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理论视域下家校社协同服务学习型城市建设研究

[作者简介]（1999-），女，湖南岳阳人，在读硕士。（通讯作者）（1995-），男，河南确山人，在读博士。（北京 10087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北京师范大学博一学科交叉基金项目“数智技术支持数学‘教一学一评一体化智慧教学平台的开发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NUXKJC2401）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6-0069-09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通过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教育资源共享以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进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建设，形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作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先导性实践路径，对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家校社协同育人是当下备受关注的问题，在新形势下不仅被赋予服务传统学校教育的功能，还被赋予推动普惠性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使命。当前，“学习型城市建设"实践要求和“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倾向的融合发展态势，迫切需要针对现有制度中存在的缺陷进行重构。为此，不仅需要实现家校社微观育人场景与城市宏观治理的价值耦合，还需通过资源整合、规则创新、主体权责再分配以及协同服务网络建构，使协同机制更好地服务学习型城市建设。

在理论研究层面，既有研究围绕家校社协同育人形成了两大范式：一是侧重于政策激励与权责分配的制度设计论[1]，二是依托数字化平台优化资源流动效率的技术赋能论[2]。然而，现有研究存在明显缺陷：一是过度聚焦于教育体系内部功能优化，未能充分关注协同机制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外溢效应；二是理论工具多局限于传统协同理论或社会生态系统模型，难以有效揭示家庭、学校、社会等多元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动态发展规律。在实践研究层面，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施路径主要集中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基础教育学科能力培养等教育实践。研究的理论缺失与实践局限，急需一个完整框架来系统支撑协同机制，以服务城市终身学习体系建构。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强调多要素系统互动与社会文化发展，其系统性分析视角有助于揭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交互机制，克服学习型城市建设中政策工具化与技术驱动化的局限。本研究基于该理论，挖掘家校社协同机制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现状，构建多层级要素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探究现实运行障碍并提出优化路径，以克服传统研究的“教育本位”局限。

一、家校社协同机制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现状

当前家校社协同机制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实践探索面临诸多问题。在家校社协同方面，制度性缺陷显著，表现为资源整合机制碎片化与制度设计系统性不足，难以支撑主体跨界协作；在学习型城市建设层面，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导倾向，过度聚焦政策工具的技术化操作以及数字化平台赋能，导致两者共建存在明显的范式割裂现象。

（一）家校社协同：资源整合机制碎片化与制度设计系统性不足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依赖于家庭、学校、社会相关部门之间的资源协同整合与制度融合，但资源整合机制碎片化与制度设计系统性不足已成为制约协同效能提升的关键问题。一方面，资源整合机制碎片化。一是异质性主体的资源整合困境。教育治理涉及政府、学校、社会及家庭等多方主体，由于这些主体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且缺乏统一的价值共识，各部门受限于专业分工壁垒，导致本应系统化的育人资源被割裂为孤立的功能模块，难以形成教育合力[3]。二是数智化资源流通阻滞。尽管数字技术为资源整合提供了基础设施，但跨部门数据标准的缺失与共享机制的滞后，阻碍了资源的有效流通。教育主体对核心数据的控制权争夺，不仅造成了信息冗余、增加了校验成本，还引发了强势部门凭借技术优势形成数据垄断，加剧了教育公平性危机。三是资源协调机制缺失。当教育治理从单一主体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时，各主体的本位主义与公共利益诉求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而当前家校社协同领域并未建立基于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的资源调配规则，阻碍了育人数据的共享[4]

另一方面，家校社协同资源的制度设计系统性不足，导致协同机制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一是家校社协同的制度化水平与教育现代化需求不匹配。目前，我国家校社协同机制面临权责分配缺乏依据、跨部门协作缺乏强制约束力以及协同网络松散等问题[5。教育主体间不能形成稳定的协同关系，也缺乏调解冲突的规范程序，阻碍教育生态的共建共享。二是数字赋能的制度适配性不足。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家校社协同提供虚拟教室、智能决策系统等新型工具，但制度更新速度远远落后于技术迭代进程。虚拟空间中权责关系界定模糊、数据伦理规范缺失，将制约教育生态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同时，各主体间的数据标准差异与共享机制匮乏导致“信息孤岛”现象加剧。三是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执行的集体行动困境持续深化。教育治理主体受专业壁垒与部门本位主义的影响，易陷入过度关注自身绩效指标，从而忽视协同机制的整体效能，造成资源的重复性投入和价值目标冲突，削弱协同育人效果。

