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元大都

公元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抵达“汗八里”时，宫城刚刚封顶。他目睹了一座东方大都会的诞生。“汗八里”即元大都，意为大汗之城。横跨欧亚、迈逾前古的大蒙古国正值壮年，元世祖忽必烈认为，“属以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1267年，他决定在原金中都的东北郊，以琼华岛为中心，营建一座新的都城，史称“元大都”。北京从此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右拥太行，左挹沧海。在中国古代漫长的都城史中，元大都虽然存在不到百年，却凝聚了几千年的城市规划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几百年间，元大都被压在明清北京城下，直到有人将浮土吹开一角。

面貌不清的“大汗之城”

公元1368年，明将徐达率兵攻取元大都。明清两代北京城累经改建增筑，元大都三分之二的面积被后来的明清北京城叠压，面貌不清。

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没有一幅元大都城址实测图。元明清时期遗留下一些古代文献，元大都外郭城的方位和四至基本确定，可文献关于元大都城市形制的记载多是断片的，尤其看不出整个城市规划的概貌。正值绘制北京历史地图，明清北京城的格局延续到近代，绘制并不难，唯独元代难以确定。1963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组成元大都考古队，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徐苹芳主持勘查发掘工作。

考古工作开始不久，元大都考古队就将目光投向了元大都的中轴线。在景山山后正中，他们发现了“千层饼似的”土层，这是路土的特征，说明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大街，测得东西宽约28米。这条大街从元大都宫城正北门厚载门遗迹的正中穿过，向北与今地安门内大街衔接，正对今天的鼓楼。

与此同时，考古队开始在明清北京北城垣外、元大都土城内，也就是安贞门南北大街以东、光熙门东西大街以北的范围内钻探元大都的街道遗迹。即使在今天，开车环行这里也要一两个小时。当时除了零落的村庄，全是荒地，寻找地下的“汗八里”，全靠“一铲一铲地探”。“一戳、一带，观察判断探铲带上来的土质、土色。密的时候，六七公分就要打一个。每钻探一段要再打探沟，观察剖面来复证。说说容易，但探的话很难。”时隔近60年，考古所的专家蒋忠义依然记得很清楚。

元大都复原图诞生

打了四五年，元大都考古队将所有探点连了起来，一片恢弘的路网从荒草之下浮现出来——从光熙门大街至北顺城街之间，排列东西向胡同22条，这与今北京内城从朝阳门（元齐化门）至东直门（元崇仁门）之间排列22条东西向的胡同是相同的。徐苹芳得出结论：“今天北京内城的许多街道和胡同，仍然基本上保存着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

后来，元大都考古队将元大都的关键要素，整个框架系统、街道系统弄明白了。1972年，在元大都考古队发表的论文《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中，一幅建立在考古实证基础上的元大都复原图面世。1986年，复原图进一步完善。

建城700多年后，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拥有了自己的“肖像画”——一条南北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直抵位于城中心的今天的鼓楼，全城的街坊、坛庙、官署等沿中轴线东西均衡分布。大都从内到外，是由宫城、皇城、外郭城套合组成的重城式布局，共有11个城门，街巷经纬分明，相对的城门之间贯通有宽广笔直的大道，南北向主干大道的两侧等距离排列着东西向的胡同。

和义门的发现

1969年，北京新都暖气机械厂的工人郭源接到一个任务——协助拆除西直门瓮城。拆除时，他们从西城墙上往下扔砖，开始是明代的砖，扔着扔着发现，底下的一层跟明砖不一样了，青中透黄，更长更宽也更薄。

忽然，砖墙下露出一个月牙形空洞。多年后，郭源在文章中回忆：“我跳进空洞，用力一推，余下的墙砖呼啦一下倒向东边，露出一个小城门洞。”元代的和义门瓮城城门，从明城墙里露了出来。谁都没有想到。元大都建设之初并无瓮城。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主要目的是阻止农民起义军进攻。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修建京师九门城楼时，将原瓮城压在了新瓮城之下。徐苹芳第一时间带领元大都考古队赶赴现场。蒋忠义跑去请郭沫若来看，“郭老站在城墙上一看，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真是非常完整”。关于元代瓮城的结构、规模，史料很少，和义门瓮城的发现为研究元代瓮城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城门由内外两个券洞组成，城楼已毁，尚存木门两侧的“门砧石”和半圆形的铁“鹅台”，与宋代《营造法式》所记形制完全一样，为考古发现中仅见的实例。防御火攻城门时的灭火设备也是我国建筑史上前所未见的新资料。这个考古发现太重要了。是保住和义门，还是拆除和义门？

“整体保护，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博物馆，全世界都没有。包括城门楼，包括外头的瓮城，都搞清楚了，而且保存得非常完整。”蒋忠义说。

几经周折，元大都和义门遗迹还是被拆除。拆除之前，要做全面测绘。测绘由考古所的郭义孚负责，刚刚接触考古的黄秀纯被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派去协助。她记得，时值隆冬，郭义孚冷得“跺着脚画图”，即使这样，也要按比例“一块砖一块砖地画”。他们希望为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瓮城，留下尽可能完整的最后记录。

最终，和义门结构图、文字记录和照片记录全部取得，所有资料保存至今。翻开考古报告，每处遗址都留下了尽可能详尽的“档案”。“按照测绘图能复原。”黄秀纯说。徐苹芳经常嘱咐：“一定要多照相片，我们花几万块钱（发掘），将来能留下的就是照片。所以一定要多照，别心疼胶卷！”

考古报告正式出版

1974年，元大都考古工作全部结束，进入整理阶段。因为“搞过唐代瓷器”，考古所的李德金被请来整理元大都瓷片。为弄清三四万件瓷片的产地，她跟同事走访了14个省市，上百个窑口。很多窑口在深山，他们和几米长的蟒蛇打过照面，为了找到一座土窑，一天翻了50多里山路。当时正流行牡丹牌9寸黑白电视机，黄秀纯告诉孩子，等报告出版，用稿费买一台电视机。后来几乎家家有了电视，再后来牡丹牌的“彩色21遥”出来了……但因为种种原因，报告迟迟未能出版。2011年，原定完稿前夕，徐苹芳逝世。按他生前要求，当年参加元大都报告编写且仍健在人员，把报告未完成部分补写齐。2024年3月，《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报告》正式出版。前言写道：“元大都考古工作从1964年开始，到报告正式出版，历经半个多世纪，感受颇多。虽然元大都考古队成员近一半都已作古，健在的成员也都年过古稀，但编写报告的最后阶段，我们仍按考古要求，力求科学严谨，若能对宋元考古有所贡献，我们也就安心了。”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