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心理场观照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10月27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本期话题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解读、探讨，以飨读者。

摘 要 民族文化心理场是各民族成员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自觉生成的特殊心理场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民族文化心理场指向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生活空间，隐含中华民族共认价值尺度，渗透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精神。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化育功能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包括在情感方式化育层面以场量作用培育中华民族归属感，在价值观念化育层面以共享文化模式促成“民族—国家”认同，在文化精神化育层面以主体间交往共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通过民族文化心理场形塑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路向在于，融通自然与人文生态，构建和谐共生环境系统；建设中华文化“符号域”，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促动多民族主体互动，框定共同文化心理结构。

关键词 民族文化心理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精神；文化心理结构

作者简介 孙杰远，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姚文伟，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心理意义上彰显为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念、文化精神等层面的一致性。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党的二十大报告也进一步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2]民族文化心理场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文化心理的依存场所，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影响。目前，学界关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多从理论视角出发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内涵[3]、价值意蕴[4]和实践路径[5]，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参考。但是，从文化心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相互关系来看，当前研究更多倾向于文化心理机制[6]、心理层次[7]等视角，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心理基础的学理性阐释尚不多见。一是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心理的历史根源。例如，有研究认为，文化心理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的基础与源泉。[8]有研究提出，在社会成员之间建构共同历史文化记忆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二是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与文化心理关系的原理性辨析。例如，有研究系统阐述了民族文化心理场的运行机理，并提出以民族文化心理场形塑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点。[10]民族文化心理场是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心理结构的重要维度。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实践样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指明了方向，影响着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文化心理的互渗与互构，也为各民族成员生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奠定了心理基础。因而，从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内在运行机理切入，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将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新的宏观理论解释基础。

一、民族文化心理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现实理据

民族文化心理场是以文化基因为内核而生成的族群共同心理活动空间，它是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动力，以实现各民族文化共生为基本目标。[11]在此共同心理生活空间框定下，各民族生存实践“既共场于中华民族的空间地域和承载实体，又同轴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延展与演进脉络”[12]，并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以共同体文化精神为深层心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可见，民族文化心理场内隐的文化心理选择，是各民族在情感方式、思维范式、价值尺度等文化心理精神维度实现统一与共生的本质力量。因而，将民族文化心理场作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理据，不仅是社会历史实践的结果，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共同反映。

（一）民族文化心理场指向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生活空间

从“场”的空间本质属性来看，心理场即“心理的生活空间”，是个体或群体行为的心理世界反映，“有多少个体的不同时间的情境，便有多少心理空间”[13]。民族文化心理场即“民族文化心理生活空间”，它映射了民族成员在历史实践中凝结沉淀的内在文化心理特征，表达了“民族文化”作为一种习性或惯习、向量或核心资本成为形塑民族成员心理的核心动力。[14]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文化共同体，在共通历史经验与文化惯习的动力机制下，形成以中华文化精神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心理场。既然文化是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核心，那么文化与个人或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成为规定民族文化心理场性质的关键变量。对此，费孝通先生曾在讨论个体、群体与文化的关系时有过清晰的描述：“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理解文化，‘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今天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15]可见，在历史语境下，文化与个体、群体心理是互构、互动的，并最终在“民族—国家”的关系构型中，实现全体国民文化心理的类统合。

以此来看，在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下，民族文化心理场即是以“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共生、共在展现自身特性，这就在心理场的核心动力表述上指明了民族文化心理场所喻示的双重内涵，即民族文化心理场包含“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虽然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内在结构层次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摄下，却显现出统一、重叠的本质特征。因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民族文化心理场根本上是基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而生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生活空间，在此特殊的心理场内，各民族在历史实践运动中自觉实现基于文化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二）民族文化心理场隐含中华民族共认价值尺度

价值尺度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依据自身需要“衡量和确定价值的有无、性质及大小的标尺、基准和根据”[16]。在这个概念中，人的主体发展需要成为衡定客体价值大小的基本依据。有研究认为，价值或价值尺度是基于客体对主体某种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的意义关系。[17]这种关系的形成基于人懂得如何按照自身的内在尺度作用于客观对象，这就在价值尺度的主体性意义上确证了价值产生于需求，人的需求是判断、评价客体价值的基本尺度。[18]因而，价值尺度的确认必然要观照主体的需要以及需要的性质。在此意义上，理解中华民族共认价值尺度，即是在人的生存与发展意义上观照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共善价值观念与理性价值判断。虽然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实体，各民族成员在与不同的物理与文化空间实践互动中，形成了具有民族边界的多元价值观认同，但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精神纽带的联结下，各民族更为重视彼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保有各民族自身特殊性的基础上认同统一的国家价值观。[19]

