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赋能乡村工匠培育：新机遇、新挑战、新路向

[作者简介]（1966-），男，四川南充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女，湖北恩施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硕士。（重庆40071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创新素养测评模型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YS240100，项目主持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6-0022-09

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着力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程。高职教育作为发展个体职业技术技能、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重要力量，在乡村工匠数字化发展和工匠队伍现代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此，学界围绕高职教育培育和发展乡村工匠展开研究，探讨了两者相互影响、作用的基本路径，明确了高职教育培育乡村工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基于数字化时代关注高职教育培育新型乡村工匠并促进传统乡村工匠转型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数字化转型发展背景的深入分析，明确高职教育培育乡村工匠的已有基础和现实困境，以进一步探讨其适切时代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数字化转型赋能乡村工匠培育的新机遇

面对数字技术的迅猛更新和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为包括高职教育、乡村工匠培养等内容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发展带来新的转型契机。

（一）精准识别乡村产业体系与乡村工匠的技术定位

实施乡村振兴重在产业兴旺，推动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努力优化农业从业者的结构。一方面，从乡村从业者的生活现实、文化基础和技艺传承等方面出发，支持从业者通过弹性学制参与农业职业教育，提升其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和引入新型人才参与乡村建设，在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的同时，积极建立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及实践锻炼等多种途径并进的人才培养制度。乡村工匠既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技术承载者，也是农业生产任务的重要承担者，需要顺应技术发展潮流、回应数字时代向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建设者转型的要求。由此，乡村工匠因其在乡村产业体系升级中的特殊角色，在数字时代受到更多关注。

一是数字时代乡村产业集群式发展，乡村工匠队伍建设走向组织化。乡村工匠作为乡村领域内具有突出技艺的手工业者，是技术的实践主体[]，是特殊场域和群体文化下逐步形成的群体，也是中国乡土社会的鲜活代表，更是从事乡村生产、传承乡村文化的重要主体。基于传统师徒制技艺传承存在的教学主观性问题，乡村工匠群体内部大多数因主体的不同而存在工艺底色和特征上的差异性。于传统技术本身的长远发展和革新而言，分散的乡村工匠队伍难以支撑传统工艺的产业化、集成化发展。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产业的资源困境，以存储、传输与共享的便捷性将数据渗透乡村各领域，削弱信息的不对等性，显示出乡村产业集约化发展的巨大潜能2。同时，由乡村产业集群带来的技术和人员资源，为乡村工匠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顺应系统化的队伍建设和组织化的生产培训提供了重要基础。二是数字时代乡村产业多领域融合，乡村工匠技能培训走向现代化。中央为了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建设新农村时提出的“生产发展”目标升级为“产业兴旺”，进一步改造落后产业、扶持新兴产业，明确指出农村产业要在保持差异化发展的同时，提升关联度、增加多样性、增强协同性。现阶段，我国乡村产业的发展在组织健全、主体繁荣等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对传统乡村社会因小农经济模式而出现的生产过程细碎化、生产资料分散化弊端有所弥补[3]。此外，数字技术的加入，成为不同类型的产业、不同行业的主体、不同背景的工艺共同发展的黏合剂，更为乡村工匠的技能培训方式改革提供了技术支撑。三是数字时代乡村产业结构性优化，乡村工匠职业规划走向事业化。数字资源、数字技术等诱发的数字经济带动了乡村产业的优化、调整和升级4，并对传统工艺和技术提出更具针对性、专业性的要求。换言之，工匠与技术是同根共生且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中乡村工匠更是兼具综合传统技术和特殊人文的存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由于信息、产品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较为有限，乡村工匠的技术更新和产品迭代较为缓慢甚至停滞。随着数字传播的加速和数字技术的演进，乡村工匠必须进行技术革新和文化接洽，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信息数据不断消逝叠加的境遇中，保障该群体不落伍乃至领先。

（二）下沉数字技术资源促进手工技艺的积累与创新

无论是乡村工匠自身的发展，还是其所承载的传统技艺的更新，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现阶段数字技术资源下沉的过程中，顶层设计的重视、发展政策的利好、主体联动的便捷及新兴技术的支持，都显示出乡村工匠及其技术发展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

