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魅力让我欲罢不能

赵文辉的小说我以前看得不多，后来完全是因为好奇他的经历，开始了解他的创作。之后，我们虽无深交，但毕竟渐渐熟络，而读一个熟人之作，和读一个陌生人之作，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由这“读熟人之作”的感觉，我更进一步地对其人其事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一直谦称自己为“基层作家”，这话里有一种“沉重”的东西，但这“沉重”于创作而言却是一份难得的财富。时至今日，赵文辉一边仍勤勤恳恳地经营着他的豫北大饭店，一边又将这庖厨间的人世冷暖化为涓涓文字，倾诉着他对故土、对生活、对人生的情愫。每个文学之路上的跋涉者，都有一份初心和守望。祝福赵文辉，以及像他这样历生活之艰辛仍初心不改的写作者。

李勇：谢谢文辉兄接受访谈！看相关资料，你的第一本小说集名字叫《布衣心情》。你的老家具体在哪里？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喜欢文学？

赵文辉：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布衣心情》，1998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有幸荣获“第一届河南省文学奖——青年作家优秀作品奖”。入围消息在《大河报》公示，当时在卫辉顿河店乡政府上班的安庆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我的老家叫南姚固村，隶属于辉县市，这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旅游城市，南太行把它最锦绣的一段留给了我们，八里沟、宝泉和郭亮洞挂壁公路，一说大家都知道。南姚固村的来历县志里有记载，是元代姚枢在退隐时所建，儒学名村之一，文脉流长，读书习字之风甚热。目前，这里出了中国作协会员一名，省作协会员8名，中国书协会员一名，还成立全省唯一的村级作协。

我最早喜欢文学应该是受武侠小说的影响，初中时期喜欢读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说。当时，我还和班里一个叫李连发的同学合写了一部武侠小说《燕山双侠》，其实我俩连燕山在哪里都不知道，全是靠想象胡编的。另外，则是受广播剧的影响，我对路遥的《人生》听得如痴如醉，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寻找生活里的刘巧珍，从不敢以高加林自居，只想做个幸福的马栓。

上了中专以后，我接触到一些文学书籍和文学杂志，才开始写作投稿，走上了这条路。

李勇：你发表第一篇小说是在哪一年？具体是什么情形？

赵文辉：我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叫《苏门山散记》，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发表在1989年7月7日的《新乡晚报》副刊。那时我已参加工作，在一个叫“赵固轧花厂”的乡棉站当棉检员，孤独和失意促使我向文学靠拢得更近，看书，写作，记笔记，买邮票信封，忍受着棉站出纳的一张臭脸去会计室要方格稿纸，星期天骑车去60里外的县城报刊亭买杂志，这就是八小时之外的生活。一开始，我写的都是报纸副刊文，那种略微带点儿虚构成分的生活随笔，一直到1993年，发表在《短篇小说》第3期的小小说《小玉》，被《小小说选刊》第6期转载，我才真正有了文体意识，确定了自己的文学方向：写小说。那一年，我的小小说《小玉》和短篇小说《挡车工小丽》双双获《短篇小说》年度奖。

因此，很多时候，我把《小玉》当成自己的处女作。

李勇：我不了解你早年读书的情况，你生于1969年，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应该是有经验和记忆的。自己走上文学道路，是不是跟这种经验和记忆也有关？

赵文辉：说到这个问题真是脸红。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农村上的，除了语文课本，除了武侠小说，一本文学作品都没看过。我上的中专叫新乡供销学校，前身是新乡地区财贸干校，给供销社培养实用人才的，根本没有那种想象中的文学氛围。我上课看《小说月报》被老师逮住，老师就把书没收了，投稿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了，错过了作家们经常提到的把信封剪个角就完事的时代。我当时看得最多的就是文学杂志，喜欢哪篇就多看几遍并开始仿写，写完就按杂志上的地址往外投稿。“泥牛入海”这个词在我身上应验了，发表不出来挺着急，又投师无门，只好上文学函授：《飞天》《三月三》《短篇小说》《百花园》《中国校园文学》《女子文学》，工资花在这方面不少。不过当时的编辑非常负责任，一篇小小说，能给你写几页指导意见，比原稿还长。

李勇：我看你的自述，2000年你参加的河南省文学院研修班，那时候三十出头，应该很年轻。参加这个研修班，当时需要什么条件？那时是不是很受鼓舞，所以接下来几年才决意做一个比较纯粹的写作者？