民族文化心理场是在“民族—国家”网络关系构型影响下生成的特殊心理场域，其隐含了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自觉形成的中华民族共认价值尺度。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民族与国家的概念始终处于相互交融与促进的过程之中。有研究指出，“中华民族国家的建构，不管是‘五族共和’，还是‘合众为一’，徜徉的都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民族观’，即所谓的‘夷夏之辨’从来不是一种族性的区分，而是一种文化的分野。”[20]在这种“民族—国家”的关系构型影响下形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民族观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找到了历史根基。因而，在我国，民族文化心理场具有超越西方民族概念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属性，而这种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条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民族文化心理场框定的各民族成员文化心理趋向于中华民族群体心理建构，并且这种群体心理呈现出总体观念上的一致性，进而促动群体共认价值观念体系的自觉生成。

（三）民族文化心理场渗透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亦称国民精神，指各种文化特有的品格”[21]。文化精神并非是指类主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具象文化因素，而是关涉人类社会运行的深层次文化机理存在。它不像政治干涉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显现的强制性，但在更为深层的心理层面可以超越政治经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使不同个体在情感上建立一种更为稳固的内在联系。[22]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精神即是中华民族在类实践活动中所积淀的，以及被各民族成员所认可的文化品格。譬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成，代表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精神，其中“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等精神思想，都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共有文化精神。

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情境下，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深层结构可遵循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的文化心理本质逻辑框定，即指向中华民族成员世代积淀的共有文化精神。文化心理具有不同的层次，每一层次都指向不同的心理观念层级，并呈现出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的结构递进特征。有研究认为，文化心理可分为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三个层级，[23]其中的深层结构是指经由理性指引而生成的文化心理精神，且这种精神源于并渗透于表层和中层结构之中，这种文化心理精神从根本上规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性。[24]这种文化心理精神体现在具有“群性”与“族性”内涵考量下的民族文化心理场中，则是指由共同体内聚的共有文化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形塑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与思想，使其符合中华民族大集体的心理结构、行为模式的内在要求。其中，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核心的共同体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深层次结构，反映了个体或群体民族与国家认同的互渗与同构。

二、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化育功能是构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化育即化归与培育，是指个体接受外部环境和教养并滋生出的一种品质的过程。[25]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化育功能，体现在以场的实在性力量形塑民族成员的文化心理世界，使不同文化群体内聚共同的情感归属、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自觉形成对自身所属群体的族群、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实质在于，促使各民族成员自觉生成内化于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在于共同体认同，而这一认同并非是由人们内心自然而生的观念，需要依循人的心理活动机制，在一定的实践情境中循序渐进地生成。[26]民族文化心理场观照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逻辑，即是依循文化心理场的内在层级结构，并通过文化心理生成的“情感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精神”的链接序列，进而阐释民族文化心理场对于个体或群体“民族—国家”认同的内在化育机理。

（一）情感方式化育：在场量作用下培育中华民族归属感

所谓情感化育，即是对关涉个体或群体文化心理表层所属情绪、情感状态、情感品质等情感方式进行正向引导与培育的教育实践活动。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情感方式化育功能实现，必然要借助于作为民族文化心理场核心动能的文化基因的特殊涵濡功能，推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以促动各民族成员之间内在情感的交往与互动。

民族文化心理场具有情感化育的功能，它指向个体在心理场“场量”作用下实现自我与群体情感的深度联结，促使个体形成对自身族群身份的归属认同。民族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心理场的核心动能，即支持场域运行的核心能量。它是民族成员共同文化心理的凝结物，是民族群体形成情感认同、实现民族“共情”的重要心理基础。民族文化基因渗透于人的生活样法的各个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在性，“要靠特定场域中的人、社会以及各种文化现象，比如文化场域中的器物、建筑、活动、节日、习俗等传递来传承”[27]。民族文化基因的核心是文化认同与归属，它的传递与传承过程即是民族成员凝聚共同体情感、培育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发展的现实同构。但是，中华民族归属感属于共同体成员的整体性情感表现，表达的是各民族主体对自身中华民族族群身份的情感认同。这种共同体情感方式的引导必须依赖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的化育功能，而共生文化基因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促动中华民族归属感生成的核心“场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各民族在文化与民族交往中形成的历史结果。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下，共生文化基因反映了各民族文化互促互荣、和而不同的文化结构，体现了各民族成员情感相依、心灵相通的文化图景。由此，只有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场中共生文化基因的情感化育功能，使各民族成员在跨文化交流中理解、适应与共享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才能在情感共通基础上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