（二）学习型城市：政策设计分散与数字化建设路径的表层依赖

当前，学习型城市建设存在政策设计分散与数字化建设路径表层依赖的问题。一方面，尽管国家层面已明确强调跨领域协作与全周期教育整合的重要性，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结构性困境：一是政策整合的系统性缺失。学习型城市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协同经济转型、文化传承与教育创新等多维目标，但现有政策设计呈现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模块独立推进、缺乏有机联结的态势[7]。以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为例，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能够通过制度化渠道实现资源集聚，而老年教育等非正规教育形态，由于政策支持力度不足，长期处于生态位边缘8，导致不同教育形态之间发展失衡、功能割裂。二是协同治理的政府依赖症结。尽管政策倡导构建多元共治框架，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陷入“行政主导”的路径依赖。地方政府通过财政专项投人、行政考核指标等工具，在短期内快速进行资源堆砌，但由于缺乏社会力量参与，难以激活市场资本、非营利组织的协同动能，影响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创新性。三是教育形态间的协同摩擦。政策工具的技术化导向未能有效破解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性壁垒。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因认证标准不一、资源流通不畅等，忽视了终身学习文化的培育与教育公平的价值锚定[9]。

另一方面，技术赋能是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尽管数字孪生、异构计算等技术为教育生态重构提供了物理基础，但在技术应用助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一是虚实空间的教育治理范式滞后。智慧城市通过异构技术集群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物理城市与数字孪生体的平行系统[10]。虚实交融的教育场景虽然能够实现资源的可视化映射，但由于治理规则的滞后，城市管理数据难以有效运用，影响教育治理效率。二是技术集成的教育价值理性缺失。智慧城市教育体系的技术架构过度强调工具效能，忽视对教育本质的价值追问[]。当学习算法主导课程推荐、区块链技术固化学习认证时，教育过程易被简化为数据生产与消费。这不仅削弱了教育的人文关怀，更可能通过算法偏见固化社会阶层流动，与学习型城市促进教育公平的初衷背道而驰。三是技术赋能的生态适配性不足。数字孪生城市的建设实现了物理空间的精准映射，但教育公共服务效能不高。基础设施投人大但制度创新不够导致高投入低效能[12]，且非标准化学习需求被通用性技术方案边缘化，加剧教育数字鸿沟。

（三）研究局限：协同服务与城市建设的“二元割裂”，缺乏动态交互机制研究

教育治理主体聚焦各自的发展目标，使家校社难以走进城市建设，对学习型城市建设没有实践性教育指导作用，学习型城市建设也不能为人的社会性发展进行统筹规划与科学指导[13]综上所述，在家校社协同层面，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前瞻性、统筹性可以弥补家校社协同资源整合机制碎片化与政策设计系统性不足的缺陷，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宏观指导与政策支持。在学习型城市建设层面，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有效实践也可以帮助过度聚焦政策工具技术化操作与数字化平台表层赋能的城市建设实现重构，提升学习型城市建设内涵与质量。

二、活动理论视域下家校社协同服务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生成逻辑

活动理论源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Vygotsky）的文化历史心理学，是一种跨学科的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理论框架，用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认知发展以及社会文化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由芬兰学者于里尔·恩格斯托姆（YrjoEngestrom）等人进一步拓展为"第三代活动理论”，并广泛应用于人机交互、组织学习、教育设计、工作研究等领域。活动理论的“主体一客体一工具一规则一共同体一分工”系统性分析框架为研究复杂社会活动提供了重要范式。该理论在课程设计与教学模式创新[14]、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化干预[15]、教育数字化转型协同机制[16]以及教师专业发展范式转型等教育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破解教育治理复杂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

