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

摘 要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所做出的时代回应，凝结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智慧，是“两个结合”的时代产物，彰显了其全人类性、开放性、实践性等特征。与此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也从理论、实践和文化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现实典范，为超越西方“普世价值”提供了现实依据，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现实场域。

关键词 “两个结合”；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 陈寿节，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这一论断不仅在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应用中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其中，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两个结合”的代表性论述，集中体现了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有力抓手，其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又蓄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阐述“两个结合”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和现实意义，既是理论所需，也是实践所要。

一、“两个结合”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

全人类共同价值先是民族的，然后是世界的。对其内涵解读既有站在全人类整体视角的共通之处，也有扎根中国现实土壤的独特之妙。其中，“共通之处”在于“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2]，而“独特之妙”则在于彰显了“两个结合”的中国智慧。

（一）和平和发展

和平和发展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永恒的话题，是保障各国价值实现的现实基础。离开和平的发展无从谈起，离开发展的和平同样不会持久。两者是一体两翼，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从战火和贫困中走来，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带来一条中国道路。

首先，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具体实际所作出的坚定承诺。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围绕战争问题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是为了和平，“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3]。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局势发展和实际斗争需要，明确提出了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是和平和发展。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两个大局”的时代特征并强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4]这一科学论断指明了和平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程度。当前，我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中国具体实际来说，这就需要国内外稳定的和平和发展环境。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式”“血腥式”的现代化。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为了本国和平和发展，还是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和平和发展的思想具有高度契合性。关于和平，马克思对其阐释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新社会基础上的，“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5]。这与中国自古爱好和平的基因不谋而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而不同”的和谐观无不体现着“和合”理念，这在国际各个领域得到延伸和升华。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内含着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指向，那就是“人”。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现实的物质基础，但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人民性是其最鲜明的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引用“为治之本务在安人，安人之本在于足用”这一古训来阐明人民与发展的关系，强调“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6]，同时也指明了造福人民才是各国发展的最终旨归。

（二）公平和正义

公平和正义，是人类社会生活共同的向往，是实现和平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就国际层面而言，公平和正义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道义基础。但因各国的社会性质和文化基础不同，对公平和正义的认知也固然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公平和正义同样具有中国理解。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强调的公平和正义是马克思公平正义观中国化在国际秩序领域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对公平正义的理解，首先是建立在其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确论之上，既批判了蒲鲁东所认为可以从经济生活中法的关系所提取出来的“永恒正义”，又指出资本主义看似平等的“等价交换”原则，实质上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换言之，公平正义归根到底由经济基础决定，“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公平正义观做出探索和创新。对内强调公平正义建立在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兼顾效率和公平，既要将蛋糕做大，也要将蛋糕分好，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对外强调国际公平正义应该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定程度上渗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公平正义的理念。虽在诸多中华经典著作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公平、正义等字眼，但却蕴含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实践。其一，关于公平，儒家倡导“先公后平”的治理观。“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强调只有做到公平正义，才能实现天下太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引用该句，来强调实现共享发展的首要措施就是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其二，关于正义，儒家倡导“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轻利”不是说摒弃一切利益，而是强调要用合乎道义的方法取得。正如孔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在合作中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8]在新时代国际交往中，中国坚持道义为先，力求在合作中实现双赢、共赢、多赢，共同实现世界大义大利。

（三）民主和自由

民主和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虽不可否认的是，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理念，最早起源于西方，是西方资产阶级拿来推翻封建专制的理论武器。但以此就认为西式民主和自由将成为全人类的唯一模式，难免是对“民主”的狭隘认知，也是对“自由”的玷污。反观中国式民主和自由为探索新的政治理念提供了有力借鉴。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民主和自由并非某一国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权利，实现民主和自由的方式也不可能千篇一律。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同样决定了中国要走不同于西方的民主道路。在国内层面，中国式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特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依法治国为重要保障，三者的有机统一形成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9]相应的，共同富裕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在国际层面，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其说“中国人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10]，不如说“各国主权范围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来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11]。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之一，任何国家都没有干预他国内部事务、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自由，有且仅有的是尊重他国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自由。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吸收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做出了中国化时代化阐释。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无论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都绕不开对“人民”主体的阐释。在中国古代，“民”与“天”的关系紧密相连。“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既指“天”有视听的功能，亦指“天命”要通过人民的视听来体现，即要按人民的意愿和喜好办事。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民贵君轻”“君舟民水”的说法。由此可见，中国的民主萌芽由来已久，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思想没有因社会形态的更替而遭到断层，反而在新时代的中国得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12]这一论述既是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扬弃，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的时代创新。

二、“两个结合”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要特征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就其理论立场而言，它冲破了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桎梏，以服务全人类为价值目标；就其空间范围而言，它摒弃了价值对立的封闭思维，以开放姿态拥抱多元价值观；就其可行性而言，它汇聚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智慧，以中国式方案推动实践进程。

（一）全人类性

任何理论都是基于某一立场而提出的，这关系到该理论为谁服务的根本性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深得人心的首要原因，就在于其超越民族、肤色、阶级等界限，从“人类共同体”的主体视角出发，以最大限度满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目标，是一种为全人类服务的理论。这一立场观点的确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儒家关于“共同体”的讨论，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并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3]。这也说明作为“现实的人”的最高类主体（全人类）具有“类本质”和“类特性”，放之全人类共同体中即承认世界各国人民存在共同的利益需要和价值追求。[14]这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一般特殊阶级的主体狭隘性，占据人类道义制高点奠定了理论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站在“全人类”这一终极“类主体”的价值主体高度，以寻求世界各国价值利益的最大共同点为价值目标，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创造了符合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全人类性不言自明。

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继承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天下观。这里的“公”，即公共、共同之意。虽从地理上来说，“天下”指代的是古代中国疆域概念，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说的“天下”却超越了一般“国家”的概念，从而达到了“世界”的内涵。它强调的是一种“世界大同”的理想状态，展现了“天下本一家”的共同体结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掘人，对这一思想渊源进行了扬弃，突破了其阶级性认知局限，将“天下”理念创造性地运用于国际交往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15]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始终致力于实现人类期望已久的美好生活愿景，这既昭示了我们党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类情怀，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

（二）开放性

任何理论的进步都需要保持开放状态，故步自封的理论是难以想象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能够得到各国普遍认同，极大程度是因为它具有开放包容的理论特质。这一点在其理论源头那里能够得到验证。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来，便以发展的眼光看世界，发展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之一。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天然有着开放包容的理论优势，对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都加以借鉴和参考。全人类共同价值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应然也必然存在着这一品格。一方面，它不自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而是强调与各国人民共商共建，既不偏袒维护某一国家或阶级的利益，也不排斥其他国家人民的合理建议。另一方面，开放性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也只有保持其理论体系的不断开放，才能内生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得益于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力。中华文明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延续至今，成为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古文明，关键就在于其兼收并蓄的特质。回顾历史，无论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还是唐代鉴真东渡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中华文化并没有在与外域文化交流中丢失本色，反而能够在交融中熠熠生辉。即使无数朝代更替，但民族文化的传承不曾间断，现代56个民族就是一个极有力的佐证。着眼当前，我们不难看到中华文化所显现出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优秀特质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理论品质殊途同归，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是为“第二个结合”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在此意义上，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样具有这样深厚的包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