一方面，数字技术资源下沉是乡村工匠技艺积累与创新的系统集成基础。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嵌入使信息资源能够超越空间的局限进行流动[5]，并通过数据和技术的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对相关政府部门而言，数字技术缩短了政策制定与乡村实践实施的距离，形成支撑优化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工匠发展的管理合力。数字技术的介入为乡村闭塞的发展空间带来了资源，为形成特色产业建设、特色技艺发展的区域协同力奠定基础。对乡村人才的培养主体而言，数字技术的使用为职业院校建构了传统技艺学习、实践的虚拟和现实交织的空间，职业院校的学生能够对话真实的乡村从业者、学习各具特色的乡村工艺，形成壮大乡村工匠队伍、提升乡村工匠整体水平的后备力量。另一方面，数字资源下沉本质上是打通横向上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主体和纵向上不同阶段、不同时期资源的流通。一是就乡村工匠传统工艺的传承与积累而言，现阶段数字技术在图像处理、数据记录、智能修复、数据库检索等方面的发展迅速，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传统工艺，为乡村工匠的技艺传承提供依据。同时，乡村工匠作为拥有传统技术的乡村从业者，因地理位置、文化习俗的不同有着工艺或技术上的差异，乡村工匠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完整记录工艺流程，以网络平台为媒介搭建“现代师徒"关系，为技术的传承、累积和叠加提供便捷友好的途径。二是就乡村工匠传统工艺的发展与创新而言，传统工业时代逐渐向数字化时代过渡，伴随而来的是思维、意识及文化的蜕变，逐渐凸显出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特征。在数字技术的指引下，乡村工匠制作产品的设计思维由依赖个体的领悟能力转向从市场生产任务出发，驱动因素由传统的跟进社会发展到通过大数据分析预知需求，支撑工艺创新发展的信息来源由既定的个人经验、言传身教拓展到社会组织、网络媒体，工艺产品的传播也由一般的区域内消费走向跨区域消费。此时，乡村工匠不仅是工艺产品的设计者、制作者，更兼具保护者、传播者的身份。由此可见，数字技术资源的下沉和发展，既为乡村工匠的技术传承、创新和弘扬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传播平台，同时也对乡村工匠的自我发展和群体建设提供了更具时代性、发展性和长远性的要求。

（三）活态化传承乡土文化引领手工艺产业转型升级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8]，这既是中华悠久发展历史中劳动人民凝结生活智慧所创造出的乡村发展形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不同时代不断更新和发展的重要根系力量。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乡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漫长的发展历史和扎实的实践经验。因此，在处理乡村发展问题时，要调动乡村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挖掘、传承、创新传统村落中的乡风民俗、特色工艺等优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首先，乡土文化的独特性能够转化为乡村产业开发的经济价值，推动乡村工匠技艺产业化发展。乡村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带有的文化特征和地区标识，凭借地方特色开发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工艺品，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乡村产业的发展速度，也放大了乡土文化对乡村产业发展的经济价值。乡村工匠作为乡村产业建设的技术承担者，面对不断产生的新兴产业，更新传统技艺并实现产业化生产是其实现技术能力与经济能力转换的必经之路。其次，乡土文化能够提供乡村产业升级所需的社会价值，推动乡村工匠队伍转型。乡土文化的形成是乡村劳动者共同进行文化选择的结果，体现不同主体在自我文化建构的基础上，对乡村社会文化要素进行审视、比较、评判和取舍的自主地位°。传统乡村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息传播大多数依赖口口相传的方式，乡村居民的劳动以分散的农业、手工业为主。尽管在不同背景、思维个体的信息互换中存在催生新兴产品设计的可能，但缺点是贯通链条不完整且技能更新缓慢。数字时代的到来，将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等资源向下延伸至具体用户端，为乡村不同产业的从业者提供了信息汇聚、数据交换的集成化虚拟社会空间，使更多主体参与乡村产业升级。最后，乡土文化的传承性能够为乡村产业壮大带来文化价值，推动乡村工匠角色的建构。对承载乡村风情、传统记忆、特色工艺的乡村工匠而言，乡土文化是其生长、发展及转型的土壤。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认可独属于乡村的文化力量，对乡村工匠的身份和角色给予更多的敬畏和尊崇。原本囿于一村之内、一技之中的乡村工匠在文化产业壮大的过程中，日渐认识到自身不仅仅是掌握技术的工人，更是承载文化的匠人，职业自豪感和吸引力大幅上升。