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本质是构建一个以终身学习生态为目标导向的复杂社会活动系统，其内在运行机理与活动理论高度契合。当前，家校社协同育人在实践中面临资源离散化、制度适配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学习型城市建设则深陷政策工具依赖与技术理性主导的困境，二者协同效能的提升迫在眉睫。活动理论所蕴含的辩证整体性思维，能够有效解构家校社协同过程中存在的资源错配现象，动态呈现学习型城市的演化发展路径，规避传统研究中易出现的技术决定论或制度万能论等错误认知，为构建“技术一制度一价值"协同框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本研究将突破传统六要素分析的局限，聚焦于“生产、交流、分配、消耗”四个子系统，以增强家校社协同服务学习型城市建设分析的针对性与现实性。

（一）生产子系统：弥合资源供需错配，重塑共享教育生态体系

当前，异质性主体间的资源整合困境、数智背景下资源流通不畅以及资源协调机制的缺位等既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主要问题，也阻碍了家校社充分利用学习型城市资源。学习型城市虽拥有博物馆、科技馆、企业实践基地等丰富的实体教育资源和潜在的教育数字资源，但由于缺乏系统化的资源转化机制，未能形成社会资源有效转化为教育资本的良性循环。

家校社协同机制对自身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利用多局限于单一主体的开发利用和物理空间的简单借用，未能建立横向资源协同整合和纵向全生命周期培养的网络。城市管理部门在统筹调配教育资源时，受科层制的影响，常以安全风险管控等名义设置准入限制，人为窄化了资源流通渠道。

生产子系统强调对教育资源的工具化重构，其本质是通过技术媒介与制度创新，促进主客体之间协同合作，实现教育资源生产与流通的动态平衡。满足大众人生周期中家校社各类教育与学习资源需求，是学习型城市建设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之一。实现资源共享以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新兴技术工具与制度发展的深度融合应用[18。在实践层面，共享式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学分互认工具的利用，有助于教育治理从理念层面逐步向操作层面落地生根。这不仅有利于整合家校社资源，还能促进终身学习的全生命周期发展。家庭场域作为终身教育的起点，其学习支持体系具有差异化特征，可通过精准推送代际共学资源包来解决家庭成员间学习诉求不同的难题。学校教育场景是正式教育的主要场所，依托结构化知识传递体系，聚焦学龄群体的认知能力培养，通过智能化教学平台优化课程实施路径。社会发展场域作为最广泛的场域，应着力构建产教融合的实践生态，既注重提高从业者的岗位胜任力，也关注对边缘群体的数字包容性赋能。家校社场域的资源共享可借助技术媒介得以实现，但技术赋能的深层价值更在于关注学习成果的可信溯源。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对学习成果进行认证，能够进一步支撑对教育资源需求的动态识别，从而驱动教育资源服务模式重构，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更为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支持。

（二）交流子系统：贯通个体终身学习引擎，驱动城市创新发展动能

当前，家校社协同制度滞后与学习型城市建设技术理性主导的叠加制约了教育治理效能的提升。在政策设计层面，家校社协同的制度化水平与教育现代化需求不匹配、数字化赋能的制度适配性明显滞后、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执行的集体行动困境持续加剧等问题，使治理手段过度依赖行政主导模式，未能有效沟通市场机制、社会资本与志愿网络的协同动能。在技术应用层面，虚实空间融合的教育治理范式转型迟缓，技术集成过程中教育价值理性的缺失、技术赋能与教育生态的适配性不足等状况较为突出，数字化工具的功能开发大多局限于信息传递等基础服务层面，未能借助城市级数据的有效融合实现教育资源的精准配置。创新惰性的存在导致教育治理水平难以提升，政策执行仅停留在活动数量简单增长的层面，无法触发教育质量与城市发展能级的协同提升。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共享交流机制，打破传统路径对“育人一城市”双向赋能关系的认知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