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适应性水平产生显著效应[14],尤其是在新兴产业领域,产业学院的数量与布局远不能满足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人才培养规模与岗位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缺口。上述问题的本质在于,面对技术革新、职业形态演变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动态变化,产业学院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响应机制,其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不足,导致在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中未能充分发挥效能。
(二)目标达成功能失真:高素质现代技术人才数量的缺乏
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在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不仅承担着理论知识传授的重任,还需着力提升学生的实践经验与技术应用能力。然而,审视当前人才市场格局,具备高技能水平、高综合素质的劳动者呈现明显短缺态势。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末,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突破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规模达5800万人[15]。但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总量的比重尚不足 30% ,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难以充分满足产业升级对高端人力资源的需求。从产业智能化发展的视角来看,其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一方面,产业智能化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随着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在生产流程中的广泛应用,重复性、规律性的低技能岗位逐步被机器所取代。另一方面,对高技能劳动力呈现出互补效应,智能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具备数字化、信息化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以实现对先进技术设备的操作、维护与创新应用[16]。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升级将促使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分化,低技能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而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虽逐渐提升,但增长速度难以匹配产业智能化的发展步伐,这可能导致我国就业市场呈现出“两极化”特征,进而加剧劳动力结构的失衡与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此外,高技能人才缺口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日益凸显。麦肯锡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我国人才供给存在结构性矛盾,在较低端就业市场,2020年约有2300万的富余劳动力;而在较高端就业市场,人才缺口高达2400万,其中对受过职业培训的人才缺口达1600万。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无法及时填补这一缺口,未来将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更为严重的制约,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高昂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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