二、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职乡村工匠培育的新挑战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高等职业教育培育和发展乡村工匠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信息资源。然而，高职教育在助力乡村工匠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有效处理数字技术与传统技艺、新兴人才与传统工匠、智能思维与传统观念、时代元素与传统特色等关系成为高职院校扎根乡村实践、推动人才培养和助力乡村建设的重要议题。

（一）“代际脱嵌”：技术智能升级与乡村工匠技能滞后的结构矛盾

乡村工匠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和现代社会建设者的重要角色，是技术转型和能力升级的生力军，同时也是传统与现代技艺融合的实践者。首先，乡村工匠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现代生产与传统作业的矛盾。智能技术的发展使现代生产呈现出多维技术并行且日益融合的趋势，催生出以突破性技术、革新性技术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10]，由此推动基本生产要素重组和优化，为更多新兴产业的诞生和发展提供建设基础。在传统的生产作业中，工匠往往依赖师徒关系传承技术，工艺革新速度慢，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工匠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其次，乡村工匠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数字工艺与传统技术的矛盾。技术的持续更新、迭代明显提升了其普及度，表现为数字化平台、信息通信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建设和应用。在此背景下，数字工艺遵循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市场需求导向，采用系统化、制度化、流程化、批量化的生产工序和要素组织，具有较高的可复制性。乡村工匠所承载的传统技术则与之相反，其生产过程受到乡村工匠主体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主观性、随意性和不可复制性。最后，乡村工匠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新兴人才与传统工匠的矛盾。国家和社会对新兴技术技能人才高度关注和重视，具备现代化、标准化数字技术的高技能人才能够获得来自政府、企业等的资源支持，并凭借现代话语和营销优势赢得社会大众的价值认同[]。然而，成长于信息传播相对滞后、数字流通受限的乡村工匠，他们在社会整体生产价值链中的话语权较弱，社会影响力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数字技术的抵触情绪。

（二）“去技能化”：乡村工匠技能的非具身替代与实践场景的失真

乡村工匠的技能形成于现实的生产劳动，是乡土文化和乡村社会的产物，是对乡土人文地理的真实关照，也是对乡村劳动实践体验和生产生活经验的真切提炼，彰显出乡村社会独有的、富有实用性和生产性的艺术审美志趣、社会生活体悟及乡土文化意识[12]。同时，这些技能的形成也受到乡村工匠群体心智认知、行为实践以及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是，鉴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融合尚处于不断完善阶段，高职院校在培育乡村工匠的过程中，面临因数字技术的非具身性特征而引发的诸多挑战。

首先，高职院校在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技术技能培训与教学时，增加了技能传递的环节，由原来的“传统技能一乡村工匠"变为“传统技能一数字技术一乡村工匠”。这意味着传统乡村工匠面对面的技能交流变少，传统技能习得环节中的变动性风险增加。从乡村工匠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职业角色与技术技能的间隔被拉大，两者有机融合并作用于自身发展的难度加大；从技能传承的角度来看，传承主体与传承内容分离，削弱了传统技能的生命力与延续性。其次，部分高职院校推动数字资源下乡的过程中，开展线上培训与教学，与传统乡村工匠的具身性学习方式相差较大。乡村工匠大多数通过“家族制”“传统师徒制”的非正式教育形式习得技艺，学习过程具有分散性、随意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在面对数字技术指导下极具针对性、系统性和知识性的技能教学时，很难适应这样的学习方式、学习习惯和学习评价，导致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缓慢。最后，部分高职院校为拓展学生学习场域，利用数字技术打造乡村工匠传统技能学习的虚拟空间，但在实践中却进一步割裂了学习者与实践之间的联系。现有虚拟现实技术致力于“造客之术”和“塑主之术”，意图营造出“迷惑”主体的客观环境、设计出为主体认可的计算机行为[13]，但虚拟空间的失真对高职院校培育乡村工匠产生负面影响，并将乡村工匠拉入技术自我与非我异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