赵文辉：我参加河南省文学院高研班是由地市作协推荐的，发表过一些作品、年轻化、热情高，好像就这些条件吧，新乡学员最多，一共6个，冯杰、安庆、尚新娇、王春花、王保友和我。那个时候，南丁、张宇、孙荪、李佩甫、墨白等名家悉心授课，对学员爱护有加。我们之前被老师们的作品震撼过，崇拜得要命，这回“见到下蛋的鸡了”，自然激动得不得了。埋头听课之余，我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写出《学习微笑》《活鬼》《败节草》这样的小说，把单位、家里的事统统置之度外，皈依文学之心日盛。

当时我是县里最大一家超市的副总，学习结束后觉得这份工作有碍创作，干脆写了辞职报告，去《新乡广播电视报》当了一名副刊编辑，后来《平原晚报》创立，又去那里接着编副刊。安庆也把顿河店乡党办主任辞了，去新乡作协编内刊《牧野》。尚新娇在我俩之前就把辉县房管局的正式工作辞了，来《新乡日报·晨刊》当编辑。其实做到我们所有人头里的是尉然。这家伙入学前就下岗了，还离了婚，花500元在县城租了一间房，过着“专业写作”的独居生活。读书期间，他已经写出了让他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的小说《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

李勇：看你自述里，你在做了几年纯粹的写作者之后就又回到老本行了。是不是因为尝尽了写作的甘苦？甘肯定不如苦多，不然也不会重归老本行了。

赵文辉：李教授，不是回归老本行，是丢下创作开始开饭店，用这种方式来养家糊口。在新乡编副刊那几年，我是啥也不想，一门心思把小说写好。为了减少与外界联系，我把手机号销掉开通了一个小灵通，很少告诉别人。我姐的面包车被交警扣了联系不上这个在报社上班的兄弟，她气得把电话都摔了。就这样不管不顾、昏天地暗地写了几年，我的中短篇小说“攻克”了很多期刊。当时，我上有老下有小，微薄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经济非常拮据，一次水果都没买过，那时，我和安庆到处找房租低的房子，大热天住在顶楼，没有空调经常夹着席子去公园睡觉。尉然来访，他也跟我们一块夹着席子去路边公园凉快，到后半夜才返回出租房。

2006年年底，我开始向生活妥协，创办了一家婚礼主题酒店，用的是我的第三本小说集的名字——豫北乡下。

李勇：一边写作，一边当酒店经理；或者说一边当酒店经理，一边写作。一个人同时做两件事，确实不容易。更何况作家这个活，是需要“沉潜”的，专心致志都不一定能做好。但生存，又是我们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所谓“生命第一要义”。我看你自传里说了两次决意离开俗务，投身读书创作，这很不容易啊。文学在这个年代又带不来多少名利。所以我觉得，你的离开和回归，从根本上说应该还是对文学有一种绕不开的或者说挥之不去的情结吧？

赵文辉：对小说创作我真的是割舍不下，可是一旦陷入经营酒店的节奏就不好往外拔了，文学一下子和我成了陌路。整整八年，就看了几本书，写的小说更是屈指可数。因为开酒店打开了社交圈子，跟县里和村里很多人建立了往来关系，红白喜事都要参加。每天一睁眼都有一大堆杂事在等着你，永远都处理不完，既没时间思考，也没时间厌倦。搞得我越来越心神不宁，这种密不透风的日子要把我毁了。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写道：“我们的生命在琐事中浪费掉。”这话一点儿都不假。

作为一个生意人，对小说创作又不死心的家伙，我的真实感受是：挣钱是上瘾的，也是痛苦的，因为手中的笔迟迟不能开始。稠密的生活固然能带来丰富的创作素材，但是对创作也是一种阻挡和伤害。正如卡尔维诺所说：“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2016年下半年，我痛下决心，把酒店一部分股份让给员工，一头扎进了家乡的深山。第二年，酒店彻底被转让给了一个同行，做得非常决绝。

李勇：有人说你开酒店和写作相得益彰，写作和生意能互相成就。真实情形是不是这样？

赵文辉：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开酒店那几年，生意好得一塌糊涂，我把赚来的钱全部买了门面房。这步棋走对了，每年的房租在豫北小县城足够一家人生活，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我的确切身份是“城关供销社下岗职工”），再不用担心吃喝问题了。这对创作当然有益。另外在开店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发现、收集原创性细节，始终相信“一个好细节可以支撑一篇小说”的说法。好素材总是与我不期而遇，增加了“餐饮人系列”小说的生动性和好看。这是有益的一面。

