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富强”解读
作者: 李娟 孙志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023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意蕴,有效创新与选择实践路径,对于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筑牢精神支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本期话题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邀请专家就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以飨读者。
摘 要 富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价值目标,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根基。富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理想社会蓝图,是吸取近代历史深刻教训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富强”价值观的内涵体现了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国家繁荣强盛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统一、和平发展与共享共赢的统一。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富强观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构建合理收入分配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加强公民劳动幸福观教育,汇聚富强国家的人民伟力。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 李娟,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志飞,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为了有效整合并汇聚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必须构建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具有高度共识性和引领性的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囿于篇幅所限,本文笔者主要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位要素——富强。
一、历史维度:富强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为什么说富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价值目标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物质利益及其实现是人类行为的核心驱动力,而生产劳动作为创造物质财富的关键活动,构成了社会历史演进的基石。可以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追求富强的历史。在我国,对富强的追求还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根基。[2]
(一)富强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社会蓝图
富强,笼统讲就是民富国强,进一步说,它包含着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这两个不可或缺的价值诉求。中国很早就有富民强国的思想,如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3];《管子》记载,“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4],“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5];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6]。千百年来,对富强的矢志追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勤劳的中华儿女发奋图强,书写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辉煌历史篇章,使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历史上长期处在世界前列,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富强是吸取近代历史深刻教训的总结
中华民族寻求富强的历史进程曾被保守的小农意识所缚,古代统治者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财富的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明清以来的海禁和闭关政策,使中国与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相隔绝,错失了工业革命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机遇,逐渐落后。自鸦片战争以降,因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清政府国库空虚,无以维持军队的开支,陷入严重的财政与军事困境。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鸿章曾感叹:“中国积弱,由于患贫……以贫交富,以弱交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7]自此,社会各阶级在追求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前赴后继,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物质器物、坚船利炮;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法制度,力图“变法图强”;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倡导实业救国。这些探索尽管都失败了,却体现了中华民族执着探求富强的坚定信念和不屈精神。
(三)富强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192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陈独秀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第五号刊载《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一文,指出:“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经济的。”[8]政治的使命是用革命手段改造旧的政治制度,重建国家;经济的使命则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的富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历经28年艰苦卓绝、荡气回肠的革命斗争,为国家富强奠定了根本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用50至100年左右的时间 “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9],使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10]的设想。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1]的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其核心理念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12]。生产发展、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被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大会报告的主题和奋斗目标。中国自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中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胜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程。
二、理论维度:全面理解富强价值观的
丰富内涵
全面把握富强这一国家层面的首要价值目标的内涵,必须正确认识以下几对辩证关系。
(一)富强是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
党中央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3],不少人据此认为,富强是经济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民主是政治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文明是文化建设的目标和要求,和谐是社会建设的目标和要求,美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要求,这种“一一对应”的说法并不准确。“富”与“强”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同时也具有显著的区别。“富”并不等于“强”,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指标,不能直接等同于国家实力的强大。一些国家虽然经济发达、人均GDP非常高,但是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富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指标,除了经济繁荣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具体包括:拥有先进的科技水平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高端技术领域有重大突破,这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拥有优质的教育体系,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的人才,能够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拥有医疗保障、社会保险、养老金制度等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确保人民在面临疾病、失业、年老等风险时得到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从而维护社会稳定;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高素质的军事人才和完善的军事组织体系,具备强大的国防力量,能够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创意和文化产业发展,能够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提高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影响力等。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既体现在硬实力方面,也体现在软实力方面,不只看庞大的经济总量,还须看内容、结构、效率以及人均水平。故此,实现国家富强的宏伟目标,实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同领域、诸多要素的协同发力。
(二)富强是国家繁荣强盛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统一
国强是民富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国家的繁荣强盛为人民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发展机会和坚实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人民实现富裕的重要基础,但是国强并不必然形成民富的景象,这取决于社会制度的设计。人类文明发展到当代,物质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呈现出前所未有之巨大和前所未有之快捷,拥有丰裕物质财富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但是,有意愿且有能力在国家层面上致力于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经济体并不多见。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区别于历史上其他社会制度,不是通过压迫大多数人来谋求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最大限度地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论述发展目标时就指出,要使我国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4]。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15],“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7],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共同富裕的内涵。
正确理解共同富裕要厘清两个认识。一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同等、同时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逐步实现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实现共同富裕作了分阶段的战略安排:“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18]这为动态推进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二是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是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只有在确保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个体才能有余力去探索与享受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若物质生活陷入贫困状态,那么精神生活的丰富将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实现。然而,单纯的物质富裕,倘若未能伴随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提升,那么这种所谓的“富裕”显然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追求的真正富裕。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9]也就是说,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也对经济基础产生深远影响。若社会成员在精神生活层面达到丰富,且持有符合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治观念、法治意识、道德规范、科学精神和艺术追求,那么这些因素将为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物质财富的积累提供有力的价值指引、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因此,我们强调,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注重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平衡发展,需警惕过度注重物质享受的倾向,以免陷入高福利政策的泥沼,引发物质主义的泛滥与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富强是和平发展与共享共赢的统一
在西方大国崛起和发展的道路上,军事侵略、殖民掠夺、剥削压迫、霸权主义如影随形。从资本原始积累时,英法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打开亚、非、拉美等地区的市场大门,大肆掠夺资源和财富。到两次工业革命完成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并引发了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可以说,西方大国的崛起与繁荣历程,实则是一部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被剥削、被压迫的血泪史,也是一部对异己力量特别是对那些形成竞争力的国家和民族实施排斥、遏制与打压的强权政治史。我国并未采取侵略、征服或控制的手段,更未通过掠夺或攫取他国财富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而是采取和平方式,依靠巨大市场需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内生动力增加财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让·皮埃尔·拉赫曼指出,“在不发动战争,不掠夺、奴役、占领别的国家的情况下成了一个超级大国,那么中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依靠侵略他国而崛起的世界大国”[20]。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繁荣富强,有些人偏执地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会侵略他国、引发战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早在1974年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候,邓小平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过去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我们不仅不称霸,还把“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努力使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人民。1956年,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1]。邓小平说,如果把中国建设成为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一些。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整体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以更加积极作为、敢于担当的姿态,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帮助世界上“被遗忘的角落”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价值链体系,为世界各国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并拓宽了合作领域。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感叹:“历史上从来没有谁尝试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在经济领域将那么多国家和大洲连接起来。”[22]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中国将继续秉持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天下情怀,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的重要贡献。
三、实践维度:
弘扬和践行富强价值观的路径
富强虽被界定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然而其深远影响力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微层面,体现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乃至每个公民的思维观念之中。这就需要把实现国家富强的宏伟理念内化为社会和民众的自觉意识与行动追求,把富强理念的培育与国家、社会、群体及个人等多重层面的价值诉求相融合,以实现全方位的价值共振。