2018年，我再次出山，开了一家新店，就是现在这个豫北书香大酒店，疫情三年，算是没有死掉，可是元气大伤。为了打翻身仗，我一直守在店里，每天十几个小时工作量，又间断创作了。这样停停写写，写写停停，对创作是有损害的。写小说是门手艺活，停业的时间长了就会手生，每次回归，都需要很长时间恢复。作家不是一只水龙头，随时拧开就能哗哗出水。

李勇：看你这半生，一直在“餐饮人”和写作者之间兜兜转转。而你的写作，至少目前我看到的被大家称道的作品，都是和你自己这段（种）特殊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那是你独有的生活。它也成就了你的创作。你觉得这段生活，从目前来讲，还有多少内容是你想写还没有写的？

赵文辉：自2006年开店至今，干这一行已经18年了。其实我接触餐饮比这还早，1999年我在县供销社办公室工作，被下派到县社二级机构——华合酒楼任经理，干了两年。那段经历，为我创作中篇《那一年的姹紫嫣红》提供了素材，是写得最早的一篇餐饮人小说。这篇小说只是对那段生活的留存，个人情感注入得少，和现在这个系列里的其他小说不一样。

有那么两年时间，我“隐居”在太行山最深处一个叫轿顶山的地方，攻读“短经典系列”，开始审视我多年的酒店生活，时常一个人为之动情。慢慢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跳了出来。我开始用文学的眼睛、小说的语言回味整理这些往事，着手我的“餐饮人系列小说”，我想认真地写写他们——我的服务员和厨师，写写餐饮人的卑微和不易，生活的失败和挣扎，还有他们心底深藏的阳光。

目前我已创作12个中短篇小说，以饭店厨师、服务员和客人之间的纠葛为主，着重于人的际遇，分别发表在《中国作家》《长江文艺》《小说月报·原创版》《莽原》等期刊，部分小说被《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下一步，我打算写写菜品和美食，写写那些懂美食的人，目前手头就有一部中篇小说《知味者》在构思中。之前我读过一些美食方面的书，袁枚的《随园食单》、梁实秋的《谈吃》、冯杰的《说食画》。想法也有一些，我想写写某些人旺盛的食欲，为吃不上可口的早餐而委屈一整天的中年男人，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卤肉、煮面的烹饪技巧。

李勇：我上一个读到的搞创作的餐馆老板，是荆永鸣，一个东北作家，当年在北京开餐馆，写了很多自己的经历，比如《北京候鸟》等，当年影响还颇大。读后印象很深。读你的小说，常常会想起当年读的他的那些作品。不知道你是否读过。我孤陋寡闻，这类题材，除了你们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写？

赵文辉：我知道荆永鸣，也读过他的作品，《北京时间》《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是那几年很流行的底层写作，写得很棒，可惜他英年早逝，挺让人惋惜。餐饮这个题材，我还真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作家在写，特别是专门写这个的。偶尔涉猎餐饮的作家时常碰到，而且他们的相关作品相当精彩，比如乔叶的《厨师课》，阿成的《私厨》，关于吃的人和事，真是写绝了，不愧是大师手笔。

李勇：写自己这种特定的餐饮生活经验，是不是也进行了一番考量和选择？有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任何一个题材，就像一口井，都不可能取之不竭用之不尽。题材本身生活内容有限，作家本人，尤其是读者，也可能会疲惫。你这个阶段是否有这种危机感——如果餐饮人题材写尽了，写厌了，怎么办？

赵文辉：我这个人天赋差，少才气，是靠笨功夫创作的，喜欢跟人“比肉”，靠数量获得认可。我写作“餐饮人系列”之前一直在写“豫北乡下系列”，写了80多篇小小说、30多部中短篇小说，河南省文学院开过一个关于中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豫北乡下》的研讨会。我喜欢这种写作方式，创作完这两个系列后，我会接着写“小中专生系列”。我是20世纪80年代的小中专生，由初中直接考上的中专，这一代人命运大多坎坷。那些转户口吃皇粮的先是风光得不得了，后来没进体制内的又都下岗了，生活非常不容易，他们连局长县长家的保姆、司机都不如。中国是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特别在基层，我们那一代的大中专生下岗的同时，那些官员家的保姆、司机、通讯员都纷纷获得事业编，被分布在各种岗位，有些初中都没上完，档案却被“完善”了。后来不少人还进入领导岗位，局长乡长，甚至县长，他们的文凭基本上都是党校发的那种